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瓦厂里的那些事儿

要战通

|| 砖瓦厂里的那些事儿

· 要战通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除了种田和教书之外，还有一段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的经历，因为我曾当过两年半的砖瓦工人，砖瓦厂里的那些事儿至今难忘。

一、歪打正着进了砖瓦厂

五十年前的1973年夏，我作为湖北省国营大沙湖农场职工子弟学校的初中毕业生，被下放到五分场四队、后调往农科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饱尝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

或许有人要问：“你为甚没读高中？”

答曰：“超龄了。”

“为甚会超龄？”

“时运不济，天意也。造反派武斗停课一年半，长江溃口停课半年，于是，我便超龄两岁。”

当然，超龄的也不止我一个，我们全班80%的同学都因超龄而辍学。我们是那个患难时代的不幸遭遇者，更是被肆意剥夺了读书权利的受害者，但那时却诉讼无门，只能哑巴吃黄连了。好在我们所里的书记所长对我都比较信任，让我担任农科所会计，还兼任所里的农机手，负责柴油机动力抽水泵的维护使用。那段时间，我整日里忙忙碌碌的，倒也挺充实。

忽一日，总场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的田埂上，将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递给我，我急忙拆开一看，嚯！是个红头文件：总场人事科的《招工调令》，通知我带上粮油关系于三日内去总场人事科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我顿时喜出望外，也顾不得洗干净腿上的泥巴，就跟所长打了个招呼，急匆匆赶往分场场部去办理粮油关系了。

其实，此事并非天上掉馅饼，而是早有前因的。半个多月前，分场领导就曾找我谈过总场企业招工的事，说分场准备推荐我去造纸厂或水泥厂上班，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误以为造纸厂好，就说想去那儿，领导便点头允诺。这个调令八成就是对此事的落实吧。

第二天，我就怀揣调令和粮油关系徒步二十多公里，兴冲冲赶到总场去报到。不料，报到时却出了个意想不到的岔子。总场人事科长官不大架子不小，塌蒙着眼，也不咋看我，却不容置疑地说：“你们这批人全部要到砖瓦厂去，因为造纸厂和水泥厂都还没建好。”我一听，大出所料，心里顿时凉了半截。砖瓦厂是干嘛的？可谓路人皆知，不过是盘泥巴坨子、做砖瓦坯子、烧窑出窑拉板车的行当，简直就类似搬运工，其劳动强度绝不亚于插秧割谷。怎么办？去，还是不去？我一时犹豫不决，忽然间想起了缓兵之计———还是暂缓报到吧。

于是，我便扯了个由头开溜了，又噌噌地一路奔波回到了家里。父母见我一脸的不高兴，就轻言细语地问清了原委，然后便挖心掏肝地给我上了一课，我幡然领悟到三个要点：一是年轻人怕吃苦可不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二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定要抽时间多读书学习，以后总会有机会的；三是砖瓦厂也不错，干手干脚地劳动，不再担心下水田会感染血吸虫了。其核心旨意很明确：不许打退堂鼓！

有道是：父命难违啊！这砖瓦厂看来是不去不行啦。况且，那时我们接受再教育，都想给领导留个好印象，争取个好鉴定什么的，我也不愿落个“不服从分配”的坏名声。所以，权衡利弊之后，我还是牢骚满腹地朝砖瓦厂姗姗而去了。

后来才知道，我进砖瓦厂啊，可真是“摔了个跟头捡了个元宝”———歪打正着了，一不小心蒙进了毫无公害的“卫生企业”了。因为较之造纸厂和水泥厂，砖瓦厂是劳动环境最好、职业危害最小的企业。

而造纸厂则公害多多，首先，造纸原料炭黑粉和滑石粉，容易使人患炭黑尘肺和滑石尘肺；其次，化学制浆氯气可导致氯气中毒；再次，纸浆漂白氨可导致氨中毒。而且，造纸车间里常年污水漫流，工人一年四季都要穿深筒胶鞋上班。

其水泥厂的弊端也毫不逊色，一是水泥粉尘弥漫，易患尘肺病；二是水泥粉尘或水泥中含有可导致过敏的成份，使过敏体质的工人接触水泥后，可能出现皮肤红肿、瘙痒、干裂或鼻塞、流涕、打喷嚏等过敏症状；三是眼部疾病，水泥粉尘进入眼睛，可造成结膜炎和角膜炎等。所以，工人上班期间，都要严格佩戴口罩、手套和护目镜，以防止和减少职业病的产生。

