抗日战埸上的红军战士吴富善

戴廷耀

吴富善1912年10月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横江乡良观村的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二七年后任吉安青工学徒联合会副委员长、横江少先队支队长兼政委,一九三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吴老说:“我村子离吉安市十来公里左右，全村约有三四十户人家,都是自食其力的穷苦人。听父亲和家乡老人讲，我家曾祖父时在当地还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大家庭，说得上是书香门弟。祖父是满清秀才，在家乡一带颇有名望。由于祖父抽上了大烟，短短几年，万贯家产被祖父大烟枪毙掉了。从此家景一落千丈，生活陷入了贫困的境地。
我父亲叫吴敏士,父亲出生时,家中巳是一贫如洗了,祖父虽然是秀才,我父亲却是个文盲。家中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钱读书，被生活所迫，父亲经人介绍离家到汉口，在一家小钱庄里做小伙计。
我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全靠父亲收入,无法维系家中生计，全家人经常处在半饥饿生活状态，母亲为了养活五个孩子，在家养猪、养鸡，破柴拾粪，纺纱织布，尽所能养活我们。
1924年秋，在外经商的大哥托人带口信，准备介绍我到吉安去当学徒，并说是父亲的意思。我很高兴,家里没有一分田地,一年到头靠放牛、砍柴给人帮工换点粮食。十几年没吃过一顿饱饭。
来到吉安，我好象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什么都感到新鲜。我随大哥来到位于吉安偏西花巷口的泰记布店。我是在大哥给一个叫戴丰泰的人送礼说情后，才被安在“泰记布店”学徒的，我由他出面做保人,与布店订下了为期三年的契约，三年学徒期内,只管吃饭,不发工钱,除了忙店里店外的活外，还要伺候老板两个老婆，买早点，倒尿盆、洗衣服，每天早上还卸门板开张营业，晚上上好门板关好屋门。
1925年吉安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行各业相继成立了工会，总工会成立不久,在一座破庙里开办了工人学校，名义上教工人识字，实际是青年团的一些先进师生前来宣传革命道理。一天晚饭后，我来到工人夜校，发现我们布店的晏然先生在讲道理，他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直讲到了中国共产党。把我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里。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9月,出兵江西，由赣南、赣西直逼吉安。面对北伐军的大军压境,吉安守城军阀蒋镇臣早已闻风而逃,北伐军在吉安党组织和广大工农群众支援下，一弹未发，顺利拿下了吉安城，吉安总工会成立了吉安青工学徒联合会，我任副委员长兼武装纠察队队长，并在叶剑英任师长的北伐军支持下，建立了一支500多人，100多条枪的工人纠察队。
1927年4月12日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改变，1927年8月6日在朱培德指使下，国民党驻吉安第八师师长朱世贵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逮捕了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梁一清，商会会长，共产党员晏然等人，反动派8月12日在吉安中山广场杀害了他们。我从1924年10月到1927年8月离开,只差两个月就学徒期满,却被老板以“目无法纪,违反店规,顶撞老板,不服管教"为由开除了。替老板白白干了三年,分文未得,但我在一批共产党人的身上明自了许多革命道理。 1930年10月4日，红军攻克了吉安，毛主席为他们召开了追悼会，10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召开庆祝大会，10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陈正人为付主席，方志敏、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朱德、陈毅等53人为委员。第二天上午，红四军十二师特务连政委刘毅民找我说：“赣西南特委的同志要我来找你，通过你动员一批工农子弟参加红军”。我说：“正好，昨天开大会，我们少先队集中了200多人就在附近，没有分散下去，我马上集合，你给大家动员一下”。
我来到吉安车街头小庙中，把集中住在小庙中和分散在附近住的队员召集起来，请刘毅民做动员，刘毅民同志讲完，我马上讲到“少先队员干什么都没有落后过，参加红军我第一个报名，”接着有100多人参加了红四军十二师，加上解放吉安后参加其他红军队伍的，少先队基本上全部参加了红军。”
吴老接着说：“参加红军后，我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和长征。
吴老说:“到达延安后,我参加了东渡黄河的战斗,在红军大学学习后,我在抗大任过教员。
一九三七年三月,组织上安排我在三十一军任宣传部长,还没报到,组织上又派我到“援西军"政治部任总务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转战晋冀豫边抗日,参加了百团大战,建立和巩固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抗日游击支队政委，和田长江队长带着一二九师第三抗日游击支队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开辟发展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我们翻越太行山，从辽县进入武安县开展抗日工作，协助中共直鲁边特委在磁县贾壁阴沟诗成立磁县抗日县政府。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二九师派我到伯延与翟墨新接洽,然后决定派两位同志领导这支队伍。