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韵媛澈的美篇

冬韵媛澈

当医生就得不怕鬼

——我的外科生涯（四）



作者：高有炳（遗作）

整理者：高伐林、高冬媛

【本文作者简介】

高有炳，湖北鄂城（今鄂州）人，1913—1998，著名外科大夫。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重庆中央医院、陆军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市第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外科主任，武汉医学科研所所长，兼武汉医学院教授。在湖北、武汉地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他与姐姐高欣荣（1905—1997，妇产科专家）哥哥高有焕（1911—1972，内科专家），以医学界“高氏三姐弟”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三姐弟先后赴美深造，并一度在武汉合作开办“高氏医院”

D-01：高有炳保存的照片：武汉市第二医院（现武汉中心医院）劳动模范与职工合影。摄于1950年5月12日。前排右三为高有炳，前排右七为高欣荣。



（续 前）

●战战兢兢学麻醉

那个年代还没有麻醉专业，也没有专门的麻醉师，手术麻醉是由外科医生自己掌握，参考书也不多，方法简单，只有全身麻醉、腰椎麻醉和局部麻醉这几种。助理住院医生最怕的就是全身麻醉（简称“全麻”），不易掌握，又没有氧气供应，麻醉多是用开放点滴方法。刚开始怕极了，因为前人在麻醉时滴多了，发生过死亡事故——那时是用哥乐仿，给得太急和过多，就造成悲剧。医生若发生事故，牵涉一大堆人受处分，主要责任者开除，其余记过的记过，降级的降级。以后干脆大手术全麻的病人由高年住院医师负责，二、三年住院医师最怕轮到作全麻，一般腹部手术，时间短的多半用腰椎麻醉（简称腰麻），只有在麻醉失效下才用全麻；腹部以上到头颈部的手术，则非用全麻不可。

我找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书看，都谈得很少。哥乐仿我是不敢用的，麻醉快，但危险性大，麻醉深度完全靠医生来掌握，过深了怕病人窒息而死，麻醉滴少了病人未麻过去，感觉到疼痛就乱动不合作，无法进行手术。于是我就集中研究全麻用的乙醚性质和药理，慢慢摸索出一点经验：在病人麻醉后，下颚骨松弛了，这就是最好信号——不能再多滴麻醉药了，保持着所有肌肉都松弛了，才好手术。这样一来，凡是沈克非亲自开的大刀，需要长时间的麻醉，都点名要我作麻醉。

D-02：麻醉是手术的重要环节。



　　

他的手术病人多是当时名人，点名要他开刀，可想而知我做麻醉，精神压力极大。有一次，一个权贵×部长做肝脏手术，我知道有肝病的病人对乙醚的麻醉耐受性差，就怕他死在麻醉上，真是心惊胆战。几个钟点手术做下来，我连紧张带疲累简直要瘫倒。手术虽未成功，只作了切片检查，确诊了是肝癌晚期，但主刀者说我的任务完成得好。

这位病人清醒后直喊痛，但医生又不敢打吗啡，管床医生是第二年的住院医师计苏华，他就得坐在床边照顾处理。病人在半醒半醒的状态中，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搞得计苏华手忙脚乱，晚上还要坐守，随时检查伤口、脉搏、呼吸心律等。因为这位病人是当时的大人物，不能有丝毫的大意，管床医师就这样守护着，最后索性铺一张小床紧靠着，整整十多天，病人不行了，而计苏华也看着消瘦多了。最后病人还是死了，计苏华对我们说，当病人断气时，他说：“老祖宗！你再不死，我真的要跟你走了！”虽然是句幽默话，也可知当时住院医师“学徒”的苦处了。

计苏华是中共地下党员，对同事是保密的。解放后他被派到美国留学，回国担任中华医学会总会负责人。他曾来武汉，就住在我家，谈起这件往事，不觉好笑。文革时他拒绝向造反派交出首长的保健卡而被迫害致死，实在可惜！

(整理者按：作者对计苏华先生的记忆有误，叙述不尽确切。见下面图片说明。）

图D-03：计苏华，1917—1976，江苏苏州人。在上海医学院读书期间加入中共。1947年，在周恩来指示下，赴美深造。1949年回来后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任北京医院副院长兼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一度担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文革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6年10月12日逝世。