而上述职业危害，在砖瓦厂则统统没有。泥土是无毒无害的，制造砖瓦也无需添加任何化学原料，做砖瓦坯子的车间更是毫无粉尘烟雾和污水。所以，我们厂除二车间出窑组之外，其余都是空气清新、环境宜人、没有职业病的场所。我真庆幸自己当初阴错阳差地进了砖瓦厂，而没有误入歧途。

二、 三车间的乐与悲

我们那批被招进砖瓦厂的共有80多人，都是各分场的回乡青年。小伙子和姑娘们个个精力充沛，个性张扬，都像是刚会打鸣的小公鸡、刚会下蛋的小母鸡似的。书记厂长看到我们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甚是高兴，于是就把我们分配到了三个主体车间。一车间是做砖坯的，叫“水坯车间”；二车间是装窑、烧窑和出窑的，称“轮窑车间”；三车间是做瓦坯子的，称“机瓦车间”。我有幸被分到了三车间，因为厂里人都说三车间是个最好的车间，环境好，生产指标低，劳动强度也不很大，而且上长白班，不搞三班倒。

我到车间报到时，车间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主任姓李，湖北大悟县人，大别山老区出来的，穷困潦倒的生活，练就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三十多岁，个头不高，却精明强干；虽然大字不识，却有着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和爱岗敬业的情操，工作拼命干，模范带头，年年被评为农场劳模，无疑是砖瓦厂的扛鼎人物。

主任把我们新来的几个青年都召集在一起，向我们介绍了车间的工种、工序流程、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的要求等，末了，他说：“你们都有文化，这是好事，但一定要好好干，不然，有文化咋咋（方言：咋地）？不用你！”这无疑是主任给我们的“杀威棒”，听起来颇是逆耳。

接着，主任就带领我们参观了车间的真空搅泥缸和压瓦机的运作状态。压瓦机是车间的核心设备，是由电动机驱动运转的一个立式机械，两米多高，由上下两块相吻合、相冲压的钢制瓦模所组成，其具体运作流程就恕不赘述了。

我们车间操作压瓦机的制瓦师傅原有6人，我进厂不久，又增加了两名青工学徒，其年纪与我相仿，但车间主任却没有安排我学徒，可能是看我文质彬彬的样子，不适合干这一行吧。而我也固有自知之明，便漠然置之。

但主任也并未歧视我，他看我言谈举止颇有些学生气息，就安排我当车间理论辅导员。这是个业余的差事，麻烦多，好处少，通常是利用晚上工休时间，组织车间员工学习两报一刊社论，召开“评《水浒》批宋江”或批林批孔大会，带头发言，宣读大批判文章等。但也不全是业余的，有时也“专业”，如五一、七一、十一等重大节日之前，车间都要创办节日专刊；或中央有了运动的新部署时，车间要办宣传专刊专栏，此时，主任就会指定我领衔组成专班。我们通常是结成三人小组，到厂办领取笔墨纸张，然后聚在寝室里，以床为桌，展纸挥毫，用一周时间来完成创刊任务。这一周便是“专业”的。“专业”真好，轻松舒爽。

我们车间有90多号人，且青壮年居多，百分之八十是二十多岁和三十出头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年轻人在一起劳动，当然不甘寂寞，时常会相互揶揄逗趣儿，打情骂俏，自寻其乐。当然，有时也会闹出点小纰漏。车间有个填料女工小柳，人长得窈窕水灵，特有魅力，“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甚是引人注目，大家都爱与她开玩笑。但小柳却是个“夫管严”，其老公心胸狭隘，怀里搂着个醋坛子不放，每当碰见有人与其妻开玩笑时，下班后便寻隙找茬，斗气拌嘴，摔盘子掼碗，闹得邻居家都鸡飞狗跳的。时间长了，车间工友们都看不惯，就替小柳打抱不平，瞅机会把她老公揪住，群起而攻之，七嘴八舌地把他数落“批斗”了一通，其醋劲才有所收敛。

我们车间最招人待见的莫过于记工员叶云老兄，都称他是车间里的“活宝”，其性格幽默诙谐，潇洒倜傥。他的逗乐绝活就是与女青工们摔跤。半晌里工休时间，叶云兄一高兴，就开始向女工们挑战，他把左手往背后一背说：“我一只手就能撂倒你们三个！”女工们当然不吃他这一套，纷纷摩拳擦掌，虎虎应战。此时，周围便围满了观众，叶云就一挥手指派我：“小要，快铺席子！”当时我们厂采购了很多芦席，用于砖瓦坯子防雨，厂区里到处堆得一垛一垛的，我也是看戏不怕台高，赶紧就近从芦席垛上抽几张席子铺在地上，向叶云打个响指以示搞定，叶云就挑衅地说：“看，小要把席子都铺好了，今天我要是不放倒你们几个，怎么收场？”于是，好戏开始了！三四个美女青工便一拥而上，搂腰的搂腰，抱腿的抱腿，拽衣服的，扯裤子的，一场混战，全无章法，一男数女在嘻嘻哈哈的调笑声中搅成一团，扭打得难解难分。叶云吹了牛，一时又无法脱身，自然心里着急，便用力一挣扎，果然撂倒了两个，而倒地的姑娘们一骨碌爬起，又“呼”地冲上去放泼再战，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此时，看热闹的工友们便起劲地鼓掌喝彩，齐喊“加油！”气氛热烈得爆棚。当然，此时的摔跤胜负已不重要了，重要的在于开心快乐！

