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39军后勤部副参谋长 ，谢良英，曾经的115师汽车连老连长

超英

谢良英，祖籍，广东省揭阳炮台镇桃山塗库仔，1923年12月出生于柬埔寨已南市，成长在越南西贡（归国华侨）。抗日战争初期，受到当时到越南为我党募捐抗战物资的“谢海若”等一批进步人士的影响，由越南西贡回国参加抗战。

《谢良英简历》

1938年6月，谢良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八路军，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就读于“陕北公学”（中央直属的青年干部培训基地）。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晋东南一分校，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15师344旅689团通信参谋。

1940年，115师344旅司令部通信参谋。

1943年，新四军淮海区特务团 参谋。

1945年，淮海区独立旅 作战科长。

1946年，东野二纵运输大队 大队长。

1947年，四野39军117师 作战科长。

1948年，四野39军后勤部副参谋长。

1950年，广西省军管会交际处处长。

1951年，广西省政府交际处副处长。

1952年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处付处长。

1955年，新疆自治区政府交际处处长。

1960年，新疆昆仑宾馆，副经理。

1978年自治区外事办付主任侨办主任。

1980年自治区外事办主任侨联主席。

1984年全国侨联常委自治区政协常委。

1990年5月28日，在参加新疆自治区政协常委会议期间，因突发脑溢血病逝。

　　我的父亲“时政明”，当年在八路军115师344旅司令部和谢良英一样，任通信参谋，是并肩战斗的最亲密战友。

我小的时候就常听父亲讲，谢良英叔叔在39军，如何组建汽车运输大队，以及在打锦州的时候，他如何冒着敌人的炮火，亲自单独驾车奔袭500多公里，运送弹药的事迹。

　　谢良英（左），时政明（右）。

而我参军入伍时，最开始也是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9军115汽车连，后来调到39军军直汽训队。所以我当兵那些年，也一直在39军后勤部直属的，汽车连、汽训队等单位，寻找父亲老战友“谢良英”的事迹和相关信息。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一直没有查到相关的记载。

　　本文作者1978年于39军115师汽车连

　　然而，前不久我在39军115师汽车连的微信群里，偶然看到一位战友发布了一个《115师汽车连连史》，在历任连长的记载中，我惊奇的发现了，父亲老战友“谢良英”的名字。原来，谢良英既是父亲的老战友，又曾经是我的老连长啊！

　本文作者时超英 于39军军直汽训队

于是，我立即联系了老连长谢良英的子女，他们虽然远在新疆，但我们传承了父辈的战斗友谊，经常有联系。并进一步更深入的了解了谢良英老连长，当年为发展壮大39军后勤运输装备建设，提高部队机械化作战能力，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强烈的使命感驱使我，作为39军的“子弟兵”，特别是115师汽车连的兵，把老连长、老前辈的光辉事迹整理、记录下来。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自然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事。

1936年 少年谢良英（左下）

谢良英，1923年12月，出生于柬埔寨已南市。父母在柬埔寨、越南、经营米粮生意，谢良英是在越南长大。

读书期间（16岁）受到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背着父母，找“管家”要了点钱，偷偷和几个同学离开越南，回国参加革命。

谢良英，1938年（16岁）

　　1940年，在八路军115师344旅司令部（旅长刘震），任通信参谋。

　　1943年，在新四军淮海区特务团，任作战参谋。

　　1945年，在新四军淮海区独立旅（旅长兼政委吴信泉），任作战科长。

　　1946年，谢良英（中吉普车前），在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运输大队，任大队长。

　　运输大队的建立 事出偶然

1946年1月，刘震将军率领我军将士攻打通辽，经过一夜激战，全歼守敌1400余人。

第二天一早，时任作战科长的谢良英，跟随刘震、吴信泉、等各级首长，一同视察战况。发现有士兵借助老百姓的骡马，正在拖拽缴获的汽车。谢良英立即上前叫停，问了一下情况，得知是由于会开车的士兵太少，只开走了一部分缴获的汽车，剩下的就用骡马拖拽到临时营地。

