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踏军旅路的青涩小子

津门寒儒（韩晶南）

踏上从军路

在我知青生活将满一年的时候，广州军区的一个大举动，圆了我儿时就萌生了的从军梦。那一年，广州军区为了照顾军队上山下乡的干部子女，规定凡现役军人的子女上山下乡满一年并体检合格的均可参军入伍，不受名额限制。我们一起下放到海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一团的外语学校知青中，就只有我和袁伟平是海军（国家海洋局，当时是海军现役，属于军队科研单位）子弟，韩建康和黄维亚是神秘的军区情报部门的子弟，符合入伍条件，故兵团第一时间就给我们报了名。

1969年12月，我们在体检和政审合格后，第一次穿上了属于自己的新军装。过去在文革中为了赶时髦，穿的是厚着脸皮向父亲要来的四个兜的海军军装，虽然父亲的军装对我来说显得过于肥大，但我却依然乐在其中，得得瑟瑟地安享自以为很帅的“军味”。那一年我们所发的新冬装不是像往年那种人字纹布冬装，而是平纹布的，且颜色黄不拉几的有点像“屎黄色”，特难看。可即便如此，也还是兴奋不已。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就这样，我们几个分别怀着将军梦，从此开始了各自“好士兵”的军旅生涯。

分兵

在琼海县武装部与其他新兵会合后，我们分乘几辆大卡车，被一路拉到海南屯昌县隶属海南军区的131师师部（该师的391团于1980年5月以该团为基础组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第一旅）所在地。在接兵干部的安排下，全体人员在师部大操场列队集合，开始分兵。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到底会分到哪儿呢？每个人心里都很忐忑。很快，一位带队干部就手持扩音喇叭开始宣布名单和所去的单位，“xxx，391团，出列，站到那边去”。随着他的大嗓门，人们依次走向被指定的位置。我们四人中唯一的共青团员黄维亚，凭着他“政治上的光环”幸运的被分到了师直通信连；袁伟平凭着他甲等体格分到了师属坦克团，不过令他遗憾的是也没当上坦克兵，而是分到指挥连当报话员（但四人中体格最棒的他，却最先因病去世了，真是造化弄人啊！）；我和韩建康两个韩氏“难兄难弟”很不幸的被分别分到两个步兵团当大头兵。韩建康分到393团在山里打坑道；我则分到镇守可以控制海南中线公路的加釵岭要塞的392团3营营部高射机枪排。但分到排里仅一个月就很“幸运”的轮到我们班养猪，一养就是两个月。原以为我们四人总有一两个可以分到一块儿，结果却被分的散散的，谁跟谁都不在一块儿，虽然都在一个师里，但都不在一个团，从此“各安天命”，各有各的发展，只能靠通信保持联系了。

入团入党

下了连队之后，很快我就适应了部队紧张的学习、训练、劳动、工作和生活。队列动作、军姿、投弹、操枪、射击等军事技能都不逊于老兵，而且进步飞快，三个月就入了团，五个月就入了党。当时按照中共九大新修订的党章规定，入党志愿书一经通过就是中共正式党员，没有候补期。所以从70年5月起我就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了。

军事素养的提高

我下连队才三个月，就被抽调参加了师里组织的班长集训班集训。我们排长和营部政治协理员分别两次跟我谈话，说组织上已经把我列为干部苗子来培养。真像做梦一样，我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一个普通老百姓到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和一名合格军人的身份转换。这一切都得益于我自小在军营长大，长年受父母军人气质的熏陶，军人的基本素养已深深地融入我的骨子里了。此外，是要感谢近一年知青岁月艰苦生活对我的磨练。作为知青，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了一番，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它成为我非常宝贵的一段人生经历和受益终生的精神财富。当过知青，一般的苦活、累活、脏活，对我们来说都不算什么了。当时营部政治协理员找我谈话时跟我说，原本他们对传说中的干部子弟没什么好印象，而我也是好不容易才被决定接收到他们营部来的第一个干部子弟，结果我的各方面表现彻底改变了他们对干部子弟的偏见。当时排里有一位海南藉的68年老兵，平时牛逼哄哄的谁都看不上，后来对我也是刮目相看，变得非常客气了。

在高射机枪排唯一感到有点遗憾的事，是只进行过一次高射机枪的实弹射击，成绩不好。我们步枪实弹射击倒是搞过两次，成绩还可以。但唯一的那次高射机枪实弹射击打风筝，每人二十发子弹，却全排都打成了“秃子”。因为高射机枪是要一枪手和二枪手两个人配合，一枪手负责瞄准击发，二枪手负责跟踪调整航路，较难配合默契。但高射机枪打起来，声音却是震耳欲聋，耳朵震得生疼，当时眼泪都给我震出来了。我怀疑后来我的听力减弱，以致影响到对微弱信号的抄收，跟这有很大关系。

