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山一路到枇杷山的卡卡角角

刘薇

渝中母城，中区干道之中山一路。背后的枇杷山纯阳洞神仙的洞……那些纵横交错的市井小巷里，安静而乐活的展示着闹市一域的百姓生活。在这些市井味极浓的背街里，那些大隐隐于市的名人官邸，因文物而存在，让尘封的人和事有了迹印，循着文物的线路去寻觅，将历史的碎片串联，母城第一次拓城和抗战陪都的历史风云，远去却并未随风而逝。

2023年的“五一”扫街，重庆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组织了这条线路：

中山一路一中苏文协一观音岩中山医院一枇杷山巷一国民政府兵工署办公室旧址一抗建堂一纯阳洞巷一菩提金刚塔一李宗仁旧居、郭园、一老重庆市委办公楼一枇杷山书院一戴笠（神仙洞公馆）一枇杷山正街一红星亭一红楼一王陵基旧居一观景平台一枇杷山正街碉堡一枇杷山一巷一苏联大使馆。

从第一次拓城的中山路开始：

站在母城的中轴线中山路上，这条以不变应万变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区干道，今天仍然是母城的交通中枢。大江大河大山的重庆，有黄金水道，战略纵深、无地震不惧水灾。如果说重庆作为抗战陪都是天选，而母城的中区干道，则是为抗战陪都最好的准备和铺垫。

上个世纪20年代的重庆，渝中母城还局限于通远门内。通远门外则是历代形成的大片坟地，荒冢无数。

母城半岛，三面环水，过江无桥， 通向远方的陆路仅一条，始于十七门之唯一的陆门通远门。向西行走于母城之巅，上枇杷山，过两路口、爬遗爱祠，登鹅岭、出佛图关。这条延续千年的成渝古驿道出了母城，一路向西千余里，万水千山达成都。

1929年建市，首任市长潘文华为发展新城区，决心迁坟拓城，冲出通远门。仅用一年时间，迁走了通远门外的45万座坟，由此开辟了渝中半岛的三条“脊梁”：沿枇杷山脊的中区干线，沿长江一线的南区干线，沿嘉陵江一线的北区干线。

中区干道全长3.5公里，1937年为纪念孙中山命名中山路：中山一路段：七星岗一观音岩；中山二路段：观音岩一两路口；中山三路段：两路口一上清寺：中山四路段：上清寺转盘一曾家岩。

中山路的开拓，新城区迅速发展，公馆洋楼沿线铺建，成为了新的富人区。1938年的抗战陪都，天选重庆，一跃而成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远东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汇集了全国的名流成为了各类的高地。中区干道一线的公馆洋房换了新的身份：有的被国民政府征用为办公机构，有的成为了国民政府高官的私人官邸。一条中山路，写满了抗战陪都史，让我们来慢慢阅读……

中苏文化协会旧址（市保）：

位于中山一路上的这处青砖洋楼，隐藏在一片民宅中，走过路过，曾经错过。

当它修旧如旧完毕，暴露在中山一路的马路边，让人眼前一亮。它是1938年由南京迁往重庆的中苏文化协会。1935年协会由湖南人张西曼（国民党立法委员）在南京创办，以沟通中苏文化和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国民党要员孙科曾任会长，郭沫若、王昆仑、屈武、阳翰笙等名人都先后加入协会领导层。

抗战爆发后中苏文协迁到重庆此地，因地处中区干道交通便利，这里便成为进步人士的一处重要活动场所。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在此地举办讲演、展览和座谈会，吸引和团结民众，成为了联系各界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

1945年9月1日，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中苏文协举办展览及酒会，苏联驻华使节，以及宋庆龄、孙科、冯玉祥等各界名流300多人到会。来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也应邀前来。

中苏文协在重庆坚持了八年，是抗战时期中苏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研究抗战史、外交史、南方局史的重要物证。2000年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国民政府立法院、司法院及蒙藏委员会旧址（国保）

中山一路，一组极具特色的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由方亭、主楼、侧楼及附楼组成。攒尖及歇山屋顶的中式建筑，曲线优美，它如地标般独特于中山一路观音岩上。

这栋9层楼房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最高立法和司法机抅一立法院、司法院和管理少族民族地区民族事务的中央部门合署办公地。

该建筑记录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那段艰难的历史，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促进统一祖国的重要历史见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2013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我们站在这栋文物建筑之前细细寻觅，印在青砖上的1935字迹依然可见。90年的风雨无法抹去的字迹，也许是房屋主人初建之时长居久安的心愿。

