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莞塘

龙朱

　　莞塘自然村，地处金坛城东20里外、河头集镇北的常金公路南边，离公路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典型的江南农村。

　　莞塘村历史久远，一千五百多年前就有人在这里居住生活生产，有河头古镇最早源于莞塘的说法。据明末清初的奇书《读史方舆纪要》卷25镇江府金坛县记载：莞塘，《志》 云：梁大同五年（539），南台侍御史谢贺之壅水为塘，种莞其中，因名。莞，俗称席子草，雅称香蒲。由此可知三点：其一，莞塘的莞的正确读音是guān而不是其他；其二，莞塘当年是一个治水营田的水利治理工程；其三，因莞的叶片可供编织，属于经济作物，说明莞塘开筑后，就有人在此居住生活生产。

　　莞塘村曾经作为行政村存在过，时间跨度不少于50年（其中人民公社期间改名胜利大队），莞塘行政村其下辖莞塘、柴墩、眭家，大沙庄、周塔里及西路庄共六个自然村。柴墩村最大人数最多，人民公社期间村民近五六百人，划分成四个生产队，其次是莞塘，六七十户人家三百人不到，分成东、西、北三个生产队；西路庄以榨底坝为中心分散于公路南北侧，周塔里则完全位于公路北侧。除周塔里西路庄外，其他四个自然村被1977年冬开挖的莞塘河与大沙庄河从南北东三面包围住了。莞塘行政村早在二十年前就被撤销了，先是并入洪家村委会，后又划归明星村委会。期间，眭家先被拆迁消失，西路庄一部分及柴墩紧随其后，莞塘近年来也被拆迁了一部分的人家。与河头其他被拆迁的村民一样，他们都被安置在金坛城区东部，仅金江苑就有上万人之多。

　　莞塘，普通话正确的读音是guān塘，河头人口中往往是wǎn塘，就如华罗庚的华作为姓正确的读音是huà，可除了正式场合或者新闻报道外，金坛人一般还是读成huá，如经常挂在金坛人嘴边的华城开发区。令人奇怪的是，还有很多人将莞塘读成yū塘。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曾经推行过第二版简化字，直到1986年才正式废止。那段时间里，无论是正式的政府文件，还是学生的奖状，包括刷在、贴在墙上的标语，莞都是写成“芫”的。那时候群众的识字普及率虽然不高，但“元”还是认识的，就顺着不识字的秀才的思路读下半部了，而在河头人口中yuán和yū确实是不分的，如袁世凯，往往念成yū世凯。

　　莞塘虽然有1500多年的历史，期间肯定也有许多值得记录的事情，但留下的文字只有片言只语，且大多湮灭在岁月的尘埃中难以追寻，只有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还算比较清晰。

　　有两个故事一直流传在莞塘。有一户人家正在挖井，井已经挖得很深了，但还没有出水。忽然井底下的人听到有人说话：“张家婶婶，问你借一下升罗（河头地区普遍使用的一种量粮食的器具）用用好弗？”声音明显是从井下面传出来的。挖井人相信地下有十八层世界，以为他一不小心挖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就吓得慌慌张张地从井底爬上来。挖井人把听到的话如实告诉了一旁的其他人，大家一合计，就把井堵上了。有一个村民在树下休息，这棵树很高大，枝繁叶茂，童童如盖，这时他好像觉得有东西砸了他的头，站起仔细查看，发现是一块新鲜的鸡骨头。他左右查看没有发现附近有人，寻思半天，又绕着树认真搜寻了几遍，仍然没有发现有人。他疑惑地抬头朝树上看，突然发现浓密的树叶间好像有一双眼睛盯着他看。这个人吓得就往家里跑，到家里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大家，于是一群人拿着锄头钉耙、菜刀木棍一起涌到那棵大树下。在大伙的吵吵闹闹中，一个老太婆拨开树叶问：“长毛走了朆啊？”原来是一个小脚老太，据她说已经在树上住了三年多了，为了躲“长毛”。

