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下那一团火——李大钊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红蓝融合

作 者 | 兰宁远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华夏大地仍苍茫不见前路。乌云弥漫，惊雷也在孕育。新的思潮，振聋发聩地启发了正在苦苦探寻国家、民族救亡图存之道的中国人。最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迅速被其吸引，投身其中。这时，一团火在熊熊燃烧，给一个百年沧桑、饱经磨难、历经忧患的民族点燃了生的希望。这团火化作理想与信念的星光，照亮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路。这团火，就是李大钊。

1919年新学年开学不久，李大钊在五峰山写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

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若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

（摘自《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1919年10月11日《新青年》第6卷第5、6号，选自《李大钊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完整、准确、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

李大钊在这篇8000多字的长文中，站在学者的立场，准确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李大钊是从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革命的指导意义这个角度去认识这一学说的。俄国革命已经为这个理论改造社会提供了实践榜样，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同时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可以指导的有力武器。

李大钊在文中预言，资本主义的“脚下伏下了很多敌兵，那就是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后，中国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尝试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星星之火般成燎原之势，激励着人们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陈独秀是在狱中读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他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懂得了“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推翻资本主义的必是无产阶级，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似乎看到了中国的上空升起了一面鲜红的大旗，而擎起大旗的人是比自己整整小十岁的李大钊。他后来常对人说，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驱、革命家的楷模，一点也不过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当时的人深刻得多。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陈独秀放弃了早年崇信的自由、平等、博爱主义思想，公开宣告抛弃资本主义而转向社会主义，这让当局极为不满。

陈独秀虽然出了狱，但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行踪仍受到京师警察厅的严密监视，离开北京必须得到批准才能出行。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独秀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白天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晚上等李大钊下班后，一起讨论中国的未来。随着话题的不断深入，二人都感到，盲目地组织学生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急需一个能够真正代表民众的政党来领导中国继续革命，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已经到了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候了。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邀请，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2月2月，他又赶往武汉讲学。这件事本来无人知晓，但他在演讲中大骂北洋政府，点名谴责徐世昌，成为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报纸上连日登载报道，这引起湖北当局注意，它命令陈独秀马上离开武汉。

徐世昌从报纸上得知陈独秀私自出京，下令京师警察厅将他再次拘捕。2月8日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他并不知晓，当时，警察已在其住处布控。

陈独秀刚一下车，一名学生就迎了上来，悄悄示意他别出声，跟着他走。陈独秀重新登上火车，穿过车厢，从火车的另一端下了车，跨过铁路，坐上李大钊早已安排等候在这里的一辆汽车疾驰而去，躲进北大教授王星拱的家中。

警方在车站没有抓到陈独秀，仍不甘心，经过多方侦破，他的处所还是暴露了。李大钊听到风声，赶到王星拱家里，要陈独秀立即回上海避难。但是车站早已布置了天罗地网，怎么才能安全脱身呢？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京。他设计了一条离京路线，先一起到天津，然后，陈独秀由天津再去上海。

1920年2月，北京的街头积雪深深。当监视的警察还在胡同里踱来踱去时，一辆不起眼的小骡车缓缓由朝阳门驶出，朝着天津进发。

赶车的是一个身穿棉袍的中年男子，车里坐着一位绅士模样的人。此时临近春节，正是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为了能让陈独秀安全离京，李大钊化装成账房先生，把陈独秀扮作老板，亲自赶着车护送他到天津。

冬日的北京寒风怒吼、滴水成冰。一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眺望着一马平川的辽阔原野，忘记了严冬的寒冷、道路的漫长和身体的疲惫，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车外严冬萧索，但陈独秀却激情似火。这一路上，二人的谈话内容旁人已难以知晓。但诸多的记述都表明，李大钊在送陈独秀的路途中，两人商谈了组织建党的事。

陈独秀和李大钊商定，等他到了上海之后，就分头行动，建立自己的政党。在冰冷的骡车中，两人做了分工，长江以南由陈独秀负责，立足上海，策动南方，兼与广州携手；长江以北由李大钊负责，坐镇北京，指挥北方，兼与苏联磋商，遇到重要的大事共同商量。此外，他们认为建党之前，应与第三共产国际联系，取得他们的帮助，这项任务由李大钊负责。

为了躲避军警的盘查，二人先去大黑坨村的李大钊家中小住了几日，之后一同前往天津。李大钊托人买了一张外国船票，把陈独秀安全送上前往上海的轮船。他听说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鲍立维正在天津，就秘密来到俄国租界，希望通过他取得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支持。

1920年初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一片银装素裹。陈独秀踏着雪水，来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与住在这里的李汉俊、陈望道等商量建党大业。

李汉俊和陈望道听后非常振奋，但他们觉得当时社会上，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非常混乱，应当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权威的阵地传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陈独秀对这个理论开道的建议非常赞同。于是，他们商定，先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然后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陈独秀还决定把《新青年》从北京搬回上海，让它成为新的政党的机关报……

接受《共产党宣言》翻译任务的是陈望道，1919年，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陈望道应《星期评论》杂志之邀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专心完成这个任务，1920年2月，陈望道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心无旁骛地开始了翻译。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十分憧憬、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敬仰的陈望道以日文版为依据，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在当年4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后，这本只有28000多个汉字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创造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

1920年3月，初春的北大校园春意盎然，梅花飘香。一个静谧的早上，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宣告成立。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等十多名同学，还有俄文专科学校的瞿秋白一起激动地听着李大钊的演说：成立这个研究会是为了寻找真理，为中国解放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1920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和史学系教授。从当年10月份起，李大钊即为政治学系学生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此后只要在校时便每年为史学、政治两系学生讲授。通过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以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兼课和在武汉、上海、成都等地高校的讲学活动，李大钊从大学学术建制层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等专门人才，其中接受过李大钊授课的部分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骨干成员，如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黄日葵、王复生、罗章龙、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等。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有2人是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刘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