1935年由自贡人李义铭在中区干道的荒地上修建，取名义林医院。毕业于华西医学系的李义铭任院长。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其立法院、司法院及蒙藏委员会、内政部等机构以及重庆市卫戍警备司令部都先后征用过义林医院办公。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机构返回南京，义林医院仍为重庆市卫戍警备司令部征用，直到1947年才归还给义林医院。

重庆解放后，李义铭将私立义林医院捐赠给重庆市人民政府。1950年8月，重庆市卫生局将其改组为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1961年2月，又改组合并为重庆市外科医院，1999年更名为中山医院。2016年，中山医院与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合并后改名为重庆市人民医院。作为重庆市首批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拥用了位于中山路上的两个院区和新开辟的两江院区。

一栋建筑，始于医院的初衷而建，战乱中作为司法兵戎之地，其救死扶伤的使命终结。新中国之后，医院的使命得以新生并延续至今，或许会让其原主人九泉之下也感欣慰。

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旧址（市保）

这处枇杷山巷山城步道上的3栋老建筑，依山而建。它曾是重庆市博物馆的职工宿舍用房，其文物价值一度被埋藏。

在2016年经三峡博物馆及多名专家予以证实，建筑年代为1938年，是被称为“中国兵工之父”的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的办公室。它是抗战大后方兵工生产的指挥部，直接受命于主管军政部的何应钦。文物建筑被发现后，相关部门十分重视，立即暂停拆除并且予以了原址保护，目前已修复完毕。2019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旧址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此处山坡上还有石碉堡与防空洞的遗迹，它们与老房子一起，展示了这里曾有过的抗战峰火岁月和一段可歌可泣的中国兵工铁血西迁的历史：

全面抗战爆发后，因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中国现代兵器工业的精华汉阳铁厂及金陵兵工厂，龙华兵工厂等命悬一线。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深知，武器对一场战争的重要性，必须力保中国兵器工业的命脉。1938年2月他与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灝呈请组建“钢铁厂迁移委员会“。“钢迁会”于1938年3月奉命成立，承担起将中国军工的精华迁移到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使命。

钢迁会开展的工作为拆卸、运输、建设三个方面。在钢迁会的统一指挥下，1938年3月至10月21日以拆卸为主；1938年6月初至1939年底，以运输为主；1938年5 月开始，大后方复工建设和拆卸、运输齐头并进。

钢迁会将汉阳铁厂等56800余吨的机器材料拆卸，并沿长江分7处中转站转运至重庆，落户大渡口组建重钢，书写了奇迹。

1938年重庆合川人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倾力而出民生轮船公司的家当，亲历一线统一指挥，用40天时间输送了三万多滞留宜昌的人员和十几万吨极其珍贵的工业物质。

生死抢运中，民生公司的“民俗”轮在巴东附近被日军击沉，数十名船员血洒长江。

宜昌抢运的紧张程度及其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其英勇悲壮后来被喻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书写了中国的一家民营企业牵头并以此为主要力量创造的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抗战期间制造中国兵器的9成钢材源于重庆，原金陵兵工厂西迁重庆后的21兵工厂（重庆长安厂）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提供了中国军队轻武器的一半产量，重庆由此担当起了中国抗战的钢铁脊梁。

“钢迁会”的组建何等的及时重要，以至于日本侵略者后来认识到中国的这次抢运在整个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了。〞

1938年各兵工厂相继迁于重庆并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所有兵工厂生产弹药武器的指令，都是从山坡上这三栋如今看起来低调简陋的老房子里发出。这组建筑成为了中国抗战一段铁血西迁历史的见证。

抗建堂旧址（市保）

位于中山一路纯阳洞高坡上的这组砖石结构建筑，与中山路相对高度达数十米，显得异常宏伟壮观，它是被曾誉为“中国话剧的圣殿”一抗建堂。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山城也随即成为了中国的文化高地。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出任中国万岁剧团团长。因剧团没有演出排练场地，决定在观音岩附近的山坡上新建一座新剧场。

1941年建成，当时流行口号“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郭沫若提议命名为抗建堂，并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剧场题名。中国当时很多著名的话剧团都在此演出过经典剧目：曹禺的《北京人》《雷雨》，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等。话剧“四大名旦”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也在此崭露头角。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等人的关怀和支持下，抗建堂也成为了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活动场所。其“雾季公演”，更是书写了抗战文化运动的辉煌。

抗战陪都曾遭至日机无差别的狂轰滥炸达6年多。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为雾季，因经常大雾弥漫，不利日机空袭，重庆文艺界遂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史称“雾季公演”。抗建堂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建堂作为见证过在抗战艰难岁月里书写下抗战文化运动辉煌篇章的重要建筑，于1992年由重庆市政府公布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菩提金刚塔（市保）

