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中学时代

土木星

序

今年3月8日,原鄂城县城关高中高二(1)班举行了毕业50周年同学会,并且还邀请了我们的班主任王桂萍老师。见到了疫情后的老师和昔日的同学们,看到一张张曾经熟悉的面孔，让我感慨万千，感叹时光冉冉、岁月如梭、今春相见、分外高兴。说不尽的话语、道不完的往事、把酒言欢、饮茶畅聊。乘坐的旅行车上,可巧的是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正好在我的前排。她笑着对我讲:“杜国峥，你写的几篇文章我都看过,写的挺好的，我虽然在微信同学群里很少发言，但我经常在关注同学们”。晚餐后，我们几个去王老师餐桌前道别，王老师忽然笑着对我说了句:“我期盼着你的新作！”。回家后我思忖着她的这话，应该不会是开玩笑的，况且她已是80多岁的老人,我可不好违了她的意愿。

写什么呢？文学写作不是我的擅长。我喜欢股票,没事时便在自媒体上写点投资类的小文章,想着横竖也是写，不如借助个人媒体将就写了。上回写了《我的知青梦》，那是写同学们高中毕业后去农村插队的生活,那这次何不补上我们中学时代的一些生活呢？况且,王老师也是喜欢回忆那个时期生活的,毕竟她和我们相处过N年。回忆老师那曾经的关怀，同学的相伴,这些回忆是我们终生受之不尽的幸福,也是一笔私有财富。
2023年春季同学会后

我 们 的 中 学 时 代

上个月读到一篇关于北京1969届初中生毕业的遭遇，大意是69这一届的初中生几乎就没有上过什么学，其真实的文化水平只是小学生，文革开始造反,头三年就这么混过去了，最后直接全部下放，而且去的都是边疆。1966年的文革突然来临，对于这个特殊群体来说是伤害无穷，相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当时要幸运的多了。

上面说的这个群体，其实跟我一样，都是1966年夏季的小学毕业生。

一、严厉的小学班主任

1966年,我当时在鄂州县新民街小学读六年级，班主任是梅志学老师。梅老师是一个正规的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这在当时的小学里还是为数不多，那个时候初中生可以当小学老师，相比之下，他的学历显得有些过高了。梅老师教学严谨，对待学生严格要求，记得我上三年级的那会儿，一个冬天早上，天还下着雪，我起晚了一点结果迟到了。当我气喘喘地跑到学校三(3)班教室门口,站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的时候，梅老师头也不回地大声的说了一句：“你就站在外头吧！”结果,我在教室门外的屋檐下足足站了半个小时，直到下课铃响了这才哈着气搓着发红的双手回到我座位上。这事如果发生在现在，那家长还不告到了市里，老师也得挨个处分，不过,在当时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以至于文革开始时,个别学生还记恨他的严厉,街上遇到他时还搞点恶作剧。

二、奇异的新闻

我上6年级那会儿,在小学六(3)班，当时上课并不在新民街小学内，而是在东门电影院前面的一座民房里，估计当时学校在维修吧。临近快毕业的那几个月，同学们在教室里昏暗的灯光下听老师讲课。民房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厢房，周围全是木板钉上去的,我们叫“鼓皮”。那时候的人喜欢将些旧报纸或杂志打上浆糊“闭”上去,使得室内明亮和干净些。然而，每当我听课开小差时,却被“鼓皮”上杂志的新闻所吸引住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李礼记》，还有对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批判文章。看明白后才知道这伙人被打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我当时还是小孩，当然不会领悟到里面的意思，只是觉得好奇，殊不知中国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即将到来。

( 图:“批判三家村”)

三、录进鄂一中

1966年6月份，我小学毕业。当时县城关只有二所中学,一所是“鄂城县第一中学”、另一所是“城关镇民办中学”，均为初中。毕业时，全县小学生到鄂钢子弟小学参加中学入学考试。说是进行入学考试择优录取，实际上还穿插了政治因素，好些个成绩好但家庭出身及社会关系有问题的同学,后来被分配到城关镇民办中学。考试结束之后，我有幸被录入了“鄂城县第一中学”。鄂一中可是全县学子向往的地方,封建社会称作儒学,是秀才们上学之地，我被编入了一年级三班，记得班主任是个叫陈楚凡的数学老师。