于是，谢良英上车查看了一下车辆状况，有油、有电，叫士兵把骡马拉开，直接开走送到营地去了。

就此刘震将军对谢良英说：我看你对汽车挺内行，你也别当作战科长了，我交给你一个新任务，你搞一个运输大队吧！于是，谢良英走上了运输大队，大队长的新岗位。

　　建队初期，先是在部队内部抽调会开汽车的士兵，以及在地方上召集一些会开车的工人，充实司机队伍。

当时，运输队主要还是以骡、马车，手推车为主，车辆来源也主要靠缴获敌军的汽车。

　　1948年10月13日，四野第39军在攻打锦州时，发起总攻之前，各作战部队为了统一攻城时间，急需一批“信号弹”，任务紧急而艰巨。

谢良英接到命令之后，觉得派谁去也不放心，唯恐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贻误战机，于是，带上警卫员自己亲自单独驾车500多公里，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敌机的扫射，及时将“信号弹”送到各个作战部队，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紧急任务，并因此受到军首长通令嘉奖。谢良英的这一事迹，曾被录入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一书，张竭诚回忆录中。

　　解放战争期间，美国援助国民党军队的主战车辆，大多数车型是“道奇T234”，这种车型比较适应当时中国简陋的公路条件，以及山区公路行驶。

　　其次，是“通用CCKW-352、353”又称为“吉姆西GMC牵引车”，俗称“十轮卡”。该车为三轴全轮驱动，并在车前保险杠配置有绞盘，在二战时期成为拖拽火炮、辎重，越野运输的主战车型。

　　1946年初，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当时部队只有少量几台缴获日军的机动车辆，之后的车辆来源主要就是靠缴获国民党军队的装备。

好在“东野二纵队”是一支历史悠久，具有红军血统的老部队。

红25军、

红15军、

八路军115师344旅、

新四军3师、

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

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

第四野战军第39军。

虽然，部队番号几经变更， 但是，指挥员以及作战骨干始终没有变，一直是这些人。特别能打硬仗，英勇善战。

常言道，好钢用在刀刃上，每逢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机械化部队作战，我军必定亮出“二纵、四野、39军”这付王牌。所以，在解放战争初期，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是与国民党机械化部队交战最多，缴获的武器、装备也最多的部队。大量的战车和重型轮式火炮，充实、装备到部队，使得“东野二纵”迅速成为我军最早实现“美械化”的精锐部队。

　　东北野战军第二纵运输大队建立之后，每当战斗打响，谢良英大队长都会组织全体会开车的官兵，跟在打主攻的作战部队后面，一旦发现车辆及轮式火炮，立马抢运回临时营地。

　　1948年11月，平津战役打响，这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史以来，缴获敌军武器、装备最多的一次，其中各种车辆就有2390台。担当主攻打头阵的39军，自然“不吃剩饭”，必须先分一杯羹！

在一次大规模作战之后，谢良英大队长带领运输大队所有官兵打扫战场，抢运缴获敌军的车辆，无意中发现很多“道奇T243卡车”和“吉姆西GMC牵引车”，都是不到一万公里的新车，高兴地一拍大腿，“这下可发财啦”！

然而，缴获的车辆太多，会开车的司机又很少，需要大家反复往返于战场和营地之间。于是，谢良英大队长当即下令：大家都辛苦点儿，不要休息了，昼夜不停的连续奋战，能抢多少就带走多少，不然的话，就只能移交给后续赶到的兄弟部队了。

　　就这样，运输大队的指战员们齐心协力，连续奋战五个昼夜，转运缴获的车辆及轮式火炮。当最后一次转运车辆时，谢良英大队长说：你们在前面走，我也开一台车“压后阵”。

可是，当所有车辆都开回临时营地时，却迟迟不见谢良英大队长回来，大家慌了，连忙开车返回寻找。结果，在途中一处弯道的坡下，看到谢大队长开的车“大头朝下”翻到沟里了。战友们进到车里，推了推谢良英大队长，发现没有伤到，只是疲劳过度开着车睡着了，无大碍。

　　随着车辆、装备的逐渐增加，运输大队也日益壮大，相继扩编了多个汽车分队，骡马分队、推车分队和负责押运警戒的警卫连，以及司机训练分队等等。

　　1949年，解放天津之后，谢良英与39军后勤部第四宣传队副队长李守贤，在天津武清县结为伉俪。

　　李守贤，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早年参加黑龙江省明水县“战地服务团”，1946年由齐齐哈尔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39军后勤部宣传队。

