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偶遇

胡新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初，电视尚不普及，也没有沉溺麻将、扑克等娱乐活动的不良社会习气，更没有涮视频玩抖音的科技奢侈，一般老百姓傍晚休闲，三、五家人凑在一起，冬天围着火炉、夏天场院边迎着凉风而坐，一般是由年长者为主，前三皇、后五帝，张家长、李家短，天南海北谝闲传，一直谝到尽兴才各自归家。我很怀念那段青少年岁月，因为我的世界观，主要就是在这种闲谝文化侵润中形成的。父辈们闲谝中讲的许多故事，有的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一个姑夫王念娃，就讲过他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亲身经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汉中洋县一带环境闭塞、交通不畅，老百姓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需要将家织土布卖掉，换回他们急需的盐铁用品和针头线脑。这项工作是由当地的青壮年挑夫走傥骆古道或子午道，在山外(洋县对关中平原的统称)完成的。

民国陕南挑夫

　　我的姑夫王念娃从十几岁的娃娃开始，就跟着长辈们讨起这样的营生。

民国二十四年，姑夫已由一根扁担，锤炼成一个身板如铁的硬小伙。这年春节刚过十五，他就将母亲和其他亲属用一个冬天织成的四十余匹土布(一匹十丈)，挑到山外卖掉，又从山外购买了六十余斤棉花和盐铁用品等六十余斤，加上针头线脑等七零八碎，总重量不低于一百五十斤。这样的担子，对年轻的姑夫而言，正好是走远路和山间险路的标配。他一路健步如飞。在离家在外大约二十天左右的一天傍晚，他们从关中返程回到了离家不远的洋县华阳。一路上晓行夜宿，渴饮饥餐，尽管挥汗如雨，十分辛苦，但一则临近家园，二则一路未碰着棒客劫道，心里十分高兴，便感到脚下生风，一路快步而行。然而，当他们一行五个年轻挑夫刚刚走到华阳街附近的一个山梁上时，突然被一队拿枪的士兵围了起来，这些当兵的，看起来怪怪的，除了拿的枪和他们平时见过当兵的拿的一样，衣服破旧，颜色各异，样式也从未见过。这些人尽管不象别的当兵的那般凶神恶煞，但一个个却显露出不能违拗的英气。那些当兵的用枪指着下山的另一条小路说:“挑下去！”姑夫胆子大，放下挑子上前和当兵的论理，意思是说:这副担子不大，可里面装的可是几个家庭的身家性命，如果这些东西被拿走，相当杀了全家及近亲属几个家庭几十口人的性命，老总们行行好，把我们放走，我们一定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等等。但这些当兵的根本不听，就一句话:“挑下去！”他们无论怎么肯求，这些当兵的仍然是:“挑下去！”他们被带到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子里，只见院门口站着岗哨，门里放着一张桌子，有两个当兵的在桌前一边指挥，一边登记。院子里已有十几个挑夫，所有桃子贴有条子被整齐地摞在一起。姑夫也被问了姓名、籍贯等事项，挑子也被贴上条子摞了起来。天黑下来，所有人被关进一个柴房里，院内外有持枪岗哨。

姑夫这次被吓得不轻，他们蜷缩在柴草堆里瑟瑟发抖。心想，这下子全完了，“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况且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挑夫。有得人低声抽泣，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尽管内心极其恐惧，加之寒冷侵袭难以入眠，但极度疲倦仍然将他带入浅睡状态，大约鸡叫三便时候，突然远处枪声大作，其间夹杂着巨大的爆炸声，窗户也被震的嗡嗡作响。一直到天麻麻亮，枪声才渐渐停了下来，周围也恢复了死一样的沉静。大家偎进草堆里，大气都不敢出。

天刚大亮，外面有了嘈杂声，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柴房门忽然被打开了，两个当兵的一人提了一个桶，其中一个手里还提了一篮碗筷，他们放在地上后喊着:“开饭了，开饭了！”，霎时，屋内香气四溢，一桶热气腾腾的熬肉豆腐萝卜，一桶热气腾腾的大白米饭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在那个年代，是很难见到的稀罕物。大家开始还躲躲闪闪不敢上前，但禁不住当兵的热情招呼和饥饿的驱使，纷纷上前拿上碗让当兵的打饭。当兵的一边给大家盛饭一边说:“大家别急，慢慢吃，一定管饱”。姑夫说他一口气吃了三大碗，二、三十个人，一会把两大桶吃了个底朝天，当兵的还提来半桶汤，大家又喝得净光。大家吃饱喝足了，其中一个人说道:“过会儿可能就送我们上路呀”，又有人搭腔道:“管他呢，反正，这次就是枪毙了，也是个饱死鬼了。”大家反而轻松地笑了起来。