升罗

这两个故事无需考究便知虚妄，倒是产生故事的背景反而是应该关注的，因为它其实从侧面反映的是当年莞塘老百姓躲避太平天国战乱的情况。两个故事里的人说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吴语方言，爬树、挖地道躲避战乱的事情确实真实发生过。民间有“铁打金坛城，纸糊溧阳城，脚踢武进城”的说法，也有太平天国三打金坛城的传说。史料记载，清军与太平军在武进、金坛、溧阳激战，导致当地人口锐减，“行终日而不见人”。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攻打金坛城，与清军血战110天，城中人丁7万仅存不足3000，全县遗民不足3万。1866年前，春燕归，巢于林木是莞塘及其周边地区真实的写照。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 “江、浙、皖三省被贼蹂躏之地,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太平天国战后的江南地区,人口凋零,土地荒芜。为了迅速恢复残破的经济,清廷于同治五年(1866)谕令各省招垦荒田。在清廷及地方大吏的督饬下,各州县先后设立了“劝农局”、“招垦局”或“开垦局”等机构,负责招垦事宜。从而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下江南”移民浪潮。此次移民浪潮对金坛的居民结构和语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影响至今还存在，莞塘，地处江南，自然也不例外。

　　资料表明，移民金坛地区的大多是苏北扬州、盐城一带的农民，当然也有少量移民是商人、手工业者。莞塘村的情况也大致相同。笔者的高祖父就是那时候一副箩筐挑着两个曾祖从盐城东台出发移居到莞塘村的，到我这一辈是第五代，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开花展枝，如今莞塘村这一枝已经有了第七代。莞塘和河头大多数村子一样，都是杂姓村，这也说明了村民的祖先来源于不同地方。

　　莞塘原居民说的金坛话属于吴语太湖片的毗陵小片，苏北移民说的苏北话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又称江淮官话。一百多年来莞塘出现了金坛话和苏北话并存的双语现象，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老一辈人的渐渐离去，苏北话开始慢慢从莞塘人生活中淡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小时候，笔者还偶然在夏夜乘凉时听到父辈用苏北话聊天，但我们这一辈人已经听不懂了，更不用提说“江北话”了。即使这样，莞塘人的语言里还是留有金坛话和江北话相互影响的痕迹，形成了独有的语言特点。莞塘人喜欢用“的”和“佬”，ni de（儿子）、台de（台子）”、“ha de（鞋子）”、“xu ha de（棉鞋）”、“”一张“长佬”（“黄佬”、“木头佬”）板凳，弗、覅（fiao）、朆（fen，fin）、呒不（m peh）也是莞塘人的常用语。另外，莞塘人“欢喜”“闹热”和“亮月”，遇到不愿意做的事情就“贱贵”不肯。其他地方的人一般是这样说的：莞塘人“喜欢”“热闹”和“月亮”，遇到不愿意做的事情就“贵贱”不肯。在对家庭妇女的称呼上莞塘也有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地方，一般用长子或者长女的名字加“a娘”称呼，也会用娘家地名代替。以笔者家为例，旭华哥哥是我们家长子，我外婆家在大沙庄，因此我在村里经常听到别人这样称呼我母亲：旭华a娘，或者大沙庄ge。