(一)、文革爆发

我于1966年9月1日进鄂一中,然而,开学不到一个月全国文革就爆发了。一天，黄石XX中学来了些学生到一中串联，他们鼓动学生们将教室的课桌搬到操场上,并拉上横幅标语,宣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谬论,并将全国各地的造反形势用传单散发开来,不到一周,学生们都被动员起来了。无懒，学校被迫停课。此后,学生们纷纷带起了红卫兵袖章,上街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一时间学校和街上大字报铺天盖地,传单满天飞。记得当时规定3人可成立一革命造反组织，号称某某某红卫兵战斗队；人多的话可号称红卫兵某某造反兵团；可刻制公章；校方免费提供印刷机、油墨、钢板、纸张等宣传品。在高喊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鼓动下，一中的一群学生在别有用心人的带领之下,拿着绳索、钢钎、木棍等工具，冲上了西山古灵泉寺，将寺中的四大金刚、如来佛祖、18罗汉、套上绳索扯下殿堂,可怜的菩萨们被砸了个精光，真是作孽呀！好在我们还小，刚进学校不久,一年级的学生没有参加到这个“打砸”的活动中。

(图:文革破四旧)

(二)“串联”

1966年9月份,中央号召红卫兵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大串联”，宣传革命精神，路上食宿、交通均由国家财政支出。随之,高校师生“大串联”开始,之后,“大串联”逐步蔓延到中学。在天安门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的激动人心新闻鼓舞下，一中的同学陆陆续续地结队去北京和上海串联。这一年入冬后天气特别的冷,一天,天上还飘着雪花,记得有一队学生打着红旗从十字街经过,他们身背背包,看样子是徒步串联,然而他们身上却还穿着单衣,待他们问路时才知道是从广东徒步过来的。后来,从上海串联的同学回来说,由于都没出过远门,衣服带的少,在上海冻的要命,好在有介绍信可以找“接待站”(当时全国各地设有接待站接待红卫兵),接待站给他们免费发了大衣,没钱了,还可以打借条借点钱。反正那时出去串联,吃饭、住宿、乘车都不要钱,大伙就当出去见下世面。大串联是特殊时代难得的一次“免费旅游”,多数学生外出是因为机会难得，他们想用“革命的名义”出去逛逛。我当时刚满13岁,胆小，只是约了几个同学,开了张介绍信,半夜12点钟去小北们码头搭汉九班“洋船”去汉口。船上没座位,我们下到底仓,在锅炉门前,曲转着身体眯着眼睛看着炉门里窜动着的火苖,将就着蹲了一夜。第二天8点到了江汉关码头。下船后,我们胡乱地找了家接待站,接待站工作人员给我们登记完毕后,发放了进餐券、客车票、电车票。晚上,工作人员抱来了棉被给我们打地铺睡觉。邻近地铺上围着一群人在聊天,个个都不穿内衣,光着膀子，一打听,原来是河南老乡。“听说不穿内衣是方便捉虱子”,我们几个小声笑着说:“早听说河南老乡不穿衣服‘困醒’原来是真的,今晚莫把虱子过到我们了”。一会儿,来了工作人员,给我们串联的学生每人“请”了一枚毛主席小像章,大家高兴坏了,我立即将这枚珍贵的像章别在胸前,想着有吃有喝,明天还能上街“见见广”，竟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据史料统计,从1966年8月到11月，天安门检阅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人,创造了世界检阅史上的奇观。直到1967年3月,中央停止全国大串联后,红卫兵串联才停止下来。67年春季,上面通知我们返回新民街小学“闹革命”,学生们在母校贴大字报、刷标语,还把个别老师弄出来批斗,殊不知这样做是伤害无辜。就这样打打玩玩,瞎折腾了2年。 66这届的鄂一中一年级学生仅上了几天课,更谈不上毕业。

(图:红卫兵串联到北京)

四、再上初中

1969年,折腾了2年的大串联、大批判、大武斗、大造反基本结束,上面要求“复课闹革命”。为对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此时,原“鄂城县第一中学”改名为“鄂城县城关镇五七中学”(初中不设高中)。

(一)、分班

由于全国大部分中学文革头3年停课,没有招生,怎么办?不知当时是那位专家想出来个高招, 即“三届合并”，将66、67、68届小学毕业生同步升入初中一年级,由此,才有了“小三届”之说,而“老三届”则是指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66届、67届、68届三届初、高中毕业学生。当时在中学的初、高中学生因文革造成在校的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这就是“老三届”的由来,也是后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根本原因。
那时，学校呈军队建制,年级分为连、排、班,入校后我被分到“五七中学”一连3排。