大约又过了两三个时辰，门岗把大家叫到前厅院子里集中起来，有一个穿着黄军大衣象军官一样的人站在昨天放的桌子前等着大家，他脚踏一双深筒马靴，站在那里既威武又儒雅。他热情地招呼大家上前围着他坐下，操一口带有河南口音的普通话给大家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我们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长着青面獠牙，做着共产共妻等坏事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家看到真实的我们并非如此。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为穷人打天下，穷人只有跟着红军才有饱饭吃。你们千辛万苦的劳作，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都是这个世道太坏，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推翻它。他还走进人群中和大家一一拉手，他还拍着姑夫的肩膀，夸赞他的好身板，他还讲了北上抗日等许多大道理，大家也似懂非懂。最后他说，愿意参加红军的，今天就跟着我们，不愿意的，也不勉强大家，下午有个群众大会，参加完就可以走，要走的别忘拿上我开的路条。以后想要参加红军，你们前来找我。说完他就走了。

这位军官走后，大家就在一起议论，怎么办？几个湖北和四川的小伙当即决定留下来，洋县几位乡党和大多数挑夫都想家，想早点离开。中午饭是大白馍和粉条烩菜，大家吃饱后到街上戏楼坝会场草草转了转，见到很多当地群众拿着口袋去领粮食。姑夫一行洋县乡党也没心思多待，见到会散即回去领上挑子，带上路条向家的方向一路狂奔。走到八里关，碰到一位教书先生，大家拿出路条让看看写得啥，这位先生读到:见条放行。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这时大家才记得红军士兵曾嘱咐过，离开红军管控区，要尽快销毁路条，以免引来麻烦。大家就立即撕掉路条并发誓对此遭遇守口如瓶，便各自归家了。

吴焕先

　　闲谝中，我们都为姑夫失去了一次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而扼腕叹息。父亲说:共产党军队里，不仅官兵平等，而且设有文化教员，他本人就是旧部队投城后，在共产党军队里学的文化。如果那时候姑夫参加了红军，不管是在以后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或有更大作为，都将为中国革命做出较大贡献，最起码不会终生目不识丁。姑夫也为这种关键时候的错误决择深感内疚。他后来听说他们那次决定参加红军的挑夫中，四川和湖北籍的小伙中就各走出过一位将军。

姑夫回家处理完挑中货品，就后悔当初未追随红军，他也以第二次出挑为由，前去追赶红军，寻找吴焕先，但红军已长征北上。那时白色恐怖，谁敢公开寻找红军，一个人问不对，话说不好，被当成红军探子，当即就会被杀头。

姑夫虽然与参加红军失之交臂，但他从那时就对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管以后谁污蔑红军和共产党，他都嗤之以鼻。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真正掌握了政权，姑夫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做了大量工作，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去逝。

最近，我打开了县志，对照县志记载，对姑夫的这段经历进行了考证。县志载:1934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二二三、二二五团和军直机关，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郑位三的率领下，由佛坪县袁家庄、西岔河进入本县秧田乡碗牛坝村。到罗曲乡罗曲院休整后，经阳河、茅坪，于次年3月8日(即35年农历二月初四)到达华阳镇。其时，驻安康的国民党军陕西警备二旅旅长张飞生率部追剿。3月10日，张部在茅坪乡狮子坝村与红军后卫部队接火，红二十五军首长决定，徐海东率二二五团，在华阳镇南7.5公里的石塔河设伏，痛击张飞生部。石塔河伏击战共毙伤张飞生部500多人，俘团长以下300多人，缴获一大批枪弹和军需物资。

姑夫所述事件，应该发生在1935年3月9日(民国二十四年农历二月初五)下午，因红军要在石塔河打伏击，怕走漏消息更怕误伤群众，便在华阳把由北向南的商旅拦截下来集中看管，战斗结束，又尽快放行。在拦截其间，军政委亲自为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照顾解决好群众的基本生活。可见红军当年对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之细之深入，对群众之关心爱戴。整个拦截过程把红军是人民的队伍，人民队伍爱人民的军队宗旨体现的淋漓尽致。这样的军队焉能不得到人民拥戴，不打胜仗，不最终走向胜利。

姑夫与红军的接触尽管极其短暂，但红军身上体现出的独特精神他却得到了深刻地领会和体验。我们今天研究延安精神，我觉得，延安精神的实质实际上就是当年红军精神的发扬和光大。

任何时代都有其深刻的时代烙印，闲谝文化是在没有网络，生产力没有完全释放的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交流和获取信息的便捷需求日益提高，闲谝文化被网络聊天等新的文化现象取代也就成了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