　　1937年12月2日金坛沦陷后，莞塘人也深受“日本鬼子”、“汪派二鬼子”、“国军中央军”和各色地痞流氓的苦，特别是日本鬼子1943年3月开始的大清乡、大扫荡、大封锁期间。日本鬼子为了彻底消灭清乡区里的一切抗日力量，就强迫老百姓给他们砍运竹子，用来编竹篱笆，而且每隔三五里路就建一个据点，在常金公路两旁筑起了一道严密的隔离封锁线。因为莞塘属于清乡区，日本鬼子编制了伪保甲户籍，实行连保连坐，户户登记；每人发良民证，凭证出入，无证者不得通行，甚至遭逮捕枪杀；每户吃粮要登记，出卖粮食要报告，不准自由买卖等等。有一天，莞塘一沈姓村民走亲戚因为有事耽搁天黑才回村，这个人特别老实胆小。临近村口时远远看到伪军带着日本鬼子向他走过来，没有办法，他只得躲到路旁的干草塘里，但最终还是被发现了。鬼子用枪托打他起来，每打一下，沈姓村民就发出痛苦的叫声，连靠近村口住的村民都听得清清楚楚。一连打几下，沈姓村民没有办法只得掏出良民证举在头上从草塘里爬出来。后来日本鬼子还是把他带回据点毒打了一顿，见他真的老实，经伪保长出面才放了回来。这就是笔者小时候听到的“一打嗯，一打嗯，我是老百姓”的真实来源。鬼子的这些暴行极大地激发了莞塘村民的抗日怒火，他们自发地加入了抗日斗争。新四军干部司马林、朱复坤、蒋福元和袁凤英等人经常在莞塘村开展秘密抗日活动，都受到了莞塘村民的保护，司马营长等故事笔者小时候经常听到。为了开展广泛的“清乡”抗日斗争活动，抗日游击队会组织化整为零、分段包干、快速拆除竹篱笆的抗日活动，其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莞塘村孙金铲忍受酷刑保守秘密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1943年4月，金东区抗日游击小组组长荆长福召集莞塘村孙金铲等几十名青壮年农民，趁天黑把莞塘附近常金公路上5里多长得竹篱笆齐腰锯断。第二天一早，日本鬼子发现竹篱笆被锯断，恼羞成怒，立刻命令伪军带路逐村逐户进行搜查，当搜查到孙金铲家时，鬼子发现他家的锯齿上有篾青，就把他抓回了据点。鬼子先用上好的酒菜款待孙金铲，要他说出是受谁的指派，还有哪些人参加锯篱笆的？孙金铲一口咬定锯子是前两天锯竹子做竹篮用的，不承认去锯篱笆的事情。鬼子见用软的不行，便对他严刑拷打。孙金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鬼子、伪军见逼不出什么，就把他关押起来，后来经组织上营救才获得释放。

1945年8月20日，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支队攻克金坛县城，驻金坛日军逃亡丹阳，莞塘终于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又几个近四年的努力，1949年4月2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六军六十师一七八团进入金坛县城，莞塘解放了。

　　1949年 解放后，莞塘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迎来了新生。和河头的其他村子一样，莞塘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1958年夏天，莞塘村口也准备着饭菜，陌生人都可以随意地吃，村民们在公共食堂“放开肚子吃饱饭”。再稍后，河头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莞塘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改成了生产大队。三年自然灾害中，也有人因为吃“观音土”拉不出屎，也有人吃野菜得了浮肿病。1973年下半年开始，莞塘村民有了自留地，赶陆也先后恢复了。1976年夏天，大家都住在屋外防震，用政府发放的塑料薄膜防雨避露水。云南落下来三颗大陨石的事情全村人都知道。9月9日，莞塘北队部分社员正在村西的田地里剥蓖麻，不远村头的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哀乐声，当时很多社员就痛哭起来，女社员哭得更加厉害。10月，莞塘社员参加了一次万人大会，举着纸做的小红旗按公社指定的路线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主席上台。

1978年前后莞塘建起了村办小工厂——加工螺丝。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后，莞塘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及其子女被摘了帽子，成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历史的车轮驶入了1982年，莞塘也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家庭联产责任制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村民可以光明正大地养鸡养鸭养猪仔并拿到集场上卖。1984年河头公社解散改成河头镇后，国家把“改革开放”作为国策，将经济建设提到重要位置，莞塘村民也敏锐地嗅到新时代的气息，由于临近常金公路，能够较便利地接触到外面最新的市场信息，加上莞塘人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莞塘村民很快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虽然投机倒把罪是2008年取消的，但此时贩卖猪仔等行为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管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莞塘有95%以上的家庭都住上了楼房，电视机、洗衣服、电风扇几乎家家都有，新式组合式家具也有，不久电话机也出现在床头、堂前的横几上，基本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愿景。这要比一般信息闭塞、交通落后的村子早三四年。

