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 灯

木子

作者：陈锡恩

　　多少年了，就象一盏心灯，总是把她回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记录亲情，写满善意的年代，尊重人，发自内心关爱人，应人之需付诸善举，举手投足合乎人们普遍性道德期待的事，俯拾皆是。她就象时代标识的底片，虽然黑白无声，但是温情脉脉，隽永悠长。

　　只要你留心点，就会发现，有人行走在路上，会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小钉子，然后轻轻塞到附近旧砖墙缝里。有人在停电的夜晚，悄悄在小弄拐角处挂上一盏用罐头瓶子做成的小煤油灯。有人会掉头给你指路而毫无怨言地多走了一大段回头路。

那时候物质生活虽然比较匮乏，但是精神生活却似乎不缺，人与人之间互相扶持和接济，互相关怀和理解。友善象一座桥，把人们的心都连接了起来。



　　一座宅院里公用的东西也不少，如水井、打水桶、洗衣槽、晾衣杆、泔水桶等等，邻里间使用时都约定俗成，彼此都很礼让，很少出现因为琐事而红脸的事。至于家中一些生活用具，平时大家也是互通有无，随意借用，谁都不吝啬。记得当地春节时家家户户都做肉丸。那是以芋头和地瓜粉做为主要原料的当地美味小食，需要用一种木头模具来印制的。印制出来的肉丸，正反两面有牡丹花或菊花的印痕，边沿是碎拱相连的小花边。我家有一个杜梨木印花肉丸印模，那时候算是稀罕的用具。每年一到年关时邻居就借开了。乡里乡亲的，开口借东西，谁都不好意思拒绝。于是木印模具就在一家又一家辗转着。你完全不用理会木印模具传到了哪一家人的手里了，反正到了大年三十那天，最后总会有人把它洗干净送回到我家。

　　在那人际关系简单而纯净的年代，很少有奢华的宴请，也没有高档次的礼品可送，几个鸡蛋，一罐豆腐花就足以传递着浓浓的亲情和关爱。那时亲戚之间来往走动很勤，都说假如你不来我不往，就断了亲。大家相互间常常会送些“点心”之类，如用粗纸包的老字号小糕点，几束扎着红线的线面等等。我小时候常常被奶奶使唤着走亲戚送“点心”。亲戚家近的，一天之内可以走好几回。给乡下的亲戚送礼物则往往要在人家家里过夜了。“点心”是干拌的线面，用锡罐子装着，盖得严严实实。线面上铺着两三片半肥瘦的猪肉，几个海蛎，若干香菇、冬笋丝。最有趣的是线面的两旁半隐半现地斜垫着两个剥了壳的熟鸭蛋。走前奶奶会给我换上一套新衣服，反复叮嘱别叫错了长辈的称谓什么的。其实那当儿我在意的是锡罐子里那诱人的肉香，有几回还忍不住在半路上打开锡罐子闻一闻。当亲戚把礼物收下时，总是将罐子洗干净，把两个熟蛋放回罐子里，据说这是起码的礼数，让人家空手回家，那是很失礼的。有的亲戚回礼时也会给几粒生鸡蛋或几截甘蔗等等。假如是在春节期间，也会回些小红包之类。

记得一次我送“点心”回来，在南门兜战桥头大榕树下，见到走江湖的在卖膏药，拿着一把大刀要往身上砍，半天不见刀落。我看得入神，放在地上的锡罐子让狗拱翻了。我哭着不敢回家，一位好心的大婶在一旁安慰我，最后还回家拿了两个生鸡蛋，放到锡罐子里，哄着我回了家。

记得谁家有事，只要一声招呼，大伙儿都来帮忙。女人遇到急事临时外出，常常把小孩交代给邻里照看，都很放心。

　　有一阵子兴全民识字扫盲运动，里弄的墙上贴着“冲上文化山，活捉1500字”的标语。参加识字的多是年轻的媳妇。一到晚上，女人夹着识字本，举着煤油灯，拎着小凳子，纷纷赶往扫盲学校。学校大都是设在邻近较大的民房的大厅里。每个人都有一本印制得很粗糙的识字课本。扫盲教师是一位绰号叫“百字先生”的，他在一块小黑板上板书，用本地话教课，人们跟着读，“丈尺寸、元角分、担斤两、亩分厘……”。有个女人扯开嗓门，声音特别尖厉，她完全忘了自己背篼里还蜷着熟睡的孩子。几个稍大一点小孩抹着鼻涕嚷嚷着，在桌椅间追来追去的，引来几声女人的喝斥。冬天的夜里，冷风嗖嗖，煤油灯光在风中摇曳，丈夫教妻子，儿子教母亲……热火朝天的学习场面令人难忘。年轻的妈妈学文化去了，谁家的奶奶闲着，就由她来照料孩子们。老奶奶一个人带三五个孩子是常有的事。只见她把凉席在地上一铺，抓一把玻璃弹珠撒到搪瓷碗里，孩子们高兴地抢着、嚷着，在地铺上打着滚。这边孩子们的嬉闹声、啼哭声还没消停，那边屋又传来的女人朗朗书声，尽管场面显得喧闹而忙乱，但是你会觉得那日子格外有趣、红火，有奔头。

　　很怀念那个充满温情的时光，是因为过去的时光里，包容了很多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正象诗人席慕蓉说的那样“有些花树生长在山谷间，有些花树将会永远生长在我的心中，长在生活与生命交错而过的时刻上，我将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

　　陈锡恩

改稿于2024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