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理，走遍无垠的沙漠

船长二世

充满了矛盾与反抗的微小庞大世界中，有一个人。他的眼睛，像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深邃又清澈；胡子像老树盘根一样，向外突起的疯狂生长，直到一发不可收拾；眉毛就像两把已经老锈到卷曲的刀刃，不停地向内翻卷，两边又如闪电一样突刺着。

至少从外貌上来看，这个人很难接触

你也许能猜到是谁

文学史上，有一个最为绕不开的人物，他曾用一句话写尽世间的悲欢喜乐，“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他就是托尔斯泰

他的心灵如浩瀚无垠的海洋：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托尔斯泰是艺术之神”。他不讲技巧，他纯朴、真诚、刚毅，他用心灵而非头脑寻找善良，将自己的痛苦融进作品里每个人物血液中，并以一种英雄的沉着、一种可畏的仁慈心揭露了社会的罪恶。

托尔斯泰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贵族大地主，母亲则是一位贵族女子。到后期托尔斯泰还有一个自己的森林，俄罗斯本来树林就多。

他在家中排行第四，兄弟姐妹共有13个。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家乡度过，接受了传统的家教和教育，这也为他后期思想发生巨变埋下一个即幸又不幸的伏笔。

他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但并没有完成学业。

不过后来，他进入了军队，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服役，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欧洲霸权的一场重要战争，发生在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等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一场庞大的血腥的战争。

这段经历对他的创作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来到彼得堡，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结识冈察洛夫、费特、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

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

1862年托尔斯泰与18岁的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托尔斯塔娅结婚，索菲亚是沙皇御医的女儿，他们前后育有13个孩子。他和妻子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认的是大部分时光他们过得不错，他妻子帮助他管理庄园，这使得托尔斯泰可以将全部时间用于文学作品的精雕细刻，在这里，托尔斯泰给人类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传世之作。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进行誊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托尔斯泰和妻子

不过，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希布宁却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从70年代初起，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

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为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在托尔斯泰离家之前，他与妻子的决裂程度人人皆知。一天晚上，夫妻二人又闹不和。之后，托尔斯泰的妻子曾跪下恳求托尔斯泰为她再读一遍早年时代丈夫为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以找回当初的甜蜜，但是托尔斯泰当时已死了心。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公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文学作品合集

巨人特写

林中不显眼的墓地

一生只愿平凡，却璀璨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