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德府（毓公府、蒙藏学校旧址）、延凌会馆（周府）

瑞雪

蒙藏学校旧址位于北京西单石虎胡同7、8号（今小石虎胡同31、33号），清代是绵德府…后来作为国立蒙藏学校使用。早期是两处宅子。

8号院康、雍年间为马齐居住（傅伯府）

富察·马齐

（1652~1739年），满洲镶黄旗人，清朝大臣、外戚。户部尚书米思翰次子，孝贤纯皇后的伯父。

马齐经历四朝元老，曾是清朝政坛最强不倒翁。

马齐由荫生授工部员外郎，迁郎中、内阁侍读学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出任山西巡抚，历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等要职。雍正帝即位后，任总理事务王大臣之职，曾在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交涉中向俄方泄密。雍正帝驾崩后，称病隐退。

马齐去世后，富察氏家族的亨通仕途还在延续。乾隆的宠臣，马齐之侄傅恒、侄孙福康安等人。

绵德府

绵德为乾隆长孙是爱新觉罗·绵德，绵德的父亲是乾隆的长子永璜。乾隆最喜爱这位长孙，一心想把他封为郡王。清制“显爵”有五，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

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因在孝贤皇后祭礼时不懂礼数，被乾隆斥责，暗示要取消他们的继位资格。这对皇长子打击很大，两年后便忧郁而终，时年23岁。永璜的去世让乾隆意识到对儿子的斥责过于严重，遂追封永璜为定安亲王，谥号安。作为永璜的长子，绵德承袭了王爵。不过，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绵德因错被降为定郡王。又过了四年，绵德因结党营私，与礼部官员互相馈赠礼物，由郡王被降为镇国公，后又被封为固山贝子。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绵德病逝。

绵德的曾孙溥庆和溥仪同辈，溥庆比溥仪大103岁。

绵恩比哥哥绵德更加出众，文武双全，处事谨小慎微。身为庶子，绵恩一直不被乾隆关注。绵德被削爵后，乾隆才发现绵恩这个皇孙是个“宝藏”，于是让绵恩承袭了定郡王，并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晋封亲王。乾隆颁布上谕：“定郡王绵恩为皇长子永璜之子，绵恩于现在诸皇孙中年又最长。自派管旗营诸务以来，谨慎妥协，甚为得力，著加恩晋封亲王。”定亲王的后代是清朝诸王中较为强盛的一支，延续王爵的时间是最长的。

绵恩比十五皇叔永琰（颙琰）嘉庆大13岁，

勇救皇叔，成就三代亲王荣耀

嘉庆八年的神武门刺杀天子案中，绵恩第一个上前拦阻刺客陈德，嘉庆帝姐夫拉旺多尔济也上前拦阻被刺客刺伤，尔后绵恩与几个大内侍卫将陈德擒获，事后，嘉庆帝严加惩治了负责紫禁城护卫的各级官员，并对侄子和姐夫以及上前擒拿的侍卫大加封赏。

道光帝，他对这位堂哥也是十分尊崇，因其为同辈之长，令其执掌宗人府，成为宗室中最为煊赫之人。

76岁高龄的绵恩寿终正寝，结束了传奇的一生，道光帝震悼，赐谥号为“恭”，并传谕，以绵恩功勋卓著为由，命其子奕绍承袭时无需降为郡王，仍然以亲王爵承袭，这是清朝对皇室的特殊恩典。

绵恩的儿子奕绍

奕绍接手了父亲生前担任的火器营、玉牒馆、宗人府等职务，是道光帝最信任的宗亲之一，奕绍在道光十六年以61岁之寿去世，谥号曰“端”，其子载铨袭封定郡王。

在道光帝去世时，受顾命之责，咸丰帝即位后加封堂侄为亲王，不久后，载铨以60岁之寿离世，谥号曰“敏”。

加上追封的定安亲王永璜，定王一脉出了四位亲王，乃是有清一代非铁帽子王之冠。

绵德承袭王爵时，年仅三岁，还不能独立建府。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石虎胡同8号院按公爵标准改建后赐予绵德，被称做贝子绵德府。改建后的绵德府“共房三十二座，计一百四十八间，垂花门一座，月台一座，甬路三道：外围墙长八十丈八尺；院墙长八十丈七尺；随墙门十九座；影壁一座……”

