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韵媛澈的美篇

冬韵媛澈

所有学到的本事都能救命

——我的外科生涯（三）



作者：高有炳（遗作）

整理者：高伐林、高冬媛

【本文作者简介】

高有炳，湖北鄂城（今鄂州）人，1913—1998，著名外科大夫。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重庆中央医院、陆军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市第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外科主任，武汉医学科研所所长，兼武汉医学院教授。

在湖北、武汉地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他与姐姐高欣荣（1905—1997，妇产科专家）哥哥高有焕（1911—1972，内科专家），以医学界“高氏三姐弟”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三姐弟先后赴美深造，并一度在武汉合作开办“高氏医院”。

图C-01 高有炳。1938年8月摄于汉口。

（续前）

●第一年年终侥幸过了关

到了年终，要过一大关了：评议决定去留。我们同一年助理住院医师是三人，即：上医的杨克勤（后来是骨科专家，北医三院院长），湘雅的唐家桢（后来是湘雅医学院的胸外科教授），第三人就是我。三人都很担心被淘汰，根据大家的看法，三人各有千秋，结果难料。多数认为我是外来人，“德日派”，被淘汰的可能性大。恰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香港沦陷后，香港大学妇产科教授Dr.King来这里妇产科任客座教授，白天作了一个子宫切除手术，晚上是杨克勤值班。未料到病人术后出血，出现有烦躁不安，首先是上医来的管床的实习生发现，认为是手术后的疼痛，未加重视；他的上级是高年级同学杨克勤，那时正是半夜，实习生想照顾杨医生多睡一会儿，就没喊他起来看病人，自作主张给病人打了一针吗啡，使病人安静下来。未料到次日凌晨发现病人失血过多，抢救不及而死亡。死者是一位要人之妻，追究责任，是外国教授开的刀，不好说，只追到出血为何能打吗啡？打针的是实习生，而杨克勤是具体负责人，算是他出的事故。所以在年终决定去留的会上，他不能留了。

图C-02：杨克勤后来很有成就，他主编的《骨科手册》，1983年出版，后来多次再版、重印。

到第三年年终时，我俩都算是高年住院医师了，两人中又要淘汰一人，那就是我和唐家桢争高低了。这一年两人在工作上都是兢兢业业地苦干，并担负科内外会诊核对下一级医生的手术指导，要求高了。幸亏我在头两年打下牢固基础，又因为在医学院的基础学得好，所以就显得“博学”，处处以理论结合实际来分析。

●哪一科学到的本事都能救命



做住院医生，都要轮转其它科室，以扩大知识面，这对一个外科医生是非常重要的。在妇产科深入了解到生产过程，在后来有一次带队下乡医疗时就用上了学到的知识和技能。那次我在重庆北泉作完一个切脾手术，正在门口休息时，一农民急匆匆跑来，直喘大气，好不容易说出话来：“医生快去救救我的老婆吧，她刚生下孩子，流血不止，人快不行了……你们快去救命！”我一听二话没说，就跟他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他家，一看她半坐在那里，阴道像水管一样往外冒血，人已苍白，呼吸短促，已进入休克。情况危急，我一把将她子宫抓住，压迫止血，指挥后到的人赶快输液。血慢慢止住了。等病人恢复了，第三天便敲锣打鼓送来感谢信。

同事都是外科和化验室的人，不懂妇产科，问我说，你怎么知道产妇流血是这样止血的？我就告诉他们，在生产后，由于胎儿生出子宫空虚，一般靠自己收缩将开放的血管压迫而止血，这是正常情况；如遇到病人身体弱，劳累过度，就会发生产后子宫无力收缩，使开放的血管流出大量血液而致死。大家听了折服。

图C-03：高欣荣（中排左二）与周穆英（中排左三）一同留美深造、又一同回国救亡，周担任重庆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高欣荣担任副主任。她们也将自己的本领传授给高有炳。摄于1940年春重庆。

当时轮转其它科室，如眼科、耳鼻喉科、病理科……对我从事外科都有很大帮助。例如在眼科学会了看眼底的变化与外眼部的手术，对眼内外的变化和病理都有一定的认识，这对于脑内肿瘤变化的准确诊断有重要帮助。

在耳鼻喉科由于参加手术，一般的扁桃腺摘除，慢性腮腺炎的开窗引流手术都会做了。最主要的是学会了使用诊断器械，对我以后开展胸外手术作气管镜检查。起到了积极作用。

后来在外科工作时，有人感到奇怪，遇到使用特殊检查机械时我为什么那么熟练，其实都是轮转其他科室时学习的。在轮转科室里多半是每周要看几次门诊，一些医生同事都不喜欢看，觉得浪费时间，我就用这个机会多学知识。例如许多眼科病人作了散瞳后，如结果正常，一般讲就不看了，而我却也多看。每人正常的眼底不尽相同，遇到疑问可向上级专家指教，对今后诊断病人大有帮助。