　　谢良英担任39军后勤部副参谋长之后，仍然主管运输大队的工作，随着缴获敌军的大、小车辆逐渐增加，师一级的首长都配备小车了。

但是，由于所有缴获敌军的大、小车辆，都必须统归后勤部运输大队管理。各师首长们都知道，谢良英最懂车，他的车最好，经常是开个破车过来，就把谢良英的车“抢走”了。

　　后来运输大队有个“日本技师”，给谢副参谋长出了个主意，把运行状态较好的发动机，换到车况较差车上，再把排气管接口垫螺丝松一松（加大噪音）。

师长们再来“抢车”，一看这车容车貌，再一听这“拖拉机”的声音，再也不换车了。

　谢良英与39军缴获“白崇禧”的座驾

　　平津战役之后，军长刘震、政委吴信泉，带领39军挥师南下，直至打到广西，1949年12月11日拿下镇南关，解放广西全境。

　　广西追击战，39军40天里奔袭数千里，歼敌3.2万余人。这一战39军缴获各种火炮532门、枪械1.2万余支、汽车900多辆、电台79部，各种弹药装满军需库，这一战所缴获的军械，足足可以再装备一个军。

　　1950年，共产党刚刚接管广西省政府，谢良英调任广西军事管制委员会交际处，处长。

39军撤离广西时，我父亲和共同并肩战斗11年的谢良英老战友，就此分别。

　　1950年7月，越南抗法战争时期，法军将越军打到了中国边境，越南共产党政权危在旦夕。越共主席胡志明，向中国紧急求援，我国派出“军事顾问团”，参与指挥越军作战，继而扭转战局，最终取得全面胜利。

胡志明（左），陈庚（右）。

　　陈庚、韦国清，先后任顾问团团长，谢良英任顾问兼翻译。

谢良英（左），胡志明（右）。

　　1951年6月，地方政府急需大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谢良英受命调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夫人李守贤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交际处秘书。

从此，谢良英夫妻，双双转业到地方工作，告别了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涯。

　　1952年，谢良英调往北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处副处长。

越南政府赠送的自行车

　　同是1952年底，在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后勤部，将当年谢良英所创建的运输大队“一分队”，划归移交给39军115师后勤部。

当时，115师汽车连编制为：

一排，汽车排。

二排，骡马排。

三排，推车排。

　　1955年，谢良英率领国家机关一百多名援疆干部，奔赴乌鲁木齐参加边疆建设，谢良英任援疆工作队队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

到达新疆之后，就任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

前排中间为谢良英

我父亲自从1950年底，与亲密战友谢良英在广西分别之后，便跟随志愿军第39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转业到沈阳铁路局工作，一直再没见到老战友谢良英。

1964年5月，我父亲在北京铁道部党校学习期间，我父亲通过老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袁正元，联系到谢良英。

左为袁正元，右为谢良英。

　　一次谢良英由乌鲁木齐到北京开会，我父亲终于在时隔14年之后，又见到了当年一起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谢良英。

　　左为谢良英，右为我父亲时政明。

　　“ 文革”期间，很多领导干部都被打倒、遭受迫害。当时，没有问题的干部，都能被莫虚有的罪名加以迫害，更何况谢良英还多了一层“海外关系”，更加难逃厄运。

　　1976年，刘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在自治区常委会议上，提议为谢良英平反、恢复工作。

恢复工作后，谢良英始终坚持理想信念，保持任劳任怨的工作热情，为新疆建设默默耕耘。

　　谢良英的六个子女“子承父业”，继续在新疆各行各业，为新疆的发展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谢良英、李守贤夫妇，即是夫妻又是战友，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谢良英、李守贤夫妇，回法国探亲，途经香港。

　　谢良英、李守贤夫妇，于法国。

　　1985年，新疆空军政委邓昌友（左一），谢良英（左二），空军政治部副主任袁正元（左三），李守贤（左四）。

　　谢良英（右）在北京，出席全国侨联会议，并当选全国侨联常委。

　　这是一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父辈画传》，这是一部新疆近代史。该书记载了25位“省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新疆的各行各业，为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服务新疆，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这是书中，记载谢良英的部分章节。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115师汽车连，历经70多年战火硝烟、风雨沧桑，是一支历史悠久，且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部队， 2018年军队改编，115师汽车连编制撤销。

虽然，115师汽车连的编制不在了。 但是，先辈们为这支战斗集体，顽强拼搏、奋勇献身的英雄事迹还在！

曾经在115师汽车连服役的“老兵精神”还在！

115师汽车连的军魂还在！

向曾经在115师汽车连战斗、工作过的，谢良英老连长，及各级首长战友们，致以最崇高的军礼！

（本文资料由谢良英子女提供）

时超英 于沈阳

2023年5月1日

本文作者 时超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