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前生：清末宣统三年京师公立愿学堂大学毕业文凭！

藏雅拾趣

教育是国之根脉，中国教育史是中国发展与改革的思考，相关历史遗物颇值系统整理与收藏，这对当下及未来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今以清末宣统三年京师公立愿学堂大学毕业文凭于美篇分享于读者，愿读者对这段历史开卷有益罢！

1912年民国肇始，孙中山先生为培养革命人才，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模式在北京创办“国民大学”，这便是中国大学的前身。当年冬天，宋教仁报请北京政府批准办学，并由政府拨给八万四千五百两白银用作开办经费，孙中山先生是学校校董之一，宋教仁出任首任校长。

国民大学最初的校址，是位于前门内西城根的“京师公立愿学堂”。国民大学承接了这里的数十间平房，制定课程、延聘教员，开始了学校的筹备工作。就在学校准备开学之时，首任校长宋教仁于1913年3月19日在上海遇刺身亡，只好改由另一位校董、革命元老黄兴出任第二任校长，因黄兴时在上海，暂由身在北京的同盟会元老彭允彝代行校长职务。

1913年4月13日，国民大学及附属中学正式开学。国民大学开设有四个部：大学部，下设文、法、商三科；专门部，下设法、商两科，以及法政别科部和附属中学部。国民大学的宗旨，是以公办的标准培养中国青年，发展中国教育，不以培养“两院一堂”（指参、众两院与京师大学堂）式的官僚为目标，而是要将其办成培养“模范国民”的民主共和建设人才的基地。

可惜，好景不长，数月之后“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大学的经费被北洋政府收回，学校由官办变为民办。1914年1月，学校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合并，改称中国公学大学部。三年后的1917年，因上海的中国公学暂时停办，经董事会决定，将校名正式改为“中国大学”。

1921年，王正廷出任中国大学校长。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此时的中国大学已有学生千余人，原有校舍过于狭小，寻找合适的新校舍迫在眉睫。就在这时，郑王府引起了中国大学的注意。

郑王府位于西单以北的大木仓。初代郑亲王济尔哈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为清朝初年的“铁帽子王”之一。郑王府建于清朝顺治年间，相传此处曾是姚广孝的宅邸。郑王府内的花园“惠园”，曾被誉为北京王府花园之冠。钱泳《履园丛话》载：“惠园在京师宣武门内西单牌楼郑亲王府，引池叠石，饶有幽致，园后有雏凤楼，楼前有池，其后即内宫门楼。后有瀑布，高丈余，其声琅然可听。”相传出自李渔的手笔，惜如今花园已毫无遗迹。据说如今东单公园内的假山，便是当年惠园的旧物。

1918年，末代郑亲王昭煦以两千五百元的价格，将郑亲王祠堂的建筑物卖给了新街口南大街路西的高阳李家。尔后不几年，又以郑王府作为抵押，向西什库天主堂神父包世杰借款，因无力偿还，至1923年发生诉讼，郑王府被京师地方审判庭查封，作价拍卖，估价达十六万两千元。

事实上，昭煦向包世杰的借款仅为五万元，抵押的房产也只是西路花园部分，但由于族人从中作梗，将整座王府抵押出去，私分了钱款，从未过问借款事项的末代郑亲王只能被告上法庭。此事在北京城内闹得沸沸扬扬，也正因此，中国大学获知此事，开始介入调解。

1925年，由中国大学作保，郑亲王昭煦与天主堂达成和解。中国大学向比利时营业公司借款十五万元代昭煦偿还了债务，并聘请昭煦为校董，以补助其生活。而占地近七十七亩的郑王府，则成为中国大学的新校址，原校址作为附属中学继续使用。

中国大学进驻后，王府建筑多被用于教学及宿舍。正殿作为讲演厅，后殿作为大礼堂，改名“逸仙堂”，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神殿、西配殿等则被用作演习厅等。王府中路、西路南侧被扩出很大的场地作为操场，并在南端新修建了一座大门，作为学校正门使用。

此为毕业文凭上的大清印花税票

尽管中国大学的创办与孙中山先生息息相关，但孙中山一直没能亲眼见到这所学校的样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中国大学定于13日停课一日，并下半旗设奠追悼，随后，学生们还参加了吊唁、公葬活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各大学南迁或停办，中国大学奉令留驻北平，教育青年，许多失学的河北、东北三省的学生都插入中国大学学习，在校生最多时达3000多人，还掩护了许多抗日地下工作者。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大学部分院系教授及学生合并到华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郑王府校舍成为教育部的办公场所，并一直沿用至今。如今，大门前还伫立着一对铸铁的灯杆，见证着郑王府和中国大学的往事。

毕业文凭上监督者为文溥（1870年－?），蒙古正蓝旗人，清末政治人物。文溥出身进士，曾授内阁中书。在陆年貴胄学堂任外務部郎中，清末出任浙江宁绍台道。編譯有《平時國際公法》等。宣统年间，出任各部院衙門官選出之資政院議員。任資政院議員座位號為68，於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共發言22次。

百年树人愿学堂，人间沧桑佚故纸。

莫道轮回有沉浮，谁知桃李藏泪史！

癸卯季春月，滇南段炳祥题于昆华破萧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