当时翟墨新和他的舅舅武伦佩(当地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民团团长)组建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由于是一支自己组建的抗日武装队伍，缺乏打仗的经验，于是翟墨新跋山涉水数百里,到山西襄垣找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要求派有打仗经验的同志接管他们这支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力量。我按照师首长的指示，在伯延与翟墨新和他的舅舅武伦佩就共同抗日的事项进行了具体的商谈。这两人非常高兴，后来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带上全队人马及武器和马匹,加入了陈赓领导的三八六旅，编为冀豫边游击大队，武伦佩为大队长、翟墨新任副大队长，在三八六旅先遣支队领导下继续与日寇周旋。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为了给日军进一步的打击，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决心以三个主力团，在响堂铺一带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响堂铺是位于河北涉县以西、山西黎城县东阳关以东，邯（郸）长（治）大道上的一个小村。村南侧，是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山峰陡峭；村北边，是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山势平缓，地形起伏，并有一些村庄。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日军依山顺谷修了一条简便的汽车路。响堂铺是日军由邯郸进犯山西的咽喉之地。三月三十日，徐向前副师长部署：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和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的主力，分别在邯长大道以北的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设伏。同时，七六九团抽出几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王堡等地设伏，阻击可能由涉县西援之敌，并掩护该团左翼。为了打好这一仗，我和团长徐深吉商量:我们七七一团担任伏击任务,应该多消灭些敌人,打后头100辆军车。随后召开了连以上干部战前动员会，明确要求各营、连以火力压制鬼子，伺机打汽车轮子，使得汽车开不动，鬼子也就跑不了了。七七一团于三十日的夜晚进入设伏。　
三十一日上午，当由黎城开向涉县的日军汽车队约一百八十辆汽车驶入伏击区时，我伏击部队向日军汽车队突然出击。日军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伏击他们。我们的机枪向日军车队猛扫，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到汽车上和鬼子中间，压制了日本鬼子的还击。日军有的趴在卡车车头上和车厢两边、有的从车上跳下来钻到车底下负隅顽抗。日本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丢盔弃甲，有的汽车相撞了，有的汽车中弹了。战场上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四起。接着，我们参战指战员向日军车队发起冲击。这一仗打了大概两个小时多一点，战斗就基本结束了。这次战斗，我军共歼灭日军400余名，而且还击退了前来增援的千余名日军。当时，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将一百八十余辆汽车一把火点着，全部毁掉。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在太行山下的南宫成立，我任一二九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政训处主任。一九三八年一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政治委员。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八路军一二九师决定派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袭击黎城，引诱潞城的敌人来援，然后由三八六旅在潞城与浊漳河畔的潞河村之间打一次伏击战，给敌人以歼灭性地打击。伏击战场选在哪里呢？在陈赓旅长召开的战前准备上，大家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地图上的一个地方：神头岭。从地图上看，神头岭确实是个好地方。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险，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出击。但是，陈赓旅长却没有马上做结论，他问道：“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会场沉默，大家都还没有顾得上去看。“这不是纸上谈兵吗？”陈赓笑了起来，“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靠国民党的老地图吃饭，要饿肚子啊！我看这样，会暂时开到这里，先去看看地形好不好？”陈赓带着我们赶到神头岭，放眼望去，大家愣住了：实际地形和地图根本是两回事，公路不在山沟里，而在山梁上！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米。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略高，没有任何隐蔽物，只是在路两边不远处有一些国民党部队废弃的工事。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山。