●冒风险到高官遗体上取样

再说回到轮转。我到临床病理科工作两个半月，求知的热情高涨。回想在学校时学习病理，只是在患者死后解剖看到一些病理变化，与临床合不起来，所以兴趣不大。自从轮转到临床病理科，就改变了这种态度。我认识到医学没有临床和病理二者的结合，许多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医学也就得不到进步。

临床病理科是上海医学院病理学馆分出来与中央医院合作的一个科室，主要负责人还是同一个人领导，就是当时全国著名专家之一谷镜汧教授。他从同济毕业，留学德国获得博士后，又到美国访问，学术渊博，有许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谷教授完全献身于病理学，一心扑在病理研究上，每天都是很晚才离开。其他副教授、讲师、技术员和工作人员都下班走了，他一个人还点着灯在馆里研究，我一轮转到病理馆，就为他的研究精神所折服，就跟着他转，当助手和干些杂事。因为我懂德文，他也深深地喜欢我了，什么都叫我做，大多在下班后。由于我在校时病理基础好，一般的病理报告，他也信得过要我来写了。当时各科在手术中取下的标本，凡不明性质的就都送到病理馆来作最后的诊断。遇到临床疑难病症，经过许多会诊和会议讨论仍未能确诊的，总希望有个结论，以便今后碰到同样病例，就可以对症下药。

图D-04：谷镜汧，1896—1968，浙江余姚人，著名病理学家。德国医学博士，复旦大学病理学系创办人，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文革中遭受迫害，服毒自杀。他的照片和简介悬挂在上海医学院院史馆。



　　有一天下班后谷教授对我说，晚上有一项很秘密、很危险的工作，问我能不能去，不能就算了。他原原本本地对我解释说：科学家是为了求知，救人是当医生的天职，有时遇上厄运，可能会牺牲。而你没有什么牵挂，能不能和他夜晚到某处从一个已故老病人身上取点材料作研究，弄清现在临床内外神经科为诊断和治疗争执不下的死因，而且不能留下丝毫痕迹。因为这位死者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高官，遗体有警卫特别守护，如果我们秘密取样被发现，就可能遭到危险，甚至被当成坏人当场枪杀；而如果按照正常程序申报取样，则绝无可能获准。

求知心切，我们顾不到那么多了，还是蹑手蹑脚地去了。经过对取样的病理研究，得知他的死因为晚期梅毒。在诊断临床症状上，就多了一个病例。

●当医生就得不怕死人不怕鬼

另一次，一位腹部外伤病人经主治大夫之手，还是未能起死回生。剖腹检查时我看了全过程，手术很成功，修补了小肠的一个大裂口，将所有肠子都搬出来仔细检查，再将肠子修补，伤口缝好，未料该患者手术后发烧不退，且有腹部压痛，给予消炎药物，亦不见效，也是经过多方讨论与治疗，皆无好转，最后死亡。大家找不出原因与治疗方法，只好认定是严重的急性腹膜炎所致。但我总觉得死因是个谜，始终放心不下，就深夜一个人拿着应用器械前往探究。

图D-05：1944年的重庆中央医院。



　　当时的停尸房是临时在山谷森林深处搭的一个小棚子，里面放了三四张类似铺位的台子，停放死尸，阴沉寂静，无人守护，特别令人害怕。我开门进了黑洞洞的棚子，向病理科借的手电，一时亮一时不亮。当晚里面放了两具尸体，我找到外科的那具，脱去其衣服。将他翻身时，觉得特别重，尸体僵硬的手将我的头打了一下，真将我的魂都吓掉了。愣了半天，才心中默祷：为找出病因好挽救更多的生命，不得不借重你的躯体了，望你原谅和配合。打开伤口，将肠子搬出来，循着脓液溯源查找，在脊椎骨肠系膜根部一段小肠上，发现有一个小裂口，流出肠液。这一处也是临床医生检查最容易漏掉之处，我以后临床教学时特别强调不可疏忽。

等我回到宿舍时已是半夜两点半钟。因为找到答案，心情畅快，很快入睡了。次日找了个时间又跑去看了一下，另一具尸体已运走了，留下我检查过的那具，我又将他的衣服整理平顺，觉得发现不了疑点才离开。这地方很少有人来，除了搬运尸体者，多在白天里来，一般夜晚无人来。想想也真可怕，因为有了求知的欲望，才这样大胆的。

（整理者按：在作者所讲述的那个年代，医生和一般民众的法治观念都还比较薄弱。以上两例，尽管是出于求知以拯救更多生命的初衷，但作者今天再遭遇这种情况，也应三思而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