光绪年间，该宅院为绵德玄孙毓厚（1868-1890年）居住。民国后，此宅收为官产，但仍然称为“毓公府”。1928年11月，毓公府正式划拨给蒙藏学校。

1912年，蒙古喀喇沁最后一任亲王贡桑诺尔布进京，任蒙藏院总裁并受封为亲王，总管蒙藏事务。1913年3月，蒙藏学校在西黄城根西南转马台内的孙家花园成立，学生来自前清理藩部所属咸安宫、唐古忒学、托特学和光绪年间设立的蒙古学等校的学生。课程开始只设政法（补习班性质），后来增设蒙古文，其余课程与普通中学相同。由于孙家花园教室少，离学生宿舍又远，经费困难，蒙藏学校停办了数月。3年后搬到了小石虎胡同8号（33号）

1916年8月，北洋政府财政部把西单石虎胡同8号院毓公府租给蒙藏学校办学。

“本校租到财政部官产处官房一所，坐落于石虎胡同，共计大小房屋103间。约定租期以10年为限，每月付给岁修费洋70元。”11月复课时，蒙藏学校就迁到了西单石虎胡同。

1918年4月，第一批预科学生毕业，进入法律专科，学校改名为蒙藏专门学校，简称“蒙专”，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少数民族高校。

1919年五四运动中，蒙藏学校学生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并在《晨报》上以《蒙藏学界之愤激》为题，刊登了蒙藏学校学生的罢课宣言。学生代表荣耀先与瞿秋白、许德珩、张国焘等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以“蒙藏学校一百三十人”名义参与签署《致巴黎专使电》、《致巴黎和会电》等爱国文电。在李大钊的鼓励下，荣耀先回到家乡土默特旗，动员蒙古族学生到北京蒙藏学校求学。

1923年秋，李裕智、云泽（乌兰夫）、吉雅泰、孟纯、云润、多松年、奎璧、赵诚、朱实夫、佛鼎等39名蒙古族学生来到蒙藏学校就读。进入蒙藏学校后不久，由于学生声援了土默特旗农民代表反对丈量土地的斗争，1923年冬，北洋军阀政府取消学生的官费待遇，企图逼迫贫困学生退学。

1928年正式划拨给蒙藏学校。松坡图书馆搬走后，1931年，蒙藏学校将7号院、8号院之间的隔墙拆除，此后两院贯通。1937年7月，该校更名为“国立北京蒙藏学校”。由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创立。

贡桑诺尔布（第14任扎萨克）

贡桑诺尔布1872年出生在王府，贡桑诺尔布15岁时娶了第九代和硕肃亲王隆勤的女儿善坤为福晋，17岁时就世袭了郡王，又被任命为喀喇沁右翼旗第14任扎萨克、卓索图盟协理盟长。

世袭喀喇沁扎萨克杜棱郡王（民国时升亲王）兼卓索图盟盟长。

为喀喇沁右旗最后一位亲王。清末民初的蒙古族政治家、教育家、诗人。出身乌梁海氏，字乐亭，号夔盦（kuí ān），系成吉思汗勋臣者勒篾的后裔。

（喀喇沁亲王府内的“贡桑诺尔布”雕像）

贡桑诺尔布从小便学习蒙、汉、满、藏语文和四书、五经等典籍，以及藏传佛教经典。同时，他还研习马上功夫和拳术，熟知文韬武略。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贡桑诺尔布接任王位，时值27岁。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贡王在王府西院首创了崇正学堂，招收旗民子弟免费入学，并亲自担任校长。第二年，又创办了内蒙古地区第一个女学堂，开启了蒙古地区女子教育之先河。同一年他还创办了守正武学堂，训练军队，用以保护地方安全。

为了推动经济发展，贡王大力兴办民族工业。他在旗内开办工厂、安置劳力，送优秀子弟到天津工厂学习织布、染色技术。

为启发民智,贡桑诺尔布曾在崇正学堂内附设一报馆,每隔一天石印一大张,名曰《婴报》,除刊登国内外重要新闻外,还有科学知识、各盟旗动态以及对时局的短评等,由送报员送到人烟稠密的村落,大量散发,不收报费。他亲自督工,自围场的克勒沟到喀喇沁王府90多华里的线路上架设电杆,畅通了与国内各地的电报联系,又选出3名精壮汉子,徒步往返北京、喀喇沁之间,递送邮件。在王府东的坯厂子村还设了一所综合性的工厂,内分织布、染色、造绒毡、肥皂、蜡烛、燃料等各部门。后因经费拮据，系列正女学堂、守正武学堂和工厂相继停办。