(二)、“工宣队”驻校

当时学校行政组织为校革委会,实际掌管领导权的则是校“工宣队”。“工宣队”是“文革”期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与执行相同任务的解放军“军宣队”一起被派往大、中学领导工作,农村学校则由贫下中农组成的“贫宣队”管理。
我们五七中的“工宣队”则是由县第一建筑公司派驻,解放中学则是由县酒厂派驻。所谓“工宣队”他们基本上都是小学毕业水平,根本不懂教学,也就是在学校瞎咋呼。我校工宣队当时队长姓杜,矮墩墩、有点胖,外号叫杜胖子,脾气暴躁。一次操场上军训喊口令 ,后面同学打闹,我步伐没跟上,杜胖子勒令我出局在操场外罚立正,其实我跟他还是正宗的“家们”,估计他不知道，回家后我告诉爸,爸气得直骂他:“猪呀!”。

(三)、“洋气”的女老师

当时,我们一连3排班主任是教英语的吕家林老师，吕老师的英语据说是年轻时在天主教堂跟外国神父学的,怪不得口语蛮纯正。一连1排的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据说是从海南岛来的,叫王桂萍,而且还是个正规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的。第一次见到她时,同学们情不自禁的喊出声来:“哇塞!好洋气哦!”。她个子挺高的，身材苗条，人也长得挺漂亮。乌黑的头发,弯弯的眉毛下面嵌着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特别是让女生们羡慕的是垂挂在耳旁的一对长长的辫子,辫尾还用毛线结着两只红色的蝴蝶结，走起路来左右摆动,好像两只漂亮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她还讲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班上的同学都羡慕死了。王老师教我们几个班的数学,既慈祥而又严厉,并且责任心强,是个关心和爱护学生的好老师。记得初二即将毕业时,同学们面临的是进高中继续学习还是下乡去农村插队的抉择。一排的万建平同学平时学习成绩不错,但他却作出了下乡插队的决定,当王老师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去他家中进行家访。通过与他父母交流后,才得知他家中只有父亲1人工作,母亲在家做家务,下面还有弟妹几个,生活比较拮据,为了使弟妹们还能上学,他不得已才作出弃学下乡的决定。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王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万建平同学的父母说:“不要轻易作出弃学的决定,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也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弃学会影响孩子以后的人生发展,人生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之路。眼下家庭虽有些困难,熬一熬也就过去了”。听完王老师一翻肺腑之言后,万建平的父亲终于被感动了,他含着泪花说:“王老师你放心,就冲你家访这份心,就算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高中”。后来,万建平每每提到这事时说:“是王老师的那次家访才使我重新作出了选择,因而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才使我后来能走到省电力厅中层领导干部的岗位上,否则我如今还不知道咋样呢！”。

(四)、战备与军训

1969年，苏联入侵珍宝岛,中苏两方不断向边界增兵,战争一触即发,在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精神指导下,全国城市掀起了人防工程建设的热潮,即挖战备洞。当时学校组织挖战备洞是避免空袭时学生有地方疏散。同学和老师们在教学楼与三眼桥之间的空地上开挖起防空洞来。全校以排为单位，各排又分几班干活。A班下到地洞里用锄头、工兵铲、钢钎刨土、B班用箩筐将土一筐筐吊上来、C班则负责用板车将吊上来的土从三眼桥转运到校外的明塘湖堤上。那时候我们干活不感觉累,愿意挖洞，反倒不愿意上课,觉得挖洞不动脑筋还没作业,很好玩呢！

(图:学校挖防空洞)

除了学习外,每周有几次军训活动。军训时按连、排、班编队，主要有学唱军歌、练站军姿、编队形、操练步伐、跑步走等。在训练过程中，大家越练越有劲，逐渐养成了整齐划一、令行禁止和严守纪律的习惯，也培养了大家迅速、准确、协调一致的作风。同学们最喜欢的是练刺杀和学打民兵拳。请来的教官先分解、后连贯，先练单个动作，后练分队动作，讲解与示范相结合。练到高兴时,操场上杀声震天。休息时三两同学还喜欢将木枪拿在手上,相互打闹。

(图:学生开展军训活动)

