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桂芬与“小红妈”王吉娣

徐留荣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新四军两姐妹：程桂芬、程兰芬自述》，程桂芬同志在抗战时期三进茅山，下面我从书中摘要了程桂芬三进茅山与 小红妈一起抗日的革命故事。

　　一进茅山：“1940年初夏，我还是在茅山二游击区工作，环境紧张的时候，我们都分散住到党员、干部、贫雇农家中。女同志找老大娘、大嫂子、小姑娘作伴。我们帮助群众，群众爱护我们、掩护我们。最出名的是延陵上新河圩里的小红妈。我刚到茅山地区时，同志们就给我介绍说:小程，你刚来茅山，人地生疏，没有安住的地方，你就去上新河的圩里找小红妈家。你如有病可去疗养，你如果累了就可去她家休息。她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只要你是主张抗战的，她就不会亏待你。她不论对谁(陈毅、谭启龙等领导同志，还是警卫员、服务员、男女老少)都一样接待。还有，我也听到别人谈工作时说到敌工科长——我们的作家丘东平同志，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他经常带着小红妈的儿子小红化装成父子俩出人丹阳城。这些传奇式的情节早已飞进我的脑海。因此，我很想见一见小红妈。

事有凑巧，有天晚上在上新河开支部会，开到半夜才散。上新河是有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庄，目标大，就是脱离生产工作的男青年徐大林同志及女青年xxx(名字记不清了)也不在家住。因此，我们外来干部更不适合住在这个大村庄里。大家说，小程跟许英(原名眭玉英)一块去小红妈家住吧!好在明天小程还得整理材料，就在她家躲着好了。许英也是从东南局妇女部来的，我们是老相识了。

月亮很亮，站在圩堤上清清楚楚地看得见这一片“圩里”，有点点的茅棚，有小水塘及弯弯曲曲的小水沟。许英到过小红妈家，她领着我走到一个堤边。隔水三丈处有个小茅棚，不起眼，三面是水，一边连着地，地那边很远处才有堤。茅棚下停了一只摆渡的小船，船上有一根毛竹撑篙。看样子，似乎这只船经常来来往往，深夜还有人来住宿叫开门的。许英说得一口丹阳话，叫隔河的小红妈。不一会，茅棚里灯亮了，出来一个人，把船撑过来，许英告诉她说，还来了个小程。许英是我大姐姐了，比我大好几岁，人厚道，说话不紧不慢的。船靠到堤边，许英一脚在船上。一脚在岸上，船一晃几乎掉到水里。我生长在南方水乡，不怕水，经常与船打交道。我轻轻地一跳就上了船，一把拉住许英。只听小红妈嘻嘻地笑着说:许英是个笨蛋，不会上船，看鬼子来了你怎么办，你不如小程灵巧呢!第一次见面，她就夸我，我不好意思没开口，说着三人进屋。借着小油灯的亮光，我打量着这个“传奇式”的人物，过去我以为她是个老太太。可一看才发现她充其量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儿，头上包着块布，高鼻梁，目光明亮。我站在她身旁，我的头齐她肩膀，真是相形见绌了。她是个明快干练的人，很快，她安排我们睡了。我像到了家一样，心神安定，一会儿就人梦，做梦像在老家水乡坐在小船里摇啊摇的。