民国初期，1910年后贡桑诺尔布到了北京，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为防止他在喀喇沁搞内蒙古独立，立他为蒙藏事务局总裁，晋爵亲王，贡桑诺尔布成为蒙古王公贵族中最显赫的人物。

自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签署以来，贡桑诺尔布一直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并考虑在国外学习一些新知识来改变现状。回家开自己的学校。他还派人学习俄语、邮局和采矿。

这位贡王爷，他文武兼备、雄才大略，他写过许多诗歌，抒情感怀，其中被引述较多的有《古北口道中》中的“山脉崎岖接古关,峰峦叠绕水回环；边疆自昔多雄势,此地当年属朵颜”。

贡王有如此先进的思想和意识，其思想根源在于他在京供职时，与梁启超、严复等进步民主人士密切的交往，特别是和孙中山先生的往来，奠定了他思想进步的基础。

北洋政府时期，贡桑诺尔布在京任蒙藏事务局和蒙藏院总裁，前后达将近十六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尤其关心蒙藏教育。1913年贡王组织创办了《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和《回文白话报》。

蒙藏学校这所历史悠久而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就是今天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其旧址已被列为北京市西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蒙藏学校是贡桑诺尔布在蒙藏事务局和蒙藏院总裁任上最大的开拓创新之举，在中国近代和现代教育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中国共产党中共北方局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恽代英、谭平山等人经常到此与学员促膝谈心，李大钊曾到校演讲革命理论，许多优秀青年从此走向革命道路。

1931年，贡王因病去世，他辉煌的一生自此拉下帷幕。这位蒙古族的新派亲王，走在时代的前面，是漠南大地上张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贡桑诺尔布办学

喀喇沁右翼旗札萨克贡桑诺尔布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公元1902年至公元1903年间，在他的亲力督导下，先后在喀喇沁王府创建了崇正学堂、守正武备学堂、毓正女学堂。新学堂的建立，开创了内蒙古地区新式教育之先河。

1923年秋，荣耀先回到家乡动员30余名学生进入蒙藏学校学习，其中有乌兰夫、多松年、李裕智一大批优秀的蒙古族青年，在蒙藏学校接受思想启蒙、投身革命斗争。

石虎胡同7号院

延凌会馆（常州会馆）

延凌会馆住户多名人。紧邻绵德府东侧的石虎胡同7号（旧门牌）在明代时是延凌会馆。明末，武进人董心葵买了这座已残破的会馆，重修一新后更名为武进会馆。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董心葵将会馆送给后为崇祯朝大学士的周延儒，这里便成为周府。

周府

周延儒（1593-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首辅，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状元，周延儒，字玉绳，号挹斋，常州府宜兴县人。周延儒少时聪明，有文名。20岁时连中会元、状元，授修撰。天启年间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又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祯帝即位，召为礼部右侍郎，后升任首辅。

比较有争议的一句话：“明亡于延儒”。

崇祯三年（1630年），37岁的周延儒就成为首辅大臣。崇祯六年（1633年），因为周延儒为官贪婪、任用亲信，被另一个大学士温体仁排挤，托病还乡。

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复出再为首辅。清兵打来后，不谙军事的周延儒，请僧道百人在石虎胡同口设大法场，诵《法华经》第7卷，热闹一时。

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兵逼近京畿，周延儒自请督师，然而他“驻通州不敢战，整日与幕僚饮酒作乐”，却假传捷报蒙骗皇帝，后被锦衣卫指挥骆养性揭发，被控十大罪状周延儒获罪流放戍边。不久，崇祯帝勒令他自尽。

｛周延儒连中两元的牌坊（复原）｝

勾结外戚

周延儒拜相后，与崇祯帝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互认同族，常派门客董廷献与周奎之子周鉴赌博，周鉴非常高兴，常常将董廷献留下喝酒，董廷献就趁机探得宫中消息，告诉周延儒，所以周延儒总是能事先迎合崇祯帝的旨意。据说，他还结交崇祯帝所宠爱的田贵妃，有一次崇祯帝看到田贵妃有一双精巧的绣花鞋，拿起来仔细看，发现上面写着“臣周延儒恭进”。崇祯帝很不高兴，从此鄙薄周延儒。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周延儒最后一次进京时，自知大祸临头，贿赂周奎十万两，让周皇后替自己求情，周奎没等到周皇后，便找到了皇太子朱慈烺，朱慈烺在某日向崇祯帝请安时提到“近来久不见周先生”，崇祯帝表示“此非好人，今不得称先生”，周延儒通过外戚来求生的算盘由此落空。