　　近五十年里，莞塘村有三次大的面貌格局改变。第一次是因为1977年冬季莞塘河的开筑，莞塘河位于村的北边、东西走向，将村子和北队的社房、晒场和生产队里大部分的农田隔开，一座简易的毛竹搭建的小桥横跨两岸，以供村民交通出入。莞塘河的开筑，使得几条小河、几十亩农田消失了，改变了原本村子的面貌格局。几年后，毛竹小桥就变得破旧不堪，桥面几乎不见了，止剩下几根毛竹在苦苦坚持，严重地影响村民的出行和生产活动。不久，一座新的水泥桥代替了原本的毛竹危桥，水泥桥至今还在，只是桥下的河水不再清晰，淤泥堆积。第二次大的面貌格局改变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于经济条件的不断提高，莞塘先后出现了两次新建住房的高潮。不断新建的住房占用了村子四周大片农田，使得莞塘村规模与原来相比扩大了近三分之一。第三次改变发生在2016年前，为了修建村西边的G233国道，莞塘村西的七八户人家进行了拆迁。

　　莞塘全村为一条小河环绕。小河先自北向南、再向东蜿蜒、到达村最东一户人家的地方又折向了北，这条河是不是就是1500多年前谢贺之所修，不得而知，莞塘人称这条河为三角塘。三角塘并不是河的形状如三角，而是它有三个水深曲折、河草茂密的河角（河湾），更有几条大小水沟纵横，曾经不止一人因为不熟悉三角塘的布局走向，在晚上走迷失了不得轻易出村。小河斗折蛇形，几户人家沿河而居幽竹绿树间。河边点缀着几个码头供村民淘米洗菜浣衣服，春天里河边绿树杂花环合，翠藤青蔓遮掩缠绕，也有几树桃花临水而映。

莞塘村通向外的路除了田埂路、较宽的只有三条，其中两条位于村北，一条村南。村北的路一条是去皇塘的，它过桥向东延伸30米左右直接折向北，先到杨树塘，再过荷花池，然后继续向北走上50多米就到了常金公路。这条路比较窄小，只是稍微比田埂路宽一点，拖拉机无法行驶，骑自行车也屡有惊险发生。另外一条无需过桥，从村北口向西一路延伸至榨底坝，就上了公路。它稍宽，可以通拖拉机，自行车骑在上面也很安全，所以村里的重要物资都是从这条路上输送进来的，是村里最重要的交通干道，骑车上金坛、河头集镇也大多从这里走。上世纪80年代，这条交通干道还是一条烂泥路，坎坷不平，村民老是笑着说：“莞塘到，屁股跳。”其实那个年代，基本上每个村子的路都是烂泥路，坐着拖拉机进村屁股都得受颠簸。进入90年代，这条路变成了石子路，再后来成了水泥路。它因为G233国道而被截去了大半，现在主路的长度剩下不到150米，但如果加上连接各家各户的支线倒有几百米长，且都是水泥铺筑，即使汽车通行也很方便。村南有一条向南过眭家村去河头集镇的路，原本和去皇塘的路一样窄，1977年因为莞塘河、大沙庄河的开筑，拓宽了很多，但没有专门打路基，所以拖拉机还是不好开，但板车可以走，自然自行车也可以。这条路一直是烂泥路，去河头上初中读书的学生一般都是走这条路的。笔者曾经描述过冬天走在这条路去上学的感受：隆冬，清晨，一个人走在黑漆漆泥路上，提着网兜的手露在寒风里，真冷！走上一段便换个手提网兜，另一只手赶紧伸到口袋里取暖。天上的月亮吐着清冷的光，显得路更黑。前几天刚下过雨，脚下的路被冻得硬邦邦的、高低不平，踩下去发出“咔咔”的声响。“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它是目前原有三条路中唯一已经消失的。

