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朱老读“经典”

李昊男

武陟县实验中学 李昊男

五一闲暇读“经典”，经史子集映心间。文学巨著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文坛巨擘智慧的结晶，但朱自清老先生的《经典常谈》，学生读来读去总感茫然。我就利用这次“五一”假期，跟着朱老认真阅读了这本书，颇有所感，以文记之。

《经典常谈》包括《序》在内，共计14篇。内容编排上将“小学（即文字学）”放在最前头，接着按“经”“史”“子”“集”的顺序，用浅明的白话文简单介绍。意在启发读者兴趣，尤其是看到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就望而却步的中学生，我们得设法引着他们到阅读经典的大路上去。

《经典常谈》中具体都写了些什么呢？我们分“小学”“经”“史”“子”“集”五部分来简单了解一下。

　　研究文字的音形义，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我们得从文字学入手。东汉和帝时，有个叫许慎的，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文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和门径。当下我们《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关于第四学段文言文教学，要求学生借助工具书、课下注释，理解浅易文言文。《说文解字》其实就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而不是许多同学浅显的认为工具书就是各种“资料书”。另外，《说文解字》中关于造字和用字的六个条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需要我们认真理解。

　　关于“经”这一部分，共六篇，按时间为序分别是《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

《周易》的“易”，有变化的意思。八卦，由乾（天）、兑（泽）、离（火）、震（雷）、艮（山）、坎（水）、巽（风）、坤（地）等卦名组成。八卦到底太简单了，后来便将这些卦重起来，两卦重作一个，便成了六十四卦。由于孔子不讲怪、力、乱、神的，所以早期的儒家并没注意这部书。直到战国末期，阴阳家的学说盛行，儒家大约受了他们的影响，才研究起这本书来。那时候道家的学说也盛行，也从另一面影响了儒家，才给《周易》的卦爻辞作了种种新的解释。这种新解释存下来的，便是所谓《易传》。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值得一提的是济南伏生护书的故事。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尚书》藏在墙壁里，然后流亡在外。直到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尚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

《诗经》又叫“《诗》三百”。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或悲伤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有了文字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诗了。记录的人主要是乐工，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他们的老板叫作太师。各国的太师们不但得搜索本国的乐歌，还得搜索别国的乐歌以便各国使臣来往时，宴会上奏乐歌唱。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便是后来的《诗经》了。到了孔子时代，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荀子》里说“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礼记》在儒家是个广泛的名称。“记”是儒家杂述礼制、礼制变迁的历史，或礼论之作；所述的礼制有实施的，也有理想的。荀子所言的“三礼”，包括天地，生命的本源；亲，家族的本源；君师，政教的本源。也就是政治制度、宗教仪式、社会风俗习惯，三礼通则天下治。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的第一部通史。“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孔子觉着生平说了许多教，当世的人君总不信他，可见空话不能打动人。便发愿修一部《春秋》，要让人从具体的事例里，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相信这样得来的教训比抽象的议论深切著名的多。便历时九个月修成了这部《春秋》，书起于鲁隐公，终于获麟；因获麟有感而作，所以叙到获麟绝笔，是纪念的意思。

“四书”中的《大学》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它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它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认为“不偏”叫作“中”，“不易”叫作“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所记，这部书不但显示孔子的伟大人格，而且让读者学习到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语言。《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辩“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

　　简单介绍了“经”，书中又用了两篇来写“史”。

《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但书中的说辞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从“合纵”“连横”说起。战国七雄中的秦，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后，日渐强盛。到后来成了与六国对峙的局势。这时游说之士有的劝六国联合抗秦，有的劝六国联合亲秦。前一派叫“合纵”，即联合南北各国的意思；后一派叫“连横”，即联合东西各国的意思——只有秦是西方的国家。合纵派的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代表是张仪。这些游说人士没有理想，没有主张，只求揣摩主上的心思，拐弯抹角投其所好。苏秦说连横不成，就改说合纵；张仪说舌头在就行，说是说非，只要会说。这正是这些说客们的职业态度。《战国策》记载的正是这些说辞。

《史记》《汉书》，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汉武帝时期，首尾三千多年。《汉书》采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从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史记》《汉书》可以说是各自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文赡而事详”。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总之，《史记》《汉书》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

　　“诸子”是怎样一会事呢？

诸子都出于“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他们本来都由贵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贵族政治崩坏后，这些专家居然开门授徒起来。接着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这就有个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的。最有代表性的如：儒家的孔子。他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他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这是从前没有的，他是“士”阶级的老祖宗。墨家的墨翟出于武士，他的一派不但是打仗的专家，并且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他们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对于世事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名家的代表惠子、法家的代表韩非子、阴阳家的代表邹衍等都是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人物。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向武帝建议“罢辍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才最终统于一尊。

　　最后再聊一点“集”。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但两次被放逐，悲愤之余写下了不少不朽篇章，最有名的当属《离骚》《九章》。到了汉代，模拟《离骚》写法的人越来越多，汉人称这种体制为“辞”，又称为“楚辞”。刘向将这些东西编辑起来，成为《楚辞》一书。但汉人又称《离骚》等为“赋”，所以浑言称“赋”，称“辞赋”，分言称“辞”和“赋”。后世只通称“楚辞”没有单称“辞”的。但却有称“骚”“骚体”“骚赋”的，这自然是《离骚》的影响。

关于“诗”的发展。从《诗经》到汉武帝的乐府诗，接着晋代诗渐渐排偶化、典故化；齐武帝永明年间，“声律说”大盛；唐代谐调发展，成了了律诗绝句，称为近体诗。诗毕竟是诗，无论如何扩展与调整，总不会与文混合为一。

关于“文”的发展。现存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它们只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尚书》就不同了，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孔子开了私人讲学之风，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论语》。汉武帝时盛行辞赋。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文发展的指路牌。唐代又有一种新文体“传奇”。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镂心刻骨的去简练揣摩，所以极一代之盛。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接着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终于畅行。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面对传统经典，我们不要畏惧，也无需畏惧，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处世立身的优秀的精神食粮。《经典常谈》仅仅是让我们对传统经典文化有了一些初步感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传统经典的深层内涵、鉴赏作品的艺术特色打一点底子。真心希望大家在阅读《经典常谈》的基础上，去阅读原版的“经”“史”“子”“集”，潜移默化中氤氲我们的语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