第二天等我起床，许英早不见了。小红妈挎着个篮子从地里回来，她已经在地里忙了一大清早了。这时，小红爸、小红、小红的童养小媳妇也才起床。

早饭是丹阳人惯吃的大麦粥。早饭后，我在茅屋前场上，坐在小板凳上整理昨天晚上开会的材料。小红爸，一个老老实实、一句话也没有的中年人坐在屋角里搓草绳，童养媳“丫头”--大家这么叫她，十来岁，做些杂活。得天独厚的是小红，十三岁，在学写字，可能是丘东平为他买的笔记本、铅笔。小红妈又到地里干活了。晌午，我帮着“丫头”剥隔年的芋头，坏的削掉，好一些的与野菜一块煮粥。小红爸不吭声，小红可是又说又笑。我问他有没有去过丹阳城，他对我有声有色地描述着如何跟丘叔叔、梅英阿姨(地方女干部)进城，鬼子在城门口搜查，小红说是丘叔叔的儿子。我相信小红，化装进城充当家属没有问题。小红不像她妈那样长得出众，黑黑的，不像他妈妈白白的。而且说来有趣，小红妈如此挺拔秀丽，而小红是一脸麻子，个儿又小，就是个野地里调皮的农村孩子。可是谈起话来，俨然像个大人样，懂得不当亡国奴，要打鬼子。在小红妈及许多干部的教育影响下，他这么小年纪已能当我们的情报员了。中午开饭时，大家吃芋头粥。我也挺高兴吃这顿有地方风味的饭。在部队机关，顿顿大米饭也吃腻了。可是吃到碗底下发现两块红烧肉，我想这准是小红妈。我提抗议，我说我初来你见外，与大家不平等待遇，为什么你们没有肉而我有肉。丫头在场上端着碗吃饭，我出去看她。她说:还是清明时上坟买了点肉，今天蒸，明天热，自己不吃，也不给我们吃，不疼我们，就疼干部。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也不大懂她的丹阳话。我悄悄地把一块肉给了丫头，另一块进屋夹在小红爸碗底里。那天晚上我还住在小红妈家。小红妈要我睡在她的大床上，与她一起睡，丫头挤在床角上，而小红爸与小红住到隔壁小屋里。她问长问短:几岁了，家里有什么人?最后问我有对象没有?第三天走时，她撑船送我过河上岸。我不时回头，看到她的白布头巾浴在早晨阳光里。我像喝了蜂蜜，心里甜滋滋的。我想茅山的群众这么对待我，我为人民死在这儿也甘心。

二进茅山：1940年10月我奉命第二次去茅山。……

第二次来茅山后，我又去了小红妈家。住地变了样，已是两间大茅棚了。扩大的那间大茅棚后面还喂牲口，前面的半间也能搁两张小床，俨然如招待所。茅屋前的场地也整平了。早饭不光是熬大麦粥，还有两个团子。晚上做面条，不光是芋头野菜粥了。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我们过好日子的。他要抢粮，于是他企图深入根据地修筑公路;军队是群众的靠山，他就要打击我们军队;政权机关为民众撑腰，保证群众减租减息，他就要消灭我们刚成立的政权;共产党员、干部是群众的带路人，他就要捕捉我们的党员、干部。于是在茅山地区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敌我斗争。

三进茅山： 1942年4月，惠浴宇同志把我找回机关，告诉我组织上决定把我调回茅山。……

地委徐明同志通知我，我们的结婚报告批准了，祝贺我们。徐明同志穿一身毛蓝布短衣长裤，平头，工人打扮，是一个十分正直的同志。不久，他牺牲在茅山。我们永远纪念他，他是我和吴宝康共同生活的证明人。

没多久，组织决定调查研究室要一分为二，要我与吴宝康、李贯一去苏皖区党委，成立区党委调查研究室，而其他同志留在茅山地委，为茅山

地委调查研究室。

吴宝康发高烧又打摆子，一下走不动。组织上要我与他去小红妈家住几天。与小红妈分别又是一年多了，小红妈听说我们已结婚，像女儿找到了好女婿一样高兴。她把老吴端祥了一会说，你们配得好，都是老老实实的可靠的人，还说，上回来茅山，我就为你想着这个问题。

这时，小红妈家两间草棚，隔壁一间，半间喂了头大牛，半间搁了两张小床，招待新四军来往干部。小红妈说，结了婚也没个房子住，我这牛棚外面的半间就算是你们的新房吧!还叫“丫头”把牛棚打扫打扫，牛粪扒掉，牛多喂些草吃饱点，免得晚上又捣乱。

夜深了，草屋外面下着小雨，隔壁不时传来小红爸爸的打鼾声，小红妈、小红、“丫头”累了一天都入睡了，大牛加了新鲜草，高兴地慢慢嚼着，草屋檐下响着雨水下来时滴答滴答的声音。我们想念着已经牺牲的同伴、烈士，商量着未来的工作，有多少任务要我们去完成啊!

小红妈家实际上成了招待所。第二天来了十多个人，说中饭后还要赶路，我帮着小红妈洗菜做饭招待他们。带队的不是别人，是离别几年的“锡流”老战友王新同志。他是工人出身，绰号“夏伯阳”，工作很有魄力。就是他，在1937时们用无锡小调唱八月十三来了东洋兵》的。我们分别已有五年，现在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要讲完这五年来大家知道的“锡流”里许多同志的遭遇，不是容易的事。他讲得激昂慷慨，我听完他的叙述，听说许多同志英勇牺牲，也来不及哭，只是说，前仆后继，将来看我们的吧。

王新同志午饭后立刻要走了，这分别不知道是暂时的还是永诀。我惆怅地看着他，在小红妈家的茅屋边，我与老吴同他们一行一一握手，依依惜别，望着他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圩堤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