(五)、“外号”与时髦

有意思的是,从中学时代起,大部分男同学都被人取了个“外号”,比如马棒、彭霸、吃糠、长子、八号、涂飙等,我当时长得痩长,自然被取了个“豆角”的“外号”，也算是“实至名归”。班上的同学除老师点名外,下课后基本上是互喊“外号”,直到下放以及日后工作了,老同学见了面还是不忘叫“外号”,问其姓氏名谁,用手挠了下脑壳,竟一下答不出来。几十年后同学聚会还有人叫我“豆角”,哈哈！这“外号”象注册了似的终身伴随。中学的孩子互取“外号”主要是调皮，二是“外号”容易拉近彼此距离。“外号”几乎是每个中学生的标配,不仅男生有,女生也有。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一些人的外号，并能以“外号”为纽带回忆起那时伙伴们的一些趣事,也不失为老来快乐。
此外,初中男同学都好追求时髦。那时,武汉青年人时兴什么,用不了多久就传到鄂州来了,比如,男生喜欢去理发店,将额上头发吹个“大菊花”,班上傳庸功、蔡光等同学,常常在家中弄好了头发再上学。还有些男同学喜欢去裁缝铺改裤子,将裤管缩小,当时叫“烤板裤”。班上的王际平同学是个改裤的能手,因为他家有台缝衣机,同学们放学后,喜欢去他家求他改裤子。那时,穿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补缝补又三年”。最容易磨破的地方是肩头和膝盖头,怎么办?我们就找块厚点的,颜色相近的旧布,按肩、膝盖头大小剪开,然后用缝衣机“读”上去。班上彭俊同学他缝补盖头的手艺最好,一圈圈罗纹线“读”得是既好看,又厚实,还经磨。那个年代生活水平差,衣着只讲实用,没有谁去笑话谁,就连老师也有穿了打补丁的衣服上课呢。

(图:初中一连三排毕业照)

五、升入高中

(一)、重新编班

经过二年的初中学习后,我们于1970年年末毕业。当时毕业去向的选择是:不愿升高中的安排下乡插队和投亲靠友；愿继续读书的可升至高中,实行自愿报名。然而,有不少的同学选择了下乡，这些同学大部分去了涂镇，据说条件很艰苦。
1971年春季,“鄂城县五七中学”改名为“鄂城县城关镇高级中学”, 改名后学校不再设初中部。原城关66、67、68届的小学毕业生基本上是在“五七中学”和解放中学(原解放街小学升级),读了2年后毕业，此时这届3届小学毕业生又同步在“城关高中”会合了,这算是“文革”留下的后遗症吧！校名变更后,高中一年级设为7个排。待高中二年级下学期时，学校进行了大“重组”，撤销军事建制,高中缩为6个班,学校将原6排撤销,学生分别插到高二(1)、二(2)、二(3)、二(4)、二(5)、二(6)班。

我所在的高一(1)班是由原初中三排和初中一排合并的,王桂萍老师此时成了我们高一(1)班的班主任,杜仲耀老师则教我们语文课。到高二时,我们(1)班的同学由于“重组”增加到50多名,年龄也相差3-6岁左右，当然,现在的中学生是无法理解那个时候的奇葩现象。

(二)、上课

“文革”时期的学制根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初中、高中统设为二年制。学习科目主要是,语文、数学、外语、历史、生物(有叫自然)、工农业基础知识等，课本都不算厚,薄薄的,象小册子,外加体育课。高中阶段则增加了物理和化学。教材呈现出很多匪夷所思的特点。基本上以领袖语录贯穿全书。一是领袖的诗文和文章、二是大批判文章、三是斗私批修文章、四是表现亚非拉革命友谊及反帝反修文章。特是鲁迅作品等文章。鲁迅先生的文章由于阶级影射性强，且比较深奥和内涵,比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学生无法理解,每逢学到他的课文时,同学们都提不起精神来,只到现在,中学生最怕考试时出这种题。另外XX统帅的文章或语录也列入教材学习。其实文革时期的课堂水份大，整个学期穿插了学工、学农、学军、大批判活动，有些教学水平高,甚至对学术有一定研究的教师被打倒,语文课基本变成了“政治课”。毛主席文章和诗词、马列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连数学课也成了“阶级斗争”的忆苦思甜课。

(图:文革时期 上,数学课本,下,语文课本)

记得有一个时期,早上上课前和下午放学前,人人胸前要别一枚毛主席像章，手举一本“红宝书”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高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XX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美其名曰叫“早请示,晚汇报”。

(图片:文革时期学生“早请示,晚汇报”)