图C-04：高欣荣和高有炳姐弟俩在成都望江楼薛涛井留影，摄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高欣荣终身未婚，一直与弟弟们的家人共同生活。

●争辩得面红耳赤的会最受欢迎

中央医院与上海医学院合作，所以学术空气浓厚。每周有大型临床学术讨论会，每月有一次全院性临床病理讨论会。这都是一般医生最喜欢参加的，我从不缺席。

临床学术讨论会是由主任主持，每周六下午举行。预先挑出一个开刀前的疑难病例，管床医生报告病人病情、检查结果与治疗方案，由高年助理住院医师补充，再用抬床将病人抬来放在会场，经过大家检查与询问后再送回病室。然后展开讨论，大家发言，询问治疗意见，由负责住院医师作答。

负责的医师思想压力很大：当着全科那么多人，还加上其它科的实习生，在近百余人的会场，发言要有各方面的学术支持和事实根据，否则就会被问住、“批倒”。对人们提出的疑问回答不出，是很丢脸的事！所以每次开会之前，负责的医师除了熟悉病人的情况，必须多看国内外的文献参考书。由于与上医合作，上医的图书多，皆可利用，只是时间问题。

有一次我就为一个病例查找文献，搞到半夜两点多才休息。白天的工作又紧张，在手术后便躺倒了——好在身体壮，没有真正躺下。这种会议得益最多！人们提出的各种疑问，负责的医师如果口拙或实在回答不了，上级主治医师和主任便出马代答。这种会起到了促进努力学习的功效。

图C-05：当外科大夫，必须要有结实的体魄。高有炳（右二）从小热爱体育，常常穿着球衣。

另一种，是每月一次全院性的大型临床病理讨论会，凡有关牵涉到的科室主任及有关负责医生必会参加，同时病理科教授一同参加并主持。这个会讨论的病例不一定是外科病人，凡是住院但病因不明、经过各种会诊和治疗仍然死亡的病人，经过病理解剖证明病因，得出最后诊断——当然，最后的王牌谜底事先是保密的，让大家在会上争辩得面红耳赤之后，才宣布最后诊断并讲出理由。这种会是最受欢迎、医护人员参加最积极的大会。

●前辈表扬我“学术求知的精神很好”



我的威信也是在这些会议上建立起来了。刚来时因为不熟悉情况，不敢随便发言。以后了解了，便以自己的医学基础，根据病理生理的变化，系统发言，反驳别人的判断，在学术上就逐渐取得了同僚的信任和重视。

记得有一次科室收了一个翻车事故导致腹外伤的妇女，作了剖腹检查、肠破裂修补手术，手术顺利，术后拆线伤口也很好，没有哪里疼痛，大小便也正常，白血球也由刚开刀初期的11,000降到8000，除中性较高外也正常。但总是有低烧，摄氏37.8—38度，下午严重些。请了妇产科会诊，说与他们无关；病人要求出院，又不敢放她走。科内开过多次大会小会，总不能确诊是什么原因引起低烧，有人推测：可能因体质受到打击变弱了，染上结核病？但又没有根据。我就每天仔细检查腹部，摸，听诊，终于发现有些异常，那就是下腹有时蠕动特多，且时有下坠感，而大便检查又是正常。我就想到，是否剖腹手术时腹腔有积血存留，以后发生感染而引起低烧？在讨论会上我说出来，建议作一次经肛门镜抽检直肠窝。当时许多人不信，说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但既然无法改善病人的病情，只好同意我的意见，由我作自动穿刺。

第一针未抽到什么东西，有些本来就不信的人走了，一面还说，我就认为不是嘛！实际上我是怕刺伤肠管，随后在指头指引下触到软的部份，穿刺进去，就有黏稠浓汁抽出来了，大约抽出30—40cc，我就将穿刺处切开小洞作引流。很快病人就痊愈出院了。这是连科主任和沈克非都看过的病人，他们知道了，在一次学术会上提出表扬：“高有炳这种学术求知的精神很好。外科难题很多，就是要努力钻研么！”这样一来我的威信无形中提高了。

图C-06：高有炳（右二）在手术中。摄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未完待续）

▲本文系高有炳大夫去世前不久所写。图片多为其本人拍摄或收集，少数由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二医院）提供，也有来自网络，若有侵权，敬请告知，即时撤下。标题为整理者所加。——整理者附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