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与重庆

姜汤

重庆往事：

《中国当代艺术与重庆》

文：姜汤

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应该重新写，因为它的根是在重庆，而不是北京的“星星”画展。趁很多当事人还在，可以就这个问题，请北京“星星”画展创始人黄锐和马德升等人进行研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非常重要。

十七年前，我在上海办了一本公开发行的全彩色杂志叫《顶层》，这是一本对当代艺术进行研估的杂志，当时影响很大。我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起源进行过认真的溯源，顺着对1979年9月27日，在中国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被媒体广泛称为中国当代艺术开端的“星星”画展的寻源，发现“星星”并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而其真正的源头是在1978年的重庆。

1978年底，一个长头发男人背着一大捆东西，突然从北京火车站走了出来。这个人叫薛明德，是一个重庆人，他背的那一大捆东西是重庆四个人的油画。这四𠆤人全部是重庆离经叛道的先锋油画家，他们分别是张达星、薛明德、杨胜利和彭静。

薛明德到北京，是他们四人受三中全会后中国变化的影响，共同策划了几个月，又共同出资选薛民德为代表，到北京去展现他们的油画作品。这四个人中，文史哲基础最好的是张达星，他除了画画，还疯狂阅读偷来的大量禁书，已知西方出现了很多现当代文艺流派，可惜中国当时处于封禁状态，知道的人是绝对另类。

在此之前的1970年，张达星与我是重庆57中的同班同学，有一天他带我去枣子岚桠见了画画的张奇开。那时我们1 6岁，张奇开口若悬河，从此他成了我们的精神导师，交往至今，巳有半个多世纪。

由于中国在1949年选择了苏联的艺术教育，从此和西方分道扬镳。张达星和我都是奇怪少年，对正统教育天生反感，他对苏派油画不感兴趣，我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更是拒绝。我在精神上除了张达星和张奇开外，非常孤独，所以我的大部分精力转向了社会，与太多三教九流的名人成了朋友。

张达星在十八、九岁，反叛到了极点，他差点被父亲送去疯人院。他当时在重庆废旧回收公司工作，公司拿他也没办法，于是让他一个人、在很偏僻的南岸一座小山上、一幢民国独楼里，为废旧回收公司守旧轮胎。他很高兴这份24小时坚守，星期天也不离开的工作。他说那里很自由，可以疯狂读书和画画，那段时间他读了太多书和画了很多画。那幢楼有两层，很阴森，四周很远都无人，周围长满了树和荒草。他住在一楼，房间里到处是被禁的外国文学与哲学书。我经常乘轮渡过江、然后走很长的路去看他，有时陪他住在那里，但半夜总会觉得有些恐怖。

后来，张达星陆续结识了重庆另外三个与他艺术基因近似的艺术疯子：薛明德、杨胜利和彭静。这三人中薛民德最疯，他厌恶一切按苏式风格画画的人，经常公开鄙视俄派画家。他认可和喜欢张达星，这不仅因为在绘画上他们是同路人，还因为张达星具有他们都不具备的文化策划能力。

1976年打倒“四人帮”他们受到鼓舞，后来北京又岀现了各种思想解放运动。直觉告诉他们，应该将自己的作品拿到北京亮相。于是经过长时间的策划，决定由行动力极强的薛明德代表他们上北京。他们开始力所能及地筹钱，每个人都拿出自己认为不错的作品，一共有八十幅，其中张达星有四十一幅，是他少年时代至青年初期创作的全部精品。薛明德、杨胜利、彭静三人共提供了三十九幅的作品。这个数据，在前几年薛民德与张达星的微信交流中，巳得到了证实。

重庆由于曾经是民国陪都，各种文艺思潮本身从二战时起就不落后。虽然后来新政权通过各种运动清除了不少，但有些东西是骨子里的，通过各种形式又不断呈现出来。从文·革前开始，重庆的自由艺术就一直在扭曲、静默的生态中悄悄发芽。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各种艺术玩法开始多元出现，没想到张达星、薛明德这一支，却通过薛民德到北京而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出现在历史上的最初火星。