被选调参加报务培训

70年5月份，总参委托广州军区通信兵训练大队在广州军区41军、42军、55军、军区炮兵和海南军区五个军级单位各挑选20名共100名当年入伍的新兵，为其进行系统的报务员培训（据传是当时林彪死党暗地里为林彪在广州另立中央做的准备，后因怕主席察觉，在培训毕业时总参表示这100名报务员不要了，全部由广州军区自行消化）。难得的是，这一次我和韩建康我们两个韩氏“难兄难弟”都被幸运的选上了，在海南军区招待所报到时意外地喜重逢了。意外之余，由衷地感谢老天对我们如此眷顾，不禁欣喜若狂。就这样，我们终于告别了祖国的宝岛——海南岛，回到了大陆。当时广州军区通信兵训练大队是设在湖南长沙上大垅某军事院校内，我们这一批100名准学员所在的队，为训练大队五中队。由于时间待的太短印象不深，我们所在的是什么学院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什么干部学院，因为没过多长时间，整个训练大队就迁往广西桂林了。可怜我们这批新兵蛋子学员，屁股还没坐热就被当成苦力搬运工搬家卖苦力了。唯一有点印象的，是那一年毛主席发表“5.20”声明，我们也和大队其他人员一道，上街参加游行。

虽然在长沙没待多长时间，但对我们五队食堂那每天不变的“招牌菜”莴笋却印象极为深刻，每天只要一进饭堂，看着小黑板上炊事班不知哪位“才子”写的菜谱“阿笋”（莴笋），还没见到菜，就闻到那股扑面而来浓浓的“阿笋”“香气”，便食欲顿消。我们几个刚刚熟悉起来的学员只能相视一笑，无奈的“仰天长叹”：“怎么又是阿---笋啊”！我之前根本就没见过莴笋，这次在上大垅一吃就吃了个够够的，谈“阿笋”色变。多年后我跟韩建康、王蒙、黄纪林、王赭、戴智民几位训练大队出来的铁哥们儿每次聚会，每每都能聊到“阿笋”这个话题。

通信兵训练大队搬到桂林甲山之后，我们这100名新学员正式编班，分三个区队十二个班。我因头顶党员“光环”被“荣幸”地被指定为一区队一班班长，韩建康为三区队十二班班长，我们两个韩氏同宗的“难兄难弟”居然“把持”了头尾两个班的班长。与我们相识不久却无话不谈，同为海军子弟，并且跟我一样，是全中队唯有的两个学员党员之一的戴智民，为三区队十班班长。而在海南军区招待所报到时才相识，不久便亲如兄弟的王蒙，则分到了四班，跟我同一个区队。

王蒙母亲当时送他一起到了海南军区招待所，当着我们大家的面，一边帮着王蒙整理背包和提包，一边不停的唠叨，弄得王蒙贼不好意思。作为看热闹的吃瓜群众，说实话当时我还真有点笑不出来，内心深处是满满的羡慕，多想此时我的母亲也能来为我整理行装和送行啊！即使是被唠叨，心里也是暖暖的。说起来，王蒙与我还真有缘，大家相互聊起来才知道，他是从132师的红军连抽调来的，他的父亲是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而且与我父亲相识。

就这样，我同韩建康、王蒙、戴智民四人成了“四人帮”，“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每到星期天就按耐不住地相约一起请假，到桂林市里狂撮一顿儿。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中队领导就分别找我们谈话进行干预了，说是几个干部子弟老是扎堆儿在一起，其中还是两个党员（后来没多久韩建康也入党了，成了三个党员），三个班长，群众反映不好。所以，之后我们“四人帮”再想一起请假外出就比较困难了。虽然如此，但还是挡不住我们几个之间的友谊。后来慢慢的我们这个小圈子不断“发展壮大”，又增加了二区队的王赭和黄纪林。这份战友加兄弟的情谊一直保持到今天，我们六人成了情同手足的铁哥们儿。

那时，经常会有营区附近的农民，三五成群带着粪桶和粪勺到我们的营房来扫荡“军粪”，以解“肥荒”，成为甲山的一大奇观。有时候某一、两个哥们儿正在厕所聚精会神地上大号，冷不丁就会有一柄不知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突然伸进来的粪勺掏刮那些新鲜出炉的粪便。而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童男子们，经此惊吓，顿时便意全消，屎尿都给吓回去了。只能懊恼的大吼一声：“滚！”。想必在训练大队的那段日子里，不少兄弟都曾有此遭遇，多年后仍不失为很有“味道”的笑谈。