(三)、团支部

中学时代的团支部对于当时的年青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毕竟团组织常会开展一些有趣活动,而且入了团,则表示自已积极要求上进,政治面貌也会好看些。我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是位女生,叫牛俊涛,她还担任过班长,同时还是校学生会的主席,咋一看这职务,就知道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女生。高二时我向她提交过入团申请书,她也找我谈心过多次,在她的帮助下,我改进了各项活动中的不足,下学期,我光荣地加入了团组织。记得团支部响应学校号召,开展学工活动,要求每个班至少要拿出一件成果来,由于我对电气很感兴趣,便和几个同学一起制作电容器和小型变压器,牛俊涛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并亲自开了介绍信,和我们一起拿着做好的电容器去县广播站测试。后来,在全校学工总结大会上,校领导拿着我班这个2个“成果”说:一班拿出的这些成果,是学用结合的典范,值得全校学习的。

(图片:高二(1)班团支部)

(四)、学哲学运动

高中某个阶段,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热潮。那段时候,学校师生“酷爱”学哲学,毎个人都要写学习心得和体会。先是每人在小组会上宣讲,然后抽出部分同学在班上宣讲,各班又推荐出讲得好的同学到学校宣讲。学校东大门右侧靠围墙处,原是个旧仓库,为了开展好学哲学运动,便临时将仓库改作小礼堂(运动结束后改成了校铸造车间),每逢周末,小礼堂热闹极了,各班高手,纷纷走上论坛,开讲题目有“一分为二”看问题、还有的是论“对立统一”的规律性、再有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内因外因”的转换,名目繁多,“高手”们结合实际，内容由浅入深,讲得很自然，我们从中也受到了启发。每逢礼堂召开宣讲会,同学们都很开心。据说,当时黄冈罗田县的丁凤英,就是在那个大众学哲学讲哲学的年代里脱颖而出,从一个普通农村女青年,逐步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

(五)、学工活动

那时候,根据“最高指示”学校普遍开展学工活动。学工活动基本上是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二种方式。初中时,学校是釆取走出去的办法。记得初中时,我班是去樊口二机厂学工。每天5点钟就起床,洗漱后将头天剩下的饭菜煮了一锅“烫饭”，吃完之后就急匆匆地从城关步行到樊口二机上班。二机厂有电工、车工、铸造工、行车工、机电工等工种,我被分配到电工组。带我的师傅是个老电工。他每天带我在厂区和车间内架线、竖电杆子、检修电路,我对电器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学的也认真,师傅也蛮喜欢,星期天还叫我去他家玩。除了学电工外,我还向机电车间的技术员学习,并结合课本上的知识请教他们电动机线圈嵌绕技术。这次学工虽然时间只有1月,但通过这次学工,我学到了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为日后自已的爱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图:中学生进工厂学工活动)

到了高中阶段,学工活动是釆取请进来的办法。我们学校成立了校办工厂(主要是铸造车间+小型电动机制造),聘请了县锻压机床厂的铸造师傅指导铸造。师生自已动手打造了炼铁炉,各班师生轮班上岗。由于铸造的原料不好搞,本着勤工俭学的原则,团支部带头利用休息的时间,带领同学们上街去捡废铁,记得王老师还亲自跟着我们,推着板车到小街小巷的角落里寻觅那些“宝贝疙瘩”呢。
铸造车间分工不同,同学们有的分配到熔炼组,有的分到翻砂造型组,我因为个子长,被分到浇注组,也就是用“孢子”在炉前盛满通红的铁水,二人抬到预先配好模的砂箱前浇入到箱孔中，这项活动危险性比较大。当时,其它班有个男同学操作时,铁火忽地爆了一声,不巧,有一颗铁珠溅到鼻孔里去了,后来送到武汉做手术,为此,组织上没安排他去下乡。
为了不影响上课,铸造活动是在晚饭后开始,直到11点结束。记得有次铸造结束后,按理食堂应该给学生送来一瓷罐加咸菜的稀饭,可当天却没有稀饭送来,干了半晚上,男、女同学又累又饿。班主任王桂萍老师看着同学们个个汗流满面,心痛地对牛班长和班委们说:大家累成这样,回家还没夜饭吃,咋办?班委们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王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道:“我作个主吧,把班费拿出部分来,到街上吃去!”,当王老师宣布了这个决定后,大家“哇”地一声高兴地跳起来了。黑夜中,同学们来到古楼,敲开了中心餐馆的大门,服务人员听完来意,急忙叫醒了几位刚睡下的师傅为我们做面条。面条还未端上桌来,老远,一股肉香扑鼻而来，我定眼一看,啊!原来是肉片面!我便迫不及待拿起筷子夹上一片肉含进嘴里，哇!又香又鲜,我环顾四周,见大伙儿边吃边笑,象大过年似的。好久没开过荤了,你说能不开心吗?当时中心餐馆的肉片面是0.36元一碗,一般人平时哪吃的起。至今,那晚回味无穷的肉片面成为我永恒的记忆。