三车间有乐也有悲，就在我进厂的第二年，车间连续出了两起工伤事故。一是我同寝室的胡佳美师傅，当班压瓦时，一不小心，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瞬间就被“咔嚓”掉了，所幸不日渐愈，尚无大碍；二是可畏后生李小山师傅，推瓦模时略一恍惚，只听得“咔嚓”一声，整个左手就被压成了“肉瓦”，粉碎性骨折，当时省城医院都无法治愈，万般无奈，只能从手腕以上内关处截肢了。

小山成了残疾人，厂里照顾他，让他到货场为客户发砖。于是，小山每日腰间挂个墨水瓶子，右手提着一支绑着竹棍的毛笔，蘸墨水在砖瓦垛上划线，笨不拉几的爬上爬下，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更可怜的是，小山的未婚妻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现实，断然告吹，这是压垮小山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没有心理医生可以咨询，厂妇联和工会也忽视了对小山的及时安抚疏导。

忽一日，帅哥儿小山对妈妈说：“今天懒得去上班了，很想吃汤圆。”那时吃汤圆可不容易，但妈妈也没多想，就东邻西舍地筹措，勉强借来点糯米粉，忙碌碌做好一碗汤圆，却到处找不到小山的人了，傍晚时分，竟在屋后那棵苦楝树上找到了，儿子直挺挺地挂在树上，体温都没了。霎那间，撕心裂肺的悲痛使妈妈一头栽倒在地……。全厂干群无不为之扼腕唏嘘。

三、“大战”中“专案组”的战绩

我们进厂的时候，正值“七月流火”的季节，也正是砖瓦厂的生产旺季。砖瓦坯子做出来是要靠太阳晒干的，所以，气温越高越好，《卖炭翁》是“心忧炭贱愿天寒”；而我们做砖瓦者则是心盼酷暑烈日炎。38℃至39℃、甚至40℃以上的天气，那才是砖瓦厂的福星高照。所以，厂里从每年5月份起，就开始高喊大战的口号：“大战红五月”、“大战六七八”、“大战七八九”、“为国庆献厚礼”等，大红标语赫然贴在高墙上，高音喇叭里滚动播放着“大战”的宣传稿件，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那么，何为“大战”呢？就是白天干一整天，晚上还要加班到零点，天天如此，毫无例外。这一工作制度，厂里称为“正常班”，厂长大人曾在全场职工大会上宣布：“我们的正常班就是一班半！”

我们这些刚进厂的青工蛋子们对“大战”还不太适应，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而且还严重睡眠不足，每天只能睡4、5个小时。年轻人本来瞌睡就多，白天上班都哈欠滚滚，精神不济，个个都像瞌睡虫，又像是上了套的牛马驴骡，别想偷懒，只能奋蹄拉套，累你没商量。那时可没有双休日、“早九晚五”等概念，平常是每月1号、15号休息，而“大战”其间，休假日统统取消。

那时正值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上级有重要指示：决不能以生产压革命，生产越繁忙，越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于是，厂里便成立了民兵小分队，维护厂区的生产和生活安全，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同时，厂委会还成立了以厂办主任牵头的“专案组”，专项负责对本厂的政治嫌疑者进行明察暗访，内查外调。令人刮目的是，专案组竟能出奇制胜，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有了三大斩获。