山梁西部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那就是神头村，再往西便是潞城了。显然，这样的地形既不便于部队隐蔽和展开，也不便于预备队运动，是不宜设伏的。“怎么样？这一趟没有白跑吧！”陈赓对发愣的众人说，“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哪！”大家议论着，有的忍不住骂起国民党那地图来。七七二团肖永智政委说：“差点没上那地图的当！”我说：“打仗要靠那些地图，不打败仗才见鬼！”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不免又出乎众人意外，陈赓偏偏选了这个看来不宜设伏的地方，要我们利用国民党废弃的工事设下伏兵。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我和徐深吉团长带着七七一团参加了神头岭战斗。当时我们七七一团埋伏在路北废弃的工事里，同时陈赓旅长还决定由我们七七一团在左,七七二团在右,都埋伏在路北,补充团设伏于对面,七七一团抽出一支小分队向潞河村方向游击警戒，择机炸毁浊漳河上的大桥，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由七七二团三营担任潞城方面的警戒，断敌退路。
三月十五日，担负“钓鱼”任务的左翼七六九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对黎城展开了猛烈攻击。次日，驻潞城的1500多名日军，慌忙赶往黎城支援。上午九时，当他们赶到神头岭附近时，看到公路桥被毁，才知道中了我们八路军的计，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就在他们掉转回头时，我们从正面和公路东、西两侧实施夹击。由于我方的火力、加之我们的迅猛冲击和地形地势等因素，日本鬼子的重火器在此时此地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我们的机枪则不断地向日军进行猛烈射击，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到鬼子中间，打得鬼子叽里哇拉的乱叫。这次战斗，我军歼灭日军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和骡马600余匹。取得了神头岭一仗的大胜。
一九四0年五月,我任一二九师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辖771、10、11三个团)。一九四0年八月八日，八路军总部正式下达了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在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配合活动的作战命令(百团大战)。根据总部作战的命令和指示，一二九师迅速对战役进行了部署。八月上旬，一二九师对冀南军区参战部队发出了命令，其作战部署大致有这么几点：冀南根据地军民参加此役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控制的平汉、德石铁路和邯济公路及沿线敌据点进行大破击。其战役动员7个团(后实际是十个团参加)，并发动地方抗日武装和群众配合行动。
在战役第一阶段，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十日,为总破击阶段,作战重点放在正太路;战役第二阶段,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上旬,为攻坚战,重点放在破坏德石铁路和邯济公路沿线敌据点；战役第三阶段，十月六日至十二月五日,为反扫荡战。
根据一二九师师部对冀南作战的部署，我冀南军区选调了战斗力较强的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并对各军分区的作战进行详细的部署。各军分区派出得力干部深入到敌交通线和据点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工作。与此同时，冀南各地的抗日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参战，并对群众进行了破击铁路的常识教育。根据师部指示，整个作战准备工作都是在秘密条件下进行的。
　　为了打好百团大战首次战役--破击平汉路，在侦察、动员等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冀南军区具体布置了三个破击队，即以四旅十团、十一团，七旅十九团为内(邱)高(邑)段破击队，统归易良品、吴富善指挥；以尹先炳、秦基伟指挥所属部队为邢(台)内(邱)段破击队；由王近山率领二十四团为邢(台)沙(河)段破击队。我和易良品接受任务后,于八月十九日夜，带着三个团的内高段破击队，到达柏乡、隆平、尧山地区集结。同时，军区和各级内高段破击队以十九团破击内邱至冯村段，炸毁冯村南铁路桥两座，攻克了敌碉堡一个；十团也于当夜向鸭鸽营至古鲁营段发动攻势。正当我军向铁路线和车站发起猛烈进攻时，日军以火车两列、汽车数辆、装甲一辆，载200余日伪军向我正在进攻鸭鸽营车站的十团袭来。同时，敌火车两列，载兵百余，也向正在破击古鲁营的我十团扑来。我十团的指战员英勇反击，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重返太行山
　　一九四一年四月，我重返太行山，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不久，调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除了保障部队供给，有时还要作战。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总后勤部被日军包围于壮地脑。我在突围中跳下悬崖，受了点伤，跳出了日军的尾追。一九四四年奉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与夫人李榕一道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奉命奔赴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