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专稿】《大学迷》

清风

　　我的外号“大学迷”，是公社知青助理给起的。放在当今，这还是褒奖词，可在那个黑白、是非、正邪都颠倒的年月，这顶政治帽子，可比压在孙猴子身上的五行山沉多了，立马叫你顶风臭四十里。

　　♦ 1 倒霉蛋

与知青助理结下梁子是因为抽调的事。当时我家已迁往西丰医疗队，按政策即使抽调，也不能回沈阳，只能安排在当地就业。开原县装卸队招人，知青助理就把这个名额“恩赐”给了我。按理说，我应该感恩戴德才是，装卸工好歹也是工人编制，比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待遇要好得多了，至少能吃上“皇粮”；况且当时抽调也确实没什么好工作，军马场喂马的，商店站柜台的，建筑公司砌砖儿的，腰揣一块铁爬线杆儿的……那时很少有人敢说个“不”字！

我平时老实巴交的、惟命是从，可谁都想不到，我居然当面拒绝了这份工作，这可是犯了兵家大忌！为这事还惊动了全家。父、母、兄长专程为这事来到开原，紧急磋商，还特意去了装卸队实地勘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个个膀大腰圆的，肩膀头上扛着盆口粗的大木头，嗨哟嗨哟地喊着号子，一瞧这阵势，我嘴一下张得老大，半天没合上。就我这小体格，木头扛我还差不离儿。商量来商量去，宁可得罪知青助理，也不遭这个罪！这其间还发生个小插曲，商量完天色已晚，已无班车。一家人只好在站前旅社包了一个双人间，四口人挤在两张床上（都是没钱闹的）。不料半夜来人查房，声称要罚款，好说歹说才没被强行驱逐。

　　知青助理虎下脸，当时没说什么，可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又过了半年，当地一个铅锌矿招下井工人，我再次拒绝填表。撅了父母官两回，今后肯定是没好果子吃了。果然，他人前背后，都散布我是“大学迷”，这外号不胫而走，从此我成了活靶子、黑典型，足足在农村呆了十年！

说我是“大学迷”，其实一点也不冤。那时鬼迷心窍，钻心觅缝地打听有没有考大学的消息。机会还真的来了， 1973年8月，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大队也不想得罪知青，便让知青自相“残杀”。谁也没想到，在投票时，每个知青都毫不犹豫投了自己一票。最后有三人各得到两票，也包括我在内，只好拿回大队“仲裁”。我因家庭出身不好，落选也在意料之中。被选送的知青因成绩没有入围，白白牺牲了一个名额，我的首次大学梦也破灭了。

　　次年8月，辽宁大学到开原招收曲艺班学员，县文化馆的杨砚耕老师力荐我，面试也通过了。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被一个扎小辫儿的给顶了，大学梦再度破灭了。

　　1常有散文诗歌见诸报端，我在当地已小有名气。铁岭日报社有意调我去当编辑，被知青助理获知，立即给报社发了一封公函，说了我许多坏话，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1975年12月28日，铁岭地区文团调我当创作员。就在我登上长途汽车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知青助理气急败坏地冲上车要抢我的行李。一向逆来顺受的我，终于忍无可忍，摆脱了他的纠缠，毅然决然离开了靠山。他穷追不舍，又把诬告信寄到了团里。幸好，中央及时发表了26号文件，知青助理因“迫害知青”受到革职处分。

♦ 2 头班车

抽调回城，我是最末一班车，1977年年底，知青清点，时任公社副社长的老班长张印通给我批了一个特别名额，终于如愿以偿，回到沈阳，回到我久别的故乡。

更幸运的是，我终于等到高考，搭上恢复高考的头班车。

俗话说，点背的时候喝口凉水都塞牙，而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1977年底，我还在铁岭地区文工团担任创作员，当时正参加一个戏剧创作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心里痒痒的，猴急地报了名，赶上没带钱，报名费还是别人垫的。

　　那时候手头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更别提什么辅导班。就连政治、地理、历史常识教材，还是现跟人家在校学生借的。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

　　考场设在铁岭县一中，监考人员是该校临时抽调的教师。考场气氛凝重，不少考生胡子拉茬的，还有孕妇呢！头一天上午考的是政治，下午考的史地。仗着年轻（其实也27岁了），记忆力强，答的甚是顺手，没有开天窗的。

次日上午考数学，那是我的短板，10年知青生涯，成天修理地球，初中学的那点数学，早都就饭吃了。一拿到数学考卷，当时就傻眼了。虽然试题并不难，但对我来说跟天书差不多，除了勾股定理、一元二次方程还有点印象，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捱了不到20分种，我就缴械投降了。我不敢正视监考老师的眼睛，红着脸逃离了考场。