一是查获了一起“五字反标”案件，这是当时典型的现行反革命案件，性质严重。这起反标是专案组到二车间巡查时，在一块砖坯上偶然发现的，是在砖坯晒干之前，用树枝或小棍等尖利物划写上去的。专案组如临大敌，认真察看了现场，作了笔录，又拍照取证，并将其砖坯封存在档案柜里。专案组怀疑作案者就在厂内，于是便紧急通知全厂三个车间的近千名工人连夜开会，并向与会者发放纸和笔，要求每人写两句与反标内容相关的标语口号：“打倒x x x”、“x x x万岁”，以便核对笔迹。但折腾了个把月也没搞出个影子，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二是抓获了一起偷听敌台案件。作案者竟是我们车间的老牛师傅，这实在令人大跌眼镜，任你胡猜乱想也想不到他头上。因为老牛的确是个地道的忠厚老实人，平日里寡言少语，逢人便点头哈腰，一抹浅笑，活像个老太监。老牛年近五十，湖北孝感人，是车间的资深做瓦师傅，工作也似老黄牛一样，十分卖力，年年被评为厂级劳模，颇受尊重，案发之前才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正接受组织的培养考验。

老牛偷听的所谓“敌台”，是当时的台湾电台，那时海峡两岸是敌对关系，称之为“敌台”是名副其实的。那么，老牛这个老实巴交的人为何会萌生收听敌台的念头呢？因为老牛一生未娶，一个形影相吊的孤老头子很是寂寞，那年月没有电视看，更没有手机刷，晚上独守空房，实在无聊得心慌，半导体收音机里的样板戏早就听厌了，于是便生出了非分之想：老夫今晚听听台湾的声音解解闷儿如何？谁知刚一调好频道，还没听出个头绪来，就弄栽了，被专案组给逮了个正着。预备党员立马就被撤销了，劳模从此也评不上了，厂里还算照顾他的老脸儿，只内部批评警告记大过，而没有兴师动众开他的批判会。后来组织上为他平反昭雪了没有，我不得而知。

三是逮住一对青工通奸事件。那天晚上，专案组零点巡查，走到男工集体宿舍窗前，用手电筒往里一照，屋里阒无一人，因为那天恰逢雨天休假，单身小伙子们都回家看望爹妈去了。

不对！专案组长机警地发现，靠里面的高低床下面，有男女式凉鞋各一双脱落在地上。组长与两个组员交换了一下眼神，便一挥手，破门而入（那时都没有安全门），冲进房里，“唰”地撩开床上的蚊帐，一对野鸳鸯被赤条条地捉奸在床。

消息传出，全厂上下议论纷纷，有愤恨的、鄙视的、惋惜的，也有幸灾乐祸、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可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女孩儿是机电车间电工，天生丽质，颜值颇高，顾盼生姿，撩人心怀，称“厂花”非她莫属，都说这美丫头与那臭小子私混，真是让癞蛤蟆吃了天鹅肉。

此事若搁到现在，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何足道哉？如今官场民间，多少荒唐事，绯闻满天飞，出轨的，劈腿的，包二奶的，养小白脸的，简直不可胜数，谁能奈其何？只是在“打老虎”的过程中偶尔捎带着一锅熬了几例，稍事解愤。如江苏南通市的副厅级美女贪官张美芳敛财5000万，包养了15个小帅哥，被判无期；又如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美女局长安惠君贪腐210万，包养了15名小鲜肉，被判15年。这个淫荡局长也许是体内荷尔蒙偏高，没有小鲜肉陪睡便孤枕难眠。所以，凡是被她相中的帅哥警察，统统都笼络在她的石榴裙下，以供不时之用，不顺从者，便以权势打压，以金钱搞定。这等荒淫无耻的贪官们，只待法网一收，便锒铛入狱。

女贪官们如此不守妇道，追根溯源，都是效法了老祖宗武则天这个坏榜样。若论坚贞守节，慈禧太后堪称楷模。咸丰帝驾崩时，她才26岁，刚过花信之年，至1908年73岁殁，其间漫漫47年独寝衾窠，即便在虎狼之年，也未曾将床单弄皱，宫廷内外，更是一无绯闻，这谈何容易！若当年老佛爷要包养个千儿八百的小白脸儿，满朝文武，谁敢说半个“不”字！好了，言归正传吧。

想当年，专案组抓获了两个小青年淫乱之事后，便如获大捷，得饶人处不饶人，一味地上纲上线，分析挖掘，牵强附会地罗织恶名，并提议和撮合厂领导召开全厂青年批判大会，对其进行帮教挽救。记得当时厂团委书记曾指派我作典型发言，因为当时我是新一届团委的宣委，带头发言是责无旁贷的。

那天晚上，月明星稀，晚风习习，在我们灯光球场上，全厂青年都已列队坐定，黑压压一片，主席台前灯火辉煌，左右两边分别低头站着犯错儿的男女青年二人。会场气氛有些压抑，肃穆中掺和着几分尴尬。