紧张的报务训练

编班之后，我们在甲山脚下就正式开始了紧张的学习训练生活。在那里，我们这些“菜鸟”学员第一次接触到了电码、耳机、电键、振荡器、发报报底、抄报本。阿拉伯数字从一到十的念法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变成“幺、两、三、四、五、六、拐、八、勾、洞”。抄收时要用铅笔，在有些数字的落笔顺序上也有些许变化，以便能够快速抄收；“滴滴答答”的电波声神奇地转换成了数字或字母，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

每个区队都配收、发报教员各一名，收报教员负责发报给学员们抄收，发报手法又快又好；发报教员负责教授学员们发报技能，发报手法规范并能给学员们很好的示范效果。

为了更好地提高抄报水平，我们还学会了压码，就是在头脑中压着码抄收，一般压一两个码抄起报来就能从容不迫，手就不会像抽筋式的那么紧张，压码压的好的可以压三、四个，甚至四、五个，但一般情况下没必要压这么多码。抄完报文后学员两两交换进行校对，记录成绩。错字打“X”，掉（没抄上的）字打“^”，全对的打“Ty”。我抄报成绩一直挺好，“Ty”比较多，这为我这个日后的抗干扰抄收尖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桂林甲山是个雷电高发区，虽说楼顶都装有避雷装置，但雷电大时还是相当吓人的。有一回大雨倾盆、雷电交加，二、三区队学员正在戴着耳机抄报，一个大雷打下来，不知是雷声太大还是耳机轻微导电，所有人都动作整齐划一的同时丢掉耳机，逃也似的向课室外窜，二区队有位学员不慎摔倒，被桌角撞破了头“光荣负伤”。我们一区队当时是上发报课，幸运的没有受到雷击影响。

在经过几个月收、发报训练和通勤用语的学习后，就开始通报训练，通报是一项综合技能，是集操控收、发信机，守听、收报、发报、通勤用语等技能的综合运用，通报时效高低是报务员综合能力的体现。我们通报训练使用的，是影片“英雄儿女”中王成向指挥部喊话“向我开炮！”时背着的那种两瓦机。该机兼具收、发报和报话功能，功率不大，通信距离较短，已属退役装备，只能用于新报务员的培训。跟我们后来分到团里所使用的150瓦、400瓦、1600瓦相比，简直太小巫了。但即便是这样的老古董，我们这些菜鸟学员用起来还是满过瘾的，每回通报训练结束都意犹未尽，欲罢不能。

我们五中队的伙食实在无法恭维，从中队领导到我们这些学员，全都忍无可忍，怨声载道。中队指导员王XX在一次大会上就伙食问题代表大家的意见对炊事班提出批评，用他“湘”音十足的普通话说：“天天冬瓜南瓜，吃的人心慌慌”。这句话成了载入五中队史册的一句“名言”，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学员们聊起天来，都会学着他的腔调来上那么一句。

我当时虽然身为党员、班长，但毕竟还是有些年轻气盛，遇事欠沉稳冷静，偶尔还有点行侠仗义的江湖气。我们班里有一个来自42军的武汉兵，瘦高个，虽然同为新兵蛋子，却油里油气像个兵痞，平日里总喜欢逗弄欺负一个个头比较矮小的湖南兵。有一次玩大了弄火了，二人打闹起来。平时我就看那个武汉兵不顺眼，因此拉起架来就有点偏帮那个小湖南兵，拉开武汉兵顺手就推了他一把，力气稍微大了一点，把他推了个趔趄，差点摔倒。结果武汉兵恼羞成怒，转过身就冲我来了。当时我也没客气，随手抄起一个方凳就要砸他。一下子就把这个武汉兵给镇住了，自此后他再也不敢随意欺负人了。

半年的学习训练生活过得很快，在完成了一次野营拉练之后，就进行毕业分配了。按照总参的要求，我们这100名报务员由广州军区自行消化，训练大队除留下10名担任助教之外，其余人员全部分到通信团、通信总站和军区炮兵、工程兵等单位。

我们几个铁哥们儿也面临着分别，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虽然难分难舍，但毕竟难逃命运的安排。韩建康、黄纪林、戴智民幸运地留校担任助教，我和王蒙、王赭则分到通信团。我们几个“好兵帅克”军旅的青涩岁月就此结束了，又再一次别过，各奔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