母城之巅纯阳洞上，一座浓郁的藏式风格的白塔高高矗立。石塔通高26.73米，造型独特，融合了藏传佛教的喇嘛塔的色彩和西洋特色的建筑风格。

一座塔讲述了一段历史：

1929年重庆建市时，首任市长潘文华为开辟新市区，作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坟决定，并起用川军猛将郭勋祺担任了中国第一位迁坟局局长。同为川军猛将，俩人大刀阔斧，将重庆通远门外40余万座坟茔全部弄走，开拓出了从七星岗到上清寺的新城区。

此举百姓不理解，一时间，重庆人怨声载道，“民怨忿郁，人鬼恫伤”。为平息民怨，安抚民心，潘文华决定建一座藏式佛塔抚慰亡灵。1930年由潘文华、潘昌猷等捐资千万余元，请西藏的洛那活佛选址并指导修建菩提金刚塔，1930年12月建成。

塔成之后，高僧和数十名喇嘛从藏区到此做法事，超度亡灵，诵经祈祷。〝七星岗闹鬼，金刚塔镇邪〞成为了传说，而金刚塔矗立于母城之巅近百年，确实起到了“护民安舍”的作用。金刚塔的建立对联络汉、藏民族感情，促进汉、藏文化交流，都有积极的意义，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价值。2000年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李宗仁官邸（市保）

这位曾任中华民国首届副总统、代总统的桂系军阀代表人物，在重庆市有两处官邸。

此处枇杷山神仙洞的官邸，为抗战时期，李宗仁从郭勋祺手中租住，作为在抗战陪都时的居住和办公之地。上清寺德安里处为1949年1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在重庆短暂居住之地。

李宗仁一生最能让国人记住的是，1938年指挥台儿庄战役歼敌万余，获得大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李宗仁出走美国，于1965年7月回到大陆，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这处抗战时期重要军事领导人的旧居，反映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历史史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2009年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郭园一郭勋祺旧居（重庆市历史建筑）

李宗仁官邸和郭园同为郭勋祺之房产，在建筑上本为一体，但作为两个官邸以后，大门各开，互不相通。去郭园需从枇杷山正街印制一厂进入。老厂房将郭园完美遮挡，须拐角方可见这栋青砖洋楼。

这是一位在川军中具有传奇故事的将领。

郭勋祺是刘湘的得力战将，曾任重庆城防司令。1930年担任了中国第一位迁坟局局长，为开辟重庆新城区作了贡献。

红军长征时期，郭勋褀曾在一场战役中与七位共和国的元帅交过手。1935年1月贵州习水土城战役，此役，中央红军因情报不准致判断失误，与郭勋褀部在土城青杠坡激烈交战，双方损失惨重。最终为保存实力，中央红军撤出战斗，在贵州习水土城浑溪渡口和元厚渡口过河入川，史称一渡赤水，由此揭开了四渡赤水之序幕。

抗战时期，郭勋褀带川军奔赴抗战前线。念于与陈毅的旧交，与新四军配合抗战，还频繁资助新四军弹药和物资。此举引起了老蒋的不满，为了防止郭勋祺投奔共产党，蒋介石抢先下手将他降职囚禁。

解放战爭时期，在襄樊战役中被我军俘虏。陈毅和刘伯承在中原军区面见郭勋褀并让其回到四川进行策反工作。郭回川后成立了保卫司令部，联系旧部和多位重量级川军将领，积极部署策反工作，为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和促进成都的和平解放发挥作用。

由此，郭勋祺成为了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没有送去改造的例外，并在新中国建国之后被授予要职。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副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省体委副主任、省人大代表等职。于1959年病逝于成都。

戴笠神仙洞公馆（历史建筑）

陪都时期，军统局付局长戴笠在重庆有5处落脚之处：下罗家塆军统局本部，曾家岩151号，上清寺康庄3号，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内的松林坡公馆，这处神仙洞公馆是专门为与电影明星胡蝶幽会修的居所。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摔死后，胡蝶与丈夫再次去往香港，此处公馆由军统局接收，成为军统办公室。解放后作为重庆市委机关办公室之一。1970年该房屋移交市博物馆管理。

戴笠神仙洞公馆是目前渝中区保留较完整的民国时期公馆建筑之一，具有一定建筑艺术价值。该公馆又是当年军统活动的中心之一，见证了抗战时期的一段历史过程，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列为了重庆市的历史建筑。

