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一次政治运动中 遭遇错误批判的县委书记

李英学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四川省东部山区巫溪县，有位任职10年的优秀县委书记，他雷厉风行、艰苦奋斗、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带领全县43万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战天斗地，大规模地开展治山治水、改土造田、修建城泉公路，为巫溪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山区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生于1928年6月，安徽省天长市人，1944年4月参加工作，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董家琦。然而，在他1978年7月离任巫溪县委书记以后，却遭遇到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政治运动的错误批判。

　　“政治运动”是指，为了完成某一特定的政治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一定时间内开展的群众运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结束了近30年的全国性的各种类型的“政治运动”。

　　　　从我出生那年起，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农业合作化运动、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三反运动、整风整社运动、五反运动、四清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揭批四人帮运动，等等，接二连三，源源不断。我在运动中诞生，我从运动中走来，我亲历了运动，我参与了运动，我见证了运动的结束。

　　　　1978年，我23岁，从四川省中药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刚好一年。这年9月，我在四川省巫溪县中药材公司生产技术岗位上，被抽调到巫溪县委上磺工作团，宣讲我们国家最后一次政治运动，即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9月11日，单位党支部委员会向上磺工作团开出了“参加三分之一工作队”的党员组织关系证明信。随后来到上磺工作团，担任谭家人民公社青岗大队社教运动工作组组长。

　　当年，巫溪县委决定，全县第四期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在上磺、白鹿两个区的17个公社和141个大队以及全县工交系统的5个厂社展开。这期运动共抽调县、区、公社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400人，组成3个工作团。分别由县委常委王崇德、乔茂良以及工交部长罗凤歧率领。这期运动历时3个月，在1979年春节前结束。

这期运动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巫溪实际，批判董家琦错误路线，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和影响，贯彻落实中央（1978）37和42号文件精神，落实党的政策，整顿建设领导班子，深入开展“双打”斗争，搞好社队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搞好工农业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加快建设大寨县步伐。

　　　　1978年9月21日，谭家人民公社青岗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讲这次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在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巫溪实际，按照县上统一口径，划清董家琦一个性质两种关系等内容的宣讲中，董家琦遭遇三个方面的错误批判，实录如下：

（一）董家琦的错误性质问题

董家琦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了大量坏事。

他揭力推行“四人帮”“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刚领，全盘否定十七年的成绩，把大批革命的老同志打成走资派。

他网罗石福全、杨代益、张炎、李承赋，拼凑帮派势力，勾结熊道生、钟嘉钰，阴谋组阁，妄图篡夺地委的领导权，他们的野心是：董家琦当地委书记，石福全当地委副书记分管组织，钟嘉钰当地委常委分管宣传，同时把巫溪的领导权交给张炎、杨代益等控制起来。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他自己定调子，帮派骨干出点子，常委通过做样子，把帮派凌驾于党委之上。

　　他大搞假左真右，破坏党在农村的现行政策。他颠倒敌我关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搞违法乱纪，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包庇坏人坏事，认敌为友，严重丧失阶级立场。

大量的事实说明，董家琦绝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而是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和“四人帮”紧密结合，上下呼应，阴谋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其流毒之广，危害之大，后果之严重，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估计过低，过小，过浅，过少。我们和董家琦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分裂，反对阴谋诡计，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

（二）董家琦与巫溪县的关系问题

巫溪县在两次全农会上均被定为学大寨的先进县，最近省委组织考核验收，和地委领导多次讲话指出，巫溪县不是大寨县，也不是假大寨县，而是学大寨的先进县。是属于在学大寨运动中，确实有成绩，但是领导班子中混进个把几个“四人帮”帮派骨干，搞了不少破坏活动的单位，有的把先进县董家琦，董家琦先进县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

先进是怎样来的？从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以来，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973年陈永贵副总理来四川传经送宝，给巫溪农业学大寨给了具大的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从1970年以来，共改田改土104190亩，新修各种水利工程1397处，新增灌溉面积30140亩，植树造林830337亩，兴修公路和基耕道581公里。巫溪面貌的变化，不能归功于董家琦，应该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归功于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努力。