从1978年底薛民德到达北京后，他一直在北京寻找突破口企图展出这些作品。他甚至还去了国家文化部，虽然一位副部长还接待了他，他也费了很大的力向他们介绍了这些作品，但最终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1979年3月2日清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突然出现了一根很粗的绳子，上面挂着八十幅惊世骇俗的油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观。一个上身穿着鲜红色冬装、留着长发的男人正在画前疯狂演讲，他就是艺术疯子薛明德。

据张达星对我说，这80幅画薛明德后来告诉他，全部在北京丢了。张达星现在提到这些作品，内心仍很伤感，仿佛丢失的是他最爱的恋人。不过这次画展是中国当代艺术登上中国文化舞台的真正开始，它当时题名叫：“重庆·北京巡迴露天画展”。

当时，全世界的记者每天都云集在这块地方，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是中国变化的晴雨表。那天早上当记者们到来时，他们大吃一惊：五颜六色的油画占满了西单墙面最醒目的位置。

1979年3月4日法国《費加羅報》对这次展出作了大幅报道，称：这是西方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现代艺术……，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起点。

世界各国媒体大版大版介绍了薛明德，他成了当时的名人，而张达星他们却默默无闻。北京很多嗅觉灵敏的文化人开始对薛明德感兴趣，其中包括黄锐和马德升。他们一度与薛明德走得很近，甚至想与薛明德一起策划另一场、也就是“星星”画展。但是，薛明德太难合作，他在中途被黄锐和马德升抛弃。

在那场薛明德当主角的“重庆·北京巡迴露天画展”展岀半年后，另一场被广泛记入史册的露天展在北京拉开序幕。

1979年9月27日，在中国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被人称为中国当代艺术开端的“星星”画展正式开展了。全世界媒体认为这是中国非官方艺术展的又一次继续，他们吸取上次的教训，采取更加多元、广泛地报道“星星”画展的很多细节，使之影响更加深入人心。

“星星”画展的影响力的确大于上次北京X X墙展岀的“重庆·北京巡迴露天画展”，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当时中外大量媒体都广泛报道了“星星”展；二是又经过半年的思想解放，中国人开始更加关注文化艺术新事物。

尽管“星星”画展的创始人黄锐不喜欢薛明德，但他在紀念“星星”十年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他是受薛明德影响，而萌发了独立做星星画展的动机。他后来还在媒体上说：《今天》（北岛主编的杂志）組织郊游圆明园，一位叫薛明德的画家被邀请同行。薛是四川重庆人，他是第一個在民·主·墙举办露天画展的人。”

看来，黄锐是文化艺术界一个诚实的人。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一些所谓的艺术史家和批评家，都不提及这次响当当的“重庆·北京巡迴露天画展”。我觉得这不是历史的缺失，而是这些写艺术史的人根本就很无知和愚蠢，这种水平决定了他们的文章和书籍质量不高，记录的东西不完整，他们写的东西非常值得怀疑。

紧接着，1980年1月1 1日，重庆又出现了由张仁强、张奇开、邓庭良、李德虹策划的标志性艺术事件，这就是在沙坪公园举办的“野草·同仁画展”。这个画展同样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当年春节期间，现在被媒体称为“当代艺术教父”的粟宪庭专程到重庆采访，他当时是《美术》杂志的编辑，张奇开在重庆陪同他，并接受了他的采访。

由于“野草”画展名气很大，当年（1980年）秋天，黄锐、马德升等三人到重庆，由张奇开陪同他们去了四川美院、西南师范大学、重庆艺术馆三个地方。这一路下来，他们见了很多优秀的重庆人。后来，我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总能听到北京人说：重庆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今天仅以此文纪念重庆人曾经拥有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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