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韵媛澈的美篇

冬韵媛澈

重起炉灶学外科

一一我的外科生涯（二）



作者：高有炳（遗作）

整理者：高伐林 高冬媛

【本文作者简介】



高有炳，湖北鄂城（今鄂州）人，1913—1998，著名外科大夫。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重庆中央医院、陆军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市第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外科主任，武汉医学科研所所长，兼武汉医学院教授。在湖北、武汉地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他与姐姐高欣荣（1905—1997，妇产科专家）哥哥高有焕（1911—1972，内科专家）以医学界“高氏三姐弟”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三姐弟先后赴美深造，并一度在武汉合作开办“高氏医院”。

（续前）

那个年代，中国医学界派系门户之见很严重，有所谓“英美派”和“德日派”之分，各用各的外文写病历开处方，制度上也不相同，互相攻击不合作，已成积习。中央医院外科是属“英美派”，总负责人是卫生署副署长沈克非，他是留美外科专家，对下级要求很严格，威信很高，毫不徇情。他订下的外科培养计划，非常好，仿效京戏的科班一样五年出师。进去时从一年学生做起，刚读完第一年的学生，择优分配作第一年助理住院医生，共取六名。到年终，由负责的本科副主任医师及主治医师根据定下的四项要求——1.理论知识；2.手术操作；3.服务态度；4.工作能力，来公正地打分。

图B-01：沈克非，1898—1972，浙江嵊县人，在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中国外科学先驱者之一，被誉为“外科第一刀”。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医院院长、行政院卫生署副署长，中华医学会理事长（一说会长）。1946年派任联合国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

●重起炉灶学外科

当时（1941年）我在同济医学院已属高年助教了。在校时，与杜公振教授在四川宜宾共同研究当时当地的“趴病”，得到国家三等奖。我因来中央医院求治，没有事也在外科转，熟悉外科情况后，觉得他们这里的外科培养医生确实是高标准，就更增强学外科的愿望。

当时心里矛盾的是：

1、身为高年助教马上就要升讲师了，一下子重新从“一年学生”做起，面子拉不下来；

2、外科确实很艰苦，抗战时期条件不好，当时如作低年助理医师，待遇又低，还没有福利；

3、我过去学的是德文，一下转为用英文，书写报告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如何克服？

4、一年下来很可能被淘汰，那以后又怎么办？上不上下不下的，面子上也不好回校，又到哪里求职？

图B-02：高有炳（右六）与其兄高有焕（右二）一起考取满洲医科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正在沈阳。事变后流亡到上海进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与同窗们一起组织了“九一八篮球队”。

　　

这几种心理影响我睡不好，吃不好。姐姐身体不好自顾不暇，我也不想增加她的负担。但学外科心情迫切，我觉得我首先要做到：

1、遵守要求，在学习期间，不抽烟，不喝酒，不请假，不交女朋友，不结婚——因为犯了其中一样，就有被开除的危险。有一个上海医学院毕业的第二年医生马勉行，自恃有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作后台，与华西医大毕业、在医院的妇产科任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曹素月，宣布结婚，结果两人在年底皆被淘汰了。解放后我到沈阳开会遇到了他俩，皆在沈阳陆军总院，一个是外科主任，一个是妇产科主任。见面时说到这事，认为太无人情味了。

图B-03：高有炳与姜淑君1935年订婚照。高有炳时年22岁，姜淑君时年14岁



后来因为这条规定，我和未婚妻淑君四年没有通过一封信，我在重庆做什么事都未告诉过她，她也无法知道我的情况。我当时的念头，只能是“我们早就订婚了，信得过我就等着”。最后我外科出师了，就在重庆结婚了。当时许多人都奇怪：从未听说你恋爱订婚，怎么一下子就结婚了？

2、要克服不谙英文的困难，书写病历、英文报告时，尽量将中学时学过的捡回来；病历书写则在病历室借别人写得好的、已经编好归档的类似病历来学习，不懂的请教同房的蒋孝忠，他是上医毕业、比我低一年的助理医生，英文很好，又肯助人。当然，我也帮他做许多工作，如他当班时有事，我就顶他的班。作教学病历报告时，我预先写好，请他帮忙修改。以后两人成了知己。

3、我也做好思想准备：如果真的年底就被淘汰了。至少我多了一点外科基础了。何况我在同济基础打得过硬，如解剖、生理、病理等，对于外科工作比其他人有优势，学习起来进步快。就这样，我申请了外科作第二年助理住院医师。上司经过考虑，批准从1942年起正式开始。

图B-04：年轻人到底是年轻人。时局艰险，业务繁忙，高有炳（右三）与同事们在休息时还是要抽空到医院周围爬山远眺。

●早上总是两个黑鼻孔

那一年我们共三个助理住院医师，他们两个基础不错，工作上也很努力，我当然更要努力，除了日常工作外，还要努力学英文及业务书籍，指导下级医生和实习生，工作繁重。大家都抢着看新业务书，但那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封锁，新书和杂志很难从美国到来，只能靠邮寄微型胶卷，将一本杂志缩印到一卷胶卷上。大家争相阅读。我只有与馆员商量，在上司看完还给资料室后，晚上9点后独自借出，次晨交回，连夜开夜车在低倍显微镜下放大看它。因为用的是桐油灯，油烟大，第二天早上总是两个黑鼻孔。就这样夜以继日学习。

每星期一次的总查房（教学查房）也就等于考试。因为沈克非教授来查房，要求很高，先由实习生报告病历，第一年助理医生答不出，问第二年管床医师。当着那么多人，答不出多丢人？所以逼着人多读书，多了解新东西。当时中央医院的实习生，大部分都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还有少数是湘雅医学院、圣约翰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至于其它学校毕业的就别想进来，尤其是“德日派”学校的医生。要进入助理住院医师这一级，就更难上加难了。我能够挤进去，是姐姐高欣荣和她的好友周穆英暗中帮了不少忙，周和外科主任王历畊是同乡，王太太又与姐姐和周穆英经常来往，是她们推荐而成的。不然在那派系观念严重的时代，根本不可能。

图B-05：王历畊，1900—1977，福建古田人，中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泌尿科外科深造，抗战期间任重庆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兼副院长、重庆陆军医院外科主任。1953年，王历耕任北京医院外科主任、保健医师。

为了做好工作，不给人以口实，我尽量将别人不愿意干又不讨好的工作，接下来好好做。如给慢性病患者换药，谁也不愿意干，又压床位又占时间，我都接下来耐心去做。另外遇到急症手术，当班的人手不够，临时拉人上台帮忙，我从未拒绝，有时误了吃饭时间，只托别人代领一下饭菜，回头再吃。这样一来，赢得上下级医生的好感。

图B-06：酷爱摄影但始终只是业余水平的高有炳（后左）拍下了很多与同事的合影，本文中写到的许多同事，相信都出现在照片中，可惜他没有一一注明姓名，今天已无从查考。

　　

一般人只喜欢当手术主刀者或第一助手，而不愿当第二助手——当第二助手只是在手术台上，负责拉露钩将伤口暴露好，让手术进行顺利，自己不能动手。而我的想法，是多看看手术过程，在台上总比台下看得清楚。有时主刀者还让你摸摸，可以学习手术者的操作，有什么不好？至少别人的经验也能作为自己的借鉴嘛！

到了年终，要过一大关了。

（未完待续）

▲本文系高有炳大夫去世前不久所写。图片多为其本人拍摄或收集，少数由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二医院）提供，也有来自网络，若有侵权，敬请告知，即时撤下。标题为整理者所加。——整理者附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