(图:中学校办工厂)

高一下学期刚上学那会儿,同学们便集体去了葛店化工厂参观学习。期间,我们白天参观生产车间,早、中、晩饭与职工食堂同师傅们一起排队打饭吃,晩上,全校师生在礼堂和教室里休息,我们在地上铺上稻草,解开随身带来的背包,铺上被子打地铺就寝。记得有天晚上在厂大礼堂,葛化专门为前来参观的学生开欢迎会,并举办电影专场。会前,城关高中的同学与武汉某中学的同学们组织了拉拉队,互相拉起了“红歌”。“鄂城的来一个！”，“武汉的来一个！”,礼堂歌声此起彼伏,好似歌咏比赛,嘹亮的歌声将会场气氛推向了高潮。由于化工厂空气中有氯气的含量，我们未接触过,包括我在内,不少同学发生了头晕、发热等症状，为此,我还躺地铺上休息了一天,当时还以为是感冒，后来才明白是人体免疫的发应。
通过这次参观,我们了解到葛化人靠自力更生、协同高效、土法上马的“赶路精神”,来填补了我国工业重点发展的化工建设项目。同学们对葛化工人产生敬意,从那时起,当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成为了我的理想。
本来去葛化参观学习原定一星期的,可没几天时,学校急召我们迅速返回学校，带队的老师也挺纳闷,不知何故。回校后才知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当时根据“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的方针指导下，事件的传达采取了：先党内后党外；先高级干部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的方式。所以,待我们知道了此事时，延迟了很长时间。那段日子,我们几乎未正常上课，学校大会小会天天都是传达中央文件(影印件，),私下,大家见面就是谈论这个话题，此后,便进入了长时间的“批林整风”运动，一直到我们下乡后还在“批林批孔”。

(六)，横渡长江活动

文革时期的横渡长江,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体育运动，而是上升到了政治立场的高度。各地纷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游泳，练横渡的空前运动,大规模的渡江活动在当时成为一种历史潮流。每年的7月16日，鄂城县几乎都要举办万人横渡长江的活动,学校的学生参与活动是必然的。记得高二时,学校暑期组织了一次参与渡江的活动，我们学校为了搞好这次活动,先组织了一批预备队员，预备队由体育老师张铬权带队,提前半个月进行集训，张老师每天下午带领我们到长江边开展体能训练。正式横渡前，我们组织了一次模拟渡江,即从“六五三”油库水岸,祼身(不带救生圈)下水。一支几十人的中学生游泳队迎风破浪,顺江东流,一直游到老船厂才上岸，全程距离大于鄂州至黄州的江面路程,大部分同学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我也不例外。模拟渡江主要是检验渡江人员实战时的体力与耐力，然而在正式渡江的前二天，张老师说:“你身体瘦了点,还是作为预备队员吧！”，就这样我只好与其他一些留下来的同学做后勤工作。
1972年7月16日上午,晴空万里，入暑后的伏天气温高达35C以上,声势浩大的横渡长江活动正式开始了。当时全县有数千人参加，那阵仗像当年解放军入城一样，鄂黄二岸人山人海。参加横渡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中青年人，其中也有少量女运动员。上午9点,三颗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以解放军战士为前导的武装泅渡队伍纷纷冲进急流,掀开了横渡长江的序幕。紧接着,全县各厂矿身背“三八式”步枪的基干民兵鱼贯而入,之后,学生方队一队接一队，高喊:“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口号，有条不紊地下水。我们从小北门圆筒仓库往江面望去:只见游泳健儿在江上推着毛主席巨幅画像迎风破浪前行。醒目的是最前面的各单位厂旗、校旗，紧接着是一字排开的10面红旗， 再接着是两排醒目的横幅标语：“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你们要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所有标牌旗帜，都用木架撑好由水性强的运动员负责保驾，其他人每十几人一排地跟在后面向对岸奋力游去，四周还有几艘小游艇保护。到10点零几分，渡江大军仅用了一个小时就横渡了长江到达黄州终点，此刻，两岸围观群众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热烈欢呼声。那次,我们高二(1)有杨成林、彭俊、余寿昌等几位同学参加了横渡。

