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韵媛澈的美篇

冬韵媛澈

我怎样走上手术台

——我的外科生涯（一）

作者：高有炳（遗作）

整理者：高伐林、高冬媛

本文作者与医学界“高氏三姐弟”



　　

高有炳，湖北鄂城（今鄂州）人，出生于1913年12月30日，逝世于1998年10月2日，著名外科大夫。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重庆中央医院、陆军医院任主治医师。考取公费赴美进修。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武汉市第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外科主任，武汉医学科研所所长，兼武汉医学院教授。

在湖北、武汉地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医学界的“高氏三姐弟”有较高的知名度。三姐弟是：

姐姐高欣荣，1905—1997，妇产科专家，武汉市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

大弟高有焕，1911—1972，内科专家，湖北医学院内科主任、教授；

小弟高有炳，1913—1998，外科专家。

三姐弟先后赴美留学，并于1946年合作在武汉开办“高氏诊所”，1949年更名为“高氏医院”，1952年停办。时间不长，却在武汉几代民众中树立了口碑。

图A-01：本文作者、已故武汉市第二医院外科主任高有炳。



图A-02：高氏三姐弟：高欣荣（中）、高有焕（左）、高有炳。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湖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高氏医家》时的场景。



图A-03：武汉市有关部门挂上的高氏医院铭牌，但所标年代有误：“1936”应为“1946”，“1939”应为“1949”。



　　

【整理者说明】

高有炳逝世四分之一世纪后，其堂妹高冬媛发现一份署名高有炳的打印文稿《我的外科生涯》，全文共10页、16,000字，完整讲述1939年到1950年的学医、从医经历。她回忆起来，这份文稿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堂哥高有炳给她的，请她提意见，还说这是第一部分。但不久后堂哥就猝然去世了。

这份打印文稿，纸张尺寸为十六开杂志大小；页码编号从1到10，分为三个部分，小标题分别为：

第一阶段我怎样走上外科手术台

第二阶段赴美留学（1946.2-1947.夏）

第三阶段悬壶济世治病救人（1949—1966）

从第三个小标题括号内的年份看，本文应该一直讲述到1966年，可惜讲到1950年就戛然而止，篇尾注明“未完待续”。

图A-04：高冬媛找出一叠打印件的首页。



　　

高有炳的幼子高伐林已记不清是否读过这篇文章。他分析文本，认为：

本文应该是完成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年代，父亲从繁忙的外科临床业务中退出之后；

从此文没有穿靴戴帽的套话推断，父亲有表达的愿望而并无投稿的意图，有留存历史记录之念而并无博取现实功利之意，因而更有可能实话实说，无所避讳地坦承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与“走麦城”的经历。

我们认为，高有炳《我的外科生涯》一文，折射了上个世纪中期中国从战乱走向崛起的艰难历程，反映出上一辈医学工作者珍视生命、求真务实、尊师重教、一丝不苟的传统医德，也介绍了中国和美国医疗体系中的某些规章和做法，对于我们今天的从医者、求学者，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为此，我们整理此文，分篇刊出。除了改正错别字之外，尽量保持文字原貌；对于少数不够准确、不够全面的史实，加上必要的补充说明；文中的小标题，均为整理者所加；文中图片，大部分为高有炳所摄或保存；有的来自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二医院）；几帧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通知我们，即时撤下。

这篇长文很可能只是高有炳自述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只叙述了他走上外科道路的前十一年；我们将继续搜寻此文可能有的后半部分乃至续篇，并希望关注的朋友们提供线索。

图A一05：高有炳与幼子，本文整理者高伐林，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图A一06：高欣荣大夫参加医院义诊。中为本文整理者之一，当时在市二医院工作的高冬媛，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是这样走上了手术台

　　

我是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1939年毕业的，适逢抗日战争最紧张激烈的阶段。毕业时成绩优异，留在学院当细菌系的助教，搞科研工作，待遇尚称优裕。但因战乱几次迁校，最后迁到昆明，所有重要仪器设备损失殆尽，于是终日除看书外无事可做。

图A-07：高有炳的医师执照标准照。



●日机大轰炸，眼睁睁看着她丢下孩子死了



　　

有一次日机前来昆明大轰炸，当时市民没有遇见过轰炸，不知躲避，死伤惨重。我校组织救护队穿上白上衣，戴上红十字袖章，在警报期间四处抢救。我遇到一个逃难的妇女带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孩子，她被炸伤了腹部，肠子从伤口流出来，大腿一个大伤口正在流血。我赶快压迫大血管，大出血是止住了，但大伤口渗血无法处理。那妇女手拉着的孩子，哭着叫：“妈妈！”妇女眼泪直流，喊着说：“救救我吧，我是从江浙逃难来的啊，他爸爸已经被炸死了，剩下我和孩子……可怜哪！……”

我因为没有实际止血的经验，对大面积渗血无从下手，眼睁睁看着她丢下孩子休克死了，心里万分难过，晚上翻来倒去睡不着。在战时，当外科医生最能做到救死扶伤了。但留校做外科的人员已经满额，上哪里去学呢？

图A-08：高有炳经历过多次日本侵略者的战火。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时，他正在同济医学院就读，拍下闸北的大火浓烟，写下照片说明，永志不忘。



图A-09：高有炳还拍下“八一三”事变中淞沪路宝山路火车站墙壁上的弹痕累累。



　　

正在这时，我患了血尿，右腰酸痛得不能睡觉，不能进食，一吃就吐，很快就消瘦下来。学校医院连X光机都未带到大后方来，不能做检查。正逢姐姐高欣荣在位于重庆歌乐山的中央医院担任妇产科副主任，写信要我去，就这样便离开学校，到姐姐处住下检查和治疗，查明是肾结石症，就在外科治疗。

图A-10：高欣荣与高有炳姐弟俩。上个世纪40年代摄于重庆。



　　

我在中央医院治病期间，看到外科医生工作很负责，并且该院已和上海医学院合作，接受上海医学院毕业生实习，不禁心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