宦官背叛

周延儒素来收买宫中宦官为己用，崇祯帝后来逐渐发觉周延儒的奸佞，但左右侍者都得到周延儒的贿赂，因此找不到端倪。有一天，崇祯帝在德政殿召见周延儒，屏退所有大臣和宦官，与他秘密谈话，但谈的都是很寻常的内容，周延儒感到奇怪。等他离开后，崇祯帝就斩了一个太监，这个太监一向老实，从没犯错，在宦官中很有人缘。宦官们怀疑是周延儒在秘密召对时让崇祯帝杀了他，于是转而忌恨周延儒，向崇祯帝举报周延儒的阴事，以致周延儒最终被赐死。

一字千金

周延儒晚年愈发贪婪，文武大臣赐谥号时，他先拟一谥，然后又改成其他谥号（大臣谥号为两字），因此每次赐谥时都会收四千两贿赂，他曾自夸说：“吾笔底一字千金！”

泄露天机

崇祯十六年（1643年），崇祯帝梦见朱元璋给他写一个“有”字，醒来后单独召见周延儒，询问是何征兆，周延儒说“有”字拆开是“大明去半”，是不祥之兆。崇祯帝听了后很不高兴，让周延儒保密。但周延儒却泄露出去，以致传遍整个北京城。崇祯帝震怒，最后赐死周延儒也包含了这一因素。

周延儒获罪赐死

“异日临事，徇法则贾怨，徇人则失己，二者之咎必居其一”。此说果然应验，他终于因“徇人”而导致“失己”。简单说一下周延儒身边人。

周延儒的门生范志完

该人志大才疏，由于周延儒的关系，周延儒把辽东、关内一切军权都委托给他了。但此人大话连天，既无勇也无谋，结果清军犯境前，他疏于防务；清军犯境后，他又怯于决战，只以尾随鼓噪、纵部剽掠为能事。

弹劾就是从他纵兵淫掠、克扣军饷、勾结权臣、行贿京师开始的。

范志完很快被处死了。

周延儒的义子吴昌时

周延儒多欲则不刚，智足以掩过，而忠不足以谋国，想窃附于君子又不摒去小人，见忠直之人表面援护而实质疏远，见邪佞之人表面亵慢而实质亲昵，因此辜负皇上知遇之恩，耽误封疆安危。

总之，周延儒是天下之罪人，而吴昌时又是周延儒之罪人。

吴昌时为吏部文选郎中，喜欢人际关系，上窜下跳四处活动。

除了吴昌时，又牵扯到周延儒的幕僚董廷献。

董廷献就是周延儒的秘书长或者是大秘书。

宰相府人来人往，想考选过关的、要升官发财的，甚至还有打官司走后门的，都要先过老董这一关。

操纵科举，审讯由崇祯亲自主持，崇祯：“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最后吴昌时受刑直至两腿皆断，不省人事，才又被投入锦衣卫诏狱论死。

崇祯十六年（1643年），崇祯帝命锦衣卫派人催促周延儒从宜兴来京候旨。周延儒预感此去在劫难逃，临行前把他贮藏珍宝的楼阁三楹付之一炬，火焰五彩斑斓。周延儒于九月二十五日进京后，在崇文门外下头条胡同关帝庙内暂住，次日又搬至正阳门内关帝庙，四周有兵丁看守。十月初八日，移居宣武门外二庙，期间周延儒上疏请求戍边，崇祯帝不理。十二月初二日，崇祯帝命令三法司共议周延儒之罪，限三日内具奏。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刑部尚书张忻对周延儒复出后的政绩予以肯定，然后指责他不能“永矢精白”，按罪定议，罪应下失误封疆一等，何况有“曾居首辅，宽其拿解”的明旨，希望崇祯帝从宽处置。崇祯帝推翻此判决。亲自下旨将其赐死。圣旨下达后，阁臣蒋德璟等上疏申救，强调周延儒的政绩，请求宽大处理。但崇祯帝毫不松口，再次重申前旨，表明勒令自裁已经是从轻发落了。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1644年1月16日）深夜，周延儒听太监宣读圣旨。念到“姑念首辅一品大臣”一句时，太监故意稍作停顿，周延儒以为崇祯帝尚念旧情，自己能活命，便反复叩头，连称“圣恩”。太监接下去就是“着锦衣卫会同法司官，于寓处勒令自裁”一句，他顿时失魂落魄，左偏右倒，不停地绕屋而走。锦衣卫都督骆养性见状，命两名锦衣卫官兵把他抓住，拖到四更才上吊自缢。周延儒平日喜欢喝参附汤，气绝后四肢仍暖润如生，骆养性为防万一，用铁钉钉入其脑门，然后才回宫复命。周延儒临终前还“求笔墨占句”，留下一首绝命诗：“恩深惭报浅，主圣作臣忠。国法冰霜劲，皇仁覆载洪。可怜惟赤子，宜慎是黄封。替献今何及，留章达圣聪。”周延儒死后，崇祯帝追赃十二万两，由其弟周肖儒、儿子周奕封缴纳。后南明弘光帝减其赃银三万两。府第被没收。