(图:文革时期的横渡长江)

(七)、当兵与下乡

可以说在80年代之前,参军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尤其在中学时代。那时当兵穿上绿军装除了政治上光荣之外,许多人也抱有锻炼自已,丰富人生经历,追求个人美好前程的理想。每当部队来校招兵时,大家踊跃报名,我也不例外。我一共报过2次名,第1次是在1968年初一的时候,当时由于年令差点,偷偷在户口本上涂改了出身年月,结果“名落深山”。初中68、69年一共走了二批当兵的,分别是海军和陆军,我眼睁睁看着班上徐全国、李明德、李佩红、胡厚煜、饶水生、汪德孝、熊学奎、蔡光、李洪8个同学穿上了军装,心里的那个嫉妒就不用说了。那时能当上兵对于家庭来说是很荣耀的事,令亲戚朋友们羡慕。记得有些个家庭的父母在孩子去部队前为孩子“开亲”,即临行前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复员后再回家结婚。
第2次报名当兵是72年高二下学期时,记得当时还写了申请书。出结果的那天,学校在操场大会上宣布了录取名单,接着又宣布了未录取的名单,当听到我的名字在列时,心里顿时凉了一截,原因是我家的社会关系问题。记得下乡后,75年工农兵上大学我被推荐上了,还参加了体检,结果在公社的政审会上还是这个原因被刷下来了。那时候出身不好和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想当兵、想上学,只能是白日做梦。那次我们班上去当兵的有杨成林和陈敬楷二位同学,招的是铁道工程兵,据说是打山洞为主，很辛苦。去部队之前他们穿上崭新的军装,全班师生围座在他们周围合了张影留作为纪念。

1972年12月末,高中同学们终于毕业了。这期间,同学们可跨班采取自愿组合的办法,组成知青插队小组。这届学生插队的地方基本上是沿长港一带,我们这个知青小组由乔世英、彭俊、夏亚芳和我组成，插队的地方是六十公社四小队余家墩。临行前,县教育局在小西门天主教堂举行下乡动员大会,各班同学纷纷上台发言,会场气氛热烈,大家表示:“决心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我当时还代表我们高二(1)班上台发了言。现在想来“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但当时我们就信了，以至于全国知青不少人在农村娶妻生子真的“一辈子”了。
1973年3月16日上午,大西门广场,彩旗飘飘，红歌嘹亮，十几台解放牌大卡车身披红花一字排开。高中全体同学挑着背包等行李在集合,不少家长都跟着孩子前来送行。当司令台上的高音喇叭喊出:“现在,上山下乡知青出发！”的口令时,家长及亲友们无法控制情绪,刹那间哭泣起来，毕竟孩子从小生活在爸妈身边,现在一下子要远离家庭，哪个孩子不伤感、谁个父母不流泪？终于，在五十年前的那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我们响应号召，满怀豪情，带着一份天真，带着满腔热血，离开父母，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大城市，到农村去，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后记

回想我们的中学生活,虽然处于文革时代,但生活却是多姿多彩的，没有做不完的作业和补不完的课,只要有饭吃,整天都是快乐的。偶尔看上一场电影,就感觉似神仙般过瘾。学生们贴近生活,小小年纪就开始溶于社会,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比如,星期天挑担箩筐去排队买米、买炭、买柴,回来还得捏炭圆和劈柴。大多数同学假期还要去做小工赚点钱为家庭补贴下,哪象现在学生放假,不是补课就是旅游。我们上学、放学、晚自习从没有小车接送，放学后家长未下班自己还要生炉子做饭，是老大的,还得照顾家中几个弟妹，现在的中学生们是绝对体会不到那时生活的。
中学时代,就像一个“五味瓶”，五味俱全；中学时代犹如一场梦，梦中有你、有我、还有他。这就是我们的中学时代，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时代；一个充满喜怒哀乐的时代；一个充满酸甜苦辣的时代。
如果说人生是一首优美的乐曲，那么中学时代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音符；如果说人生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那么中学时代则是一个骤然翻起的浪花；如果说人生是一片湛蓝的天空，那么中学时代则是一朵漂浮淡淡的白云。
写于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