枇杷山书院（考古书院）

与戴笠神仙洞公馆毗邻的这处书院，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下属的书院。依托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共重庆市委枇杷山办公大楼旧址改建而成，将其打造成历史文化阅读空间，同时也是重庆考古人的“会客厅”，文博学术交流的“大讲堂”。至2021年书院建成开放以来，重庆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也在此组织过多场公益讲座，邀请了多位本市重量级的文史专家学者作客，深受历史文化爱好者的欢迎。

“五一”节的扫街，文保志愿者们在熟悉的书院留影。

中共重庆市委枇杷山办公楼旧址（市保）

母城之巅枇杷山是从通远门到佛图关之间的便道。这处母城的高地可俯瞰两江，风景优美。上世纪30年代四川军阀王陵基将枇杷山主峰一带全部买下，建造了以自己姓氏为名的王园。

重庆解放后的西南大区时期，中共重庆市委在王园内办公，并修建了此办公大楼。

西南大区撤销后，1955年中共重庆市委搬迁到中山四路原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地办公。此楼经改造后，作为重庆市博物馆展览大楼使用。三峡博物馆建成后，博物馆迁出，此楼交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使用。2009年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王陵基公馆、红楼（两处均为渝中区文物）

王陵基四川乐山人，四川军阀，四川省最后一任省主席。抗战时期先后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常德战役、先后任第九、第六两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后任第七绥靖区司令官。

1946年任江西省主席。1947年任四川省主席。1949年12月，在四川江安被解放军俘获后送入战犯管理所改造，成为国民党将领中级别最高的战犯。1964年获得特赦并安排工作，1967年3月病故于北京。

王陵基公馆和红楼，是王园十余栋别墅中现保留的两处。它们是民国初年重庆历史的见证，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作为建筑又别具一格，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又具有一定的建筑艺术价值。现两处均为渝中区文物。

红星亭

在枇杷山公园的最高处，是老重庆人童年的记忆之亭。这处位于母城之巅的地标，在王园时期是护卫王陵基私产的一座碉堡。1955年，王园扩建成枇杷山公园“还园于民”，并在王园碉堡的旧址上改建了红星亭。亭子呈八角形帽状，顶上一颗红心，成为了老重庆地标性建筑之一。

观景台

位于枇杷山正街的观景台面对珊瑚坝观长江南岸。

珊瑚坝是渝中区长江水域左岸最大的沙洲，由江水常年自然冲积形成。1933年，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刘湘拨款修建了珊瑚坝机场。珊瑚坝机场是一个季节性机场，随着长江潮水的涨落而开启关闭。1937年后，作为国民政府空军机场，中国空军由此起飞迎战日本轰炸机，以保卫重庆市。1942年后，飞虎队进驻珊瑚坝机场，与少量幸存的中国飞机一起保卫驼峰航线和重庆市。

枇杷山正街碉堡（历史建筑）

枇杷山正街，爬上这一坡网红打卡的梯坎，弯弯拐拐的穿梭于重庆市三院家属院内，可见一处制高点上的碉堡。

碉堡建于抗战时期，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露出地面部分设置一长状的观察与射击孔，以镇锁长江，保卫主城，保护机场。

这处修建于抗战时期的军事防御堡垒，也是陪都抗战历史的见证，作为重庆市历史建筑保存。

苏联大使馆旧址（国保）

重庆人民医院（原第三人民医院）大院内，一幢四楼一底典型的仿巴洛克式砖石木结构建筑，贵族感与年代感并存。该楼于1936年修建，与南泉的曾公馆同为一人所建，是原川军师长曾子唯的私产。

抗战陪都时期，第一个抵达重庆并呈递国书的外国驻华使团是苏联，国民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斥巨资收购曾公馆，辟为苏联大使馆。苏联外交使团在维护世界和平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里苏联大使还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会晤。

抗战期间，苏联大使馆曾遭到日机4次轰炸，几经修复。为避日机轰炸，苏联大使馆曾迁往南山。抗战胜利后，苏联大使馆于1946年5月重返南京。1947年该楼改作市立医院使用。

苏联大使馆旧址显示了战时首都重庆的国际政治和外交地位，作为苏联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物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研究价值。作为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的构成之一，2000年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斗转星移百年，沧海桑田巨变。母城拓城冲出通远门与抗战陪都的天选机遇，让重庆母城蝶变。蝶变后，历史仍可追忆，行走中，建筑仍可触摸，感恩对文物的保护，让历史文化信息能够遗存下来，也让我们能够〝回望历史，感悟情怀，追忆景象，传承壮志。”

（图中照片部分来自网上和文保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