死后对联

南明大臣马士英被清军抓住，剥皮揎草，有人用周延儒和马士英作了一副讽刺对联，传诵一时。内容是：

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之颈，宛同狐狗之尸；

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裹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鞹。

人物争议

定性奸臣

周延儒死时身败名裂，被时人普遍视为亡国权奸。清朝顺治帝也认为“明亡于延儒”，因此还影响到周延儒之子周奕封入清后的仕途。[128]康熙年间王鸿绪所修《明史稿》中尚未将周延儒列入“奸臣传”，但雍正年间定稿的《明史》则将他与温体仁作为崇祯朝的两大奸臣列入“奸臣传”。乾隆年间的赵翼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周延儒虽非贤臣，但也谈不上是奸臣，甚至还有一些政绩。他认为周延儒是因为在督师拦截清军时出现了他收贿纵敌的谣言，因此遭到举世唾骂，修《明史》的史官受此影响，将其列入“奸臣传”。

驸马府

明朝灭亡后，清顺治十年（1653年），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与皇太极第十四女和硕公主成婚后被封为“和硕额驸马”。周府又成为驸马府。康熙十二年（1673年），坐镇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消息传到北京后，吴应熊受牵连入狱。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绞，其余幼子俱免死入官。驸马爷死了，但皇太极的第14女和硕公主毕竟是皇族格格，康熙帝经常下诏慰藉公主，谓其“为叛寇所累”。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公主去世，时年63岁，一辈子也没有留下名字。故人们又称这里为公主府。

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分设左、右两翼宗学，培养宗室弟子。宗学就是专为宗室所设的官学，主要接受王、贝勒、贝子、公、将军等级和闲散宗室的18岁以下子弟入学读书。于是这里又成了右翼宗学所在地。

曹雪芹居住

乾隆二年（1737年），曹氏一家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回光返照。那是雪芹之父曹福頫在经过数年的监禁之后，终于赦免还家，雪芹也得授从六品州同的官职。曹氏一家眼看兴旺在即，然而晴天霹雳，另一桩大案使得这一家人再次惨遭抄没，曹雪芹的祖母也终于在连番打击后撒手人寰。

关于这一桩大案的来由，历来学者争论不已，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屡逢剧变的曹雪芹也离开了蒜市口，迁居到石虎胡同居住。

为了糊口他先在内务府做过短时期的堂主事，即整理文书档案的工作，乾隆十年（1745）前后又到西单石虎胡同（后迁至宣武门里绒线胡同东口）专为皇室子弟开设的官学——右翼宗学当了两年管理日常事务的差事。曹雪芹在右翼宗学当差，与宗学学生敦敏、敦诚兄弟结识，并成为好友。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构思《红楼梦》。

当曹雪芹过着“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生活时，敦诚写了“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的诗句，鼓励他一定要把《红楼梦》写出来。

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中有句“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诗中“虎门”一词，吴恩裕教授据《八旗文经》载果亲王允礼的《宗学记》一书考出即是右翼宗学。1964年，周汝昌先生又考据出“虎门”的地点是西单北石虎胡同。

曹雪芹正是在这里创作他的毕生之作《红楼梦》的，可以想象，当年金风乍起，暑气日消，夕事渐长，秋灯有味，夜话是多么大的享受，可恰没有聆听的耳福，以致咳唾珠玉，随风散尽。按周汝昌所说：“院里的一株三百六十多年的枣树，应该 ‘见过’曹雪芹的。”