莞塘，民风较淳朴，虽然地处信息发达的公路旁，一年四季几个传统节日过得很有仪式感。清明节前必上坟添土清理杂草、飘纸，节日前后家家户户门上插杨柳。除了清明，七月半、冬至、除夕夜也必祭祖，先人忌日再忙也会准备青菜豆腐、磕头祭拜。端午节吃粽子、小孩胸前挂着自己编制的网兜，网兜里竖着一两个蛋，黄色的是鸡蛋、青白色的是鸭蛋，如果有鹅蛋，那就更稀奇了。中秋节前主妇们拎着月饼、红糖包带着一家大小去娘家掌节，月圆这天，家家炸油饼、煎烤饼，油饼烤饼都沾有芝麻，晚上全家围在一起分月饼吃。农历十月初一，做糍团。进入腊月，就备年货。做团子、蒸馒头，磨豆腐、炒炒米，后来经济条件好起来时还杀年猪，几户人家合杀一头的年猪的也有。腊月二十八过小年，祭土谷，除夕夜前一两天，贴春联年画，“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也出现在各家的门楣，“五谷丰登”贴在米篓上，猪圈里贴的是“六畜兴旺”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被贴在灶台上，大小福字、“只见财来“、“招财进宝”等合体字也上了墙，碗柜、米缸、衣柜上也会有。除夕到了，先除尘，再恭恭敬敬祭祖送灶神，晚上全家一起吃年夜饭。鞭炮声从除夕夜一直放到大年初一大天亮，村里村外，此起彼伏，很是闹热。大年初一大人小孩都穿上新衣，小孩子满村拜年，再勤劳的主妇这天也很少做家务，每年家里的第一顿早饭必须是家中男的来做。村里不时想起送春唱道情的声音，舞狮子的也来穿村走户。一阵锣鼓声“咚咚咚咚”响起，伴随着的是“磬磬锵磬磬锵，磬锵磬锵磬磬锵”的大小钹声，一群大队的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村上军烈属人家拜年。村头高音喇叭播放的是传统锡剧片段，有《双推磨》、《庵堂相会》、《珍珠塔》等等。整个莞塘村被浓浓的年味笼罩着。

　　村民走亲戚，常常先和左邻右里打个招呼，帮忙看看门，如果遇到下雨，请她收衣收被，开口的人，答应的人声音都很高亮，开口的真诚，答应的也热情。正在家吃饭，有人来借东西得头（一时手头紧，借小钱）或者谈事情，正在吃饭的一位必然放下碗站起来：“喫了弗，朆喫的话再喫点晚佬？”“喫的啰，谢谢了。” “喫还朆喫，倒谢谢了。”莞塘人的人情味浓浓的。

笔者莞塘老家（拍摄于2021年春节）

　　莞塘人，非常注重教育，敬重知识。六十多年来，村里先后有九人从事教育工作。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走上教师岗位的有六人:樊敏、樊和林、尹西林、蒋敬海、董玲娣和邹根仙老师。进入九十年代，樊宇纯、樊嘉华和沈建中也加入了教师行列，只不过后面的三人都先后离开了教师队伍，樊宇纯、樊嘉华下海自主创业，沈建中则转入了公务员队伍。

樊和林老师

　　自从1977年9月恢复高考后，莞塘村有许多年轻人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子，其中最优秀的是尹国定，是村里第一个考入金坛县中的学生，1979年考入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现在称陆军工程大学）。1983年前后，姚土生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樊玉定考入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蒋敬庭考入医学中专学校。此后，莞塘村又陆续有十几人考上了各类本科大中院校。

尹国定（右） 蒋敬庭

　　莞塘村当年的年轻人经过努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成为莞塘村的骄傲，同时他们也通过各种方式反哺自己的故土和故土的村民，其中的佼佼者有：尹国定，1996年回到陆军工程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在总参搞军工，三十多岁就是正师职、大校军衔，2008年转业北京市科委。樊玉定，军校毕业就上了对越反击战前线，后转业在金坛公安系统工作，先后出任金坛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金坛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金坛信访局局长，在金坛区委政法委员副书记任上退居二线。蒋敬庭，医学博士，教授，临床肿瘤学博士生导师、免疫学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第一批江苏卫生领军人才，江苏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常州市首席专家。现任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苏州大学细胞治疗研究院院长、江苏省肿瘤免疫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姚土生，常州市钟楼区建设局建筑工程管理科科长。樊俊华，常州市常高新集团总经理。沈建中，金坛区行政审批局督查科科长。樊福定，常州金坛衡丰置业有限公司、江苏福满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及江苏嘉福玻纤制品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樊中华，常州樊氏有机硅有限公司、常州华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