批判大会准时开始了，团委书记作开场白，他情绪激昂、言辞咄咄的一番话，颇具鼓动性和火药味。接着就该我典型发言了，我平静地走上台去，对着麦克风说：“大家晚上好！我们今晚开会，主要是为了共同吸取一个教训。……”随即便以“青年人要加强道德修养”为主题，侃侃訚訚地说了些正确的空话，其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发言时语气软不拉耷的，完全没有匕首投枪的效果，想必大失团委书记之所望。

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对挨批者深表同情，不忍落井下石，再度伤害其人格尊严，所以便磨去词锋，缓和语势，尽量保持和风细雨的口吻。窃以为，年轻人一时干柴烈火，激情燃烧，事后则往往悔之晚矣，这等荒唐事自古难免，毕竟坐怀不乱者世间难寻。所以，对犯事者内部批评警告就行了，何必硬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使人出乖露丑、颜面扫地呢？这就是我当时不合时宜的“落后思想”。

四、首届高考后转战“二砖”

1977年10月21日下午，我正在帮二车间烧窑组运煤，忽听得厂区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报国务院关于恢复高考的通知，顿时欣喜万分。很快，招生的具体实施办法就下来了，并通知可以报名了，我便毫不犹豫地报考了高中低档三所院校。由于11年没有举行高考了，人们被压抑得太久，乍一听说可以报考了，便鱼龙混杂，一哄而上，立马造成了农场的考生爆多。为了减轻考务工作负担，总场文教科决定，先在农场内部自己组织一次筛选考试，选取100名考生参加正式高考，我有幸被选入了100名里。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备考了，农场领导对高考工作十分重视，将我们考生全部召集在大沙党校住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复习备考。

当年12月下旬某日（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同全国570万考生一样，走进了神圣的考场。我们的考场设在总场小学的教室里，我的考号座位安排在靠走廊的窗户边上。开考后，有位监考巡视的女教师依在窗外凝视着我答题，继而又扭头与他人私语：“这孩子可以！”

果然，1978年元旦过后不久，我便得到了被初选的通知，而这个“初选”却使我忧喜参半。忧的是，据说初选指标还要刷掉50%才是正取指标，就是说，我才被录取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个未知数。于是，我怀里便揣上了个小兔子，日日忐忑等待另一半的佳音。

早在高考之前的1977年夏季，总场工办就决定要建立大沙第二砖瓦厂，简称“二砖”，厂址选在大沙湖四分场田野里，即从总场向北15公里，属于湖区腹地。

创建二砖当然少不了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工办决定，除了新招一批青工外，其余人员要从老砖瓦厂抽调。但二砖工地上条件十分艰苦，要住工棚、打地铺、吃湖水，其生活环境、教育医疗交通等各方面条件都无法与老砖瓦厂相比，所以，大家都表示不愿意去。

厂领导决定还是先礼后兵，首先作思想动员工作，鼓励大家自愿报名，年底之前要正式出台刚性的人员抽调方案。从各方面条件揣度，我估计自己被抽调是没有悬念的，于是就索性给厂长大人写了一封《请调申请书》。厂长一看，喜形于色，大加赞赏！并且在一次全厂动员大会上，把我作先进典型表彰，还当众宣读了我的申请书，然后激动地振臂高呼：“向要战通同志学习！”但会场上却响应者寥寥，显然，大家都抗拒向我学习。

高考后，我就顺理成章地被调往二砖上班了。我们的任务是实施前期工程，即搭工棚、挖壕沟、挖地基，修路桥等。那时没有挖掘机，全靠人力挖掘，我们每人每天要挖土3个立方，真是劳筋苦骨。晚上睡在工棚里，我就幻想着明天能爆出个惊喜，但许多个“明天”过去了，“惊喜”依然没有爆出，此时心中岂是“忐忑”二子可以了得。

1978年3月12日，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纪念日。这天早上9点多钟，我正在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盛开的田野里挖沟，突然，我的同事胡佳美师傅手里挥舞着一个大信封，从百米之外向我跑来，边跑边高喊：“小要，好消息，好消息！———”我迎上去接过信封，撕开一看，哈！是华中师范学院荆州分院的《录取通知书》和《入学须知》！顿时，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砰然落地了，激起了一阵狂喜。

我虽然考得不够理想，未进名校，但能跻身于当年27.3万高考新生之列，也实属不易了，因为首届高考的录取率极低，只有4.74%，况且我还有未读高中的学历短板。且以此自我安慰吧。

车间副主任（河南人）听说我高考中榜了，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竖起大拇指说：“好小子，中！（方言：行，可以）。”当天中午，副主任就在工棚里为我举办了一个小型欢送会。午餐后，我便漫卷铺盖喜欲狂，背起行囊告别了我历经苦乐的二砖，也结束了我为期两年半的砖瓦工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