裘府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这座府第重修后，赏给清中期大学士、为民治水功绩卓越的裘曰修。裘住进这个宅院时为工部尚书，他的会客厅前额悬有“好春轩”匾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裘曰修任《四库全书》馆总裁，他的好友纪昀、钱大昕、朱筠等也常来此议事。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府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厅事西小屋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又横通小屋两楹。”清朝实行满汉分住，满人住内城，裘曰修能住在皇宫附近的西单石虎胡同，可见其深受乾隆信任。裘曰修在此居住了18年，他去世后，宅院供其后人居住。

四大凶宅之一

民国初年，石虎胡同7号院由近代立宪派人物汤化龙居用。汤化龙居住期间，先是朋友在此猝死，接着是他本人遇刺，家人认为是“好春轩”的风水不好，当时京城有“四大凶宅之一”之说，一时间舆论众多，汤家人赶紧搬走了。此院交由北洋政府财政部财政金融学会使用。

汤化龙，著名立宪派人士。清朝光绪进士，授法部主事。后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1906年自请资送留学日本。1908年秋毕业回国：当选为谘议局副议长。1910年赴北京被推为各省谘议局会议联合主席。10月武昌起义后，参与组织湖北军政府。获任政事部长，争权夺势，引起革命党人不满。汉阳失陷，随黄兴往上海。1912年委以法制局副总裁。辞不就。5月加入共和党。10月组织民主党任干事长。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支持袁世凯独裁。又与梁启超合组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二次革命”爆发后，联合议员孟森等通电反对。1914年任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翌年辞职赴沪，参加护国运动。袁死，转附段祺瑞，曾任段内阁内务总长，不久失意。1918年出国考察，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身亡。

1918年，徐志摩离京，赴美留学，1922年底，徐志摩回到北京，很快来到石虎胡同7号好春轩居住，出任松坡图书馆第二馆的英文干事。

1923年，徐志摩开始在松坡图书馆担任外文部英文秘书。《徐志摩年谱》载：“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第二馆（专藏外文书籍）服务，协助处理英文函件。”徐志摩到北京时，感情遭受挫折，事业也不顺心，恰好他的父亲徐申如也在北京。徐申如为儿子出重金在石虎胡同7号办聚会，有意为儿子打开局面。徐志摩也在石虎胡同7号接待《新月集》的作者，《徐志摩：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载:“这种没有设定周期的聚会，通常在石虎胡同的一处出租房内举办……成为徐志摩等人创作的工作室。”经常来这里参加聚会的有胡适、陈西滢、林徽因、林语堂等。

1924年春，徐志摩在今天的小石虎胡同创办了新月社。对徐志摩来说，石虎胡同七号具有特别的意义。当时感情上遭遇挫折，事业上也不太顺心，他以排解忧愁的方式，发起以石虎胡同7号为俱乐部的聚餐会，每两周聚餐一次，经常来参加聚会的有胡适、陈西滢、林徽因、林语堂等作家文人，也有梁启超、林长民、张君劢等社会名流。作诗叙旧，唱和痛饮之余，徐志摩还经常表演京剧、昆曲，为宾客助兴。聚餐会后来逐渐发展壮大，演变成为著名的新月诗社。

徐志摩曾这样评价新月社的沙龙：“房子不错，布置不错，厨子合适，什么都好……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

而关于小石虎胡同，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首《石虎胡同七号》：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

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

黄狗在篱边，守候睡熟的珀儿，它的小友

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

1918年，蔡锷将军的老师梁启超为了纪念蔡锷，准备用与朋友到欧洲游历时搜集的图书兴办图书馆，并以蔡锷字“松坡”命名为“松坡图书馆”。梁启超向北洋政府申请图书馆用房，北洋政府便将北海快雪堂和石虎胡同7号官房拨给了他们。

梁启超任馆长，徐志摩留学归国曾工作和暂居于此。

民国十一年(1922)，经梁启超申请，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批准将此院拨予开设松坡图书馆第二馆。

民国十一年（1922），有人于地下掘出蟋蟀盆，用青泥制成，状极古雅。盆底有‘月如’二子印章，月如者三桂之号也。”

今小石虎胡同33号把两院相通，两院建筑均分别对称，各有六进院落。《北京百科全书》对绵德府有详细记述：“府坐北朝南，分中东西3路。中路有府门3间，南面有影壁，门内有丹樨；过垂花门进二院，有正房5间，均为硬山大脊灰筒瓦顶，大吻，垂兽，前有月台，东西厢房各3间，现已拆除。三进院有穿堂门3间，明间带雀替，左右顺山房各3间。四进院有正房5间。五进院有后罩房7间，现已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