　　董家琦是一个思想动机不纯，怀有政治野心的人。1975年以前，他不自觉的参加了农业学大寨，1975年以后，我县成了先进县，他到处吹嘘自己，贪天之功为已有，把自己摆在党委和群众之上，骄傲自满，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干部。他利用先进县的成绩作为资本，向党伸手，要官要权，说什么保堂只有39亩的战场，王茂全当上了十大代表，陈永贵只搞了一个大寨大队，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妄图往上爬。又说什么彭水县委书记当了地委副书记，眉山县委书记也当了地委书记。董家琦没有当上地委书记，就大骂地委是走资派。早在1973年，群众就向省委地委写信，告董家琦的状，说他作风霸道。所以省委和地委早就有所察觉。董家琦的野心没有实现，他就拉帮结派，大搞篡党夺权，走上破坏农业学大寨，干了大量的坏事。

　　 他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强行过渡，搞一刀切，违背了中央规定过渡的三个条件（经过整党整风，切实建设起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大队经济有一定的基础，生产队之间穷富悬殊不大；群众自愿），违背了“成熟一个过渡一个，成熟一批过渡一批”的原则。在上磺还搞了合并生产队，如谭家公社将原73个生产队，合成现在47个生产队，这样生拉硬扯，群众很有意见。

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收自留地。全县正常自留地47000亩，经董家琦一割，只留下26500亩。在上磺还把房前屋后的树木砍掉和没收。

关闭自由市场，破坏等价交换，给城乡居民吃菜造成困难。说什么宁肯喝盐开水，也不能自由上市。他自己从没喝过盐开水，生活极端腐化。

大搞“一评二调”，乱摊乱派。如谭家公社起房子，就平调各队劳动力8743.5个，造成农民负担过重。

　　 不顾客观条件，建造居民点。如蒲莲公社同元大队，有9户把房屋拆了。来起居民点，结果只住了6户，还有3户没有着落。

搞100头养猪场，不因地制宜，应付参观。

叫区社大队生产队社员修鱼塘。

破坏多种经营生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县是多种经营红旗县，近几年忽视这方面的工作，造成社员经济困难。

大搞违法乱纪。说什么只要不打断筋骨就行了。如民主公社的主要领导，采取捆绑吊打，挂黑牌游乡，住劳教学习班，乱扣乱罚，封门抄家，罚跪罚站，戴高帽，吊鸭儿浮水，做猴儿抱桩，发红汗，燻烟，饿饭，拖死猪，剃花脑壳，等10多种刑法，残酷对待贫下中农。大量事实说明，董家琦不是真学大寨，而是破坏农业学大寨。

（三）董家琦与广大干部的关系问题

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工作中是做出了成绩的，和董家琦是一个工作关系问题。

董家琦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四人帮”那一套，在干部中，有坚持斗争的，有斗争不力的，有识别不了的，有情况不清楚的，有被迫执行的。真正跟着董家琦干坏事的是极少数。在董家琦的影响下，许多干部不得不跟着他干，干部受了他的害，吃了他的亏，上了他的当，既是执行者，又是受害者，群众也跟着吃了苦头，应该看到这个客观情况，要团结这些同志一起揭批“四人帮”，一起揭批董家琦的严重错误。如不批董，就不能分清是非，澄清思想，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不批董，就不能有效地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贯彻好中央37、42号文件，不批董，就不能团结干部，团结群众，把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

　　图为本文作者。1978年12月24日，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宣讲员，在巫溪县上磺区谭家人民公社青岗大队郑家院坝阅读《红旗》杂志。

　　 图为2015年9月9日，本文作者在四川省成都市三圣乡幸福梅林宾湖竹苑与董家琦及夫人合影留念，当时董老88岁。

深切悼念好书记董家琦

轰轰烈烈董家琦

一大代表13人，最后都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