下午是语文，那是我的强项，尤其是作文题，都是我事先押中的，还都提前拟就了草稿。记得共有两个题目，可资挑选，一个是《在沸腾的日子里》，另一个是《谈青年时代》，前者是记叙文，后者是论说文。当时粉碎“四人帮”不长时间，胸中的闷气一扫而光，有感而发，文思如泉涌，落笔如飞、一气呵成。监考的一位女老师，她那慈爱的目光，一直伴随在我的左右。她俯下身来，在我耳边悄声说道：“我看这个考场里，就你能考上！”

　　高考结束，心里上下打鼓，并无几分把握。

翌年春天，知青清点，我被抽回沈阳，是68届40名下乡到河北大队（现易名一面城村）的知青中最后一回城的，被分配到药用玻璃厂烧锅炉。

高考已经发榜，我的总分是237分（共考4科），其中数学只得到可怜的6分！名落孙山，已在我意料之内。每天推炉灰，三班倒，累得昏天黑地的，早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一天，我突然接到崔凯的电话（当年我们都在文工团搞创作），他告诉我，我考上辽宁大学了，录取证书就在他的手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那个激动劲儿，跟范进中举的癫狂样儿差不多，掐掐脸蛋，生疼，才知道，这回不再是做梦了！

　　平素寡言少语的父亲亦一反常态，逢人就说“我家老二考上大学了。”我也成为李家二代头一个进入大学校园的人。

两次与“辽大”擦肩而过，还落了个“大学迷”的名声，当时心里憋着一股气，填报高考志愿时，3个栏里我清一色的都写上了“辽大”中文系！大概招生的老师看我特心诚的缘故，才动了恻隐之心吧？入学后我才知道，头一批被录取的，低于我分数的大有人在，只不过我是属于沈阳本埠的，因名额所限，才未被录取，更让我引为自豪的，我的作文几乎得了满分。若不是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扩招走读生，我的大学梦，可能永远是梦了。

　　♦ 3幸运者

这次上大学纯属偶然，若非幸运之神垂顾，几乎差点又与辽大再度失之交臂，我最终被录取的内幕，是入辽大的第二年才偶然获悉的。

第一批高考录取通知单并没有我的名字，中文系77届一、二班是1978年年初入学的，事实上已经落榜，大学梦再次成为泡影。

本以为上大学无望，在工厂烧锅炉又心有不甘，那期间是我最苦闷的日子，到处求亲告友，想调到文艺部门，甚至后悔当初为了回城贸然离开铁岭地区文工团。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还是得益于小平倡导扩招走读生的政策，正巧父母当时 已从西丰医疗队借调回沈，依照有固定住所的条件顺利通过了走读生资格。

其实这也不代表板上钉钉，符合此条件的考生大有人在。这里还要感谢一个人，感谢铁岭地区文工团。

若不是有文艺团体这个身份，当时我这个老初三根本不够申请高考资格，有了这个“特长”才可以跨过高考这个门槛。有了这个“出身”，才在众多“遗珠”之中把我扒拉出来。

是中文系于国凡副主任亲自去铁岭招生的，也是他调出了我的档案，让我起死回生，加入到走读班33名幸运者的行列，1978年4月13日去辽大报到，被编入77-3班。

于国凡主任看中了我的身份，就因为文艺团体的身份，肇乐群辅导员又钦命我担任班级文艺委员。无独有偶，一、二班乃至系学生会文委不是来自歌舞团就是话剧团的。运气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

7年高考是唯一一次在冬季举行的高考，还记得钢笔水都被冻住了，书写时不得不甩上几下才出水。据资料记载，共有从初一到高三6届毕业生包括应届高生中共57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最后被录取的只有27万幸运者。积压了近十年的人才荒，造成了知识断层，也让一大批所谓知识青年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历史欠他们一个公道、一个公平，本来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人生可以大放异彩的。十年知青生涯，十年蹉跎岁月，再奢谈什么青春无悔,简直是笑谈.

高考是我人生中最紧要几步中的一步，这一步，改变了也改写了我的命运。每每忆及高考，我总是怀着感恩的心，感激邓小平同志，也感念那位慧眼识珠的女伯乐！后来几次去找寻她，想当面道声感谢，茫茫人海，始终未能如愿。

至于那个知青助理，一次去清河看望老班长，席间蓦然想把他邀来见个面，他却死活不肯来，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