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追忆父亲》</span></p><p class="ql-block">—2023.04.30</p><p class="ql-block"> 父亲于2010年4月30日病逝,享年76周岁,距今已13年整。</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 </span><span style="color:rgb(25, 25, 25);">祖父母共生有九个儿女,其中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五个,父亲排行老大。他生于1934年的福建省长乐县鹤上镇仙街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初小文化水平(相当于现在的小学3年级)。据长乐档案记载,他于1955年——1958年三年期间参加了福建省金门前线炮击战,系一名炮兵手。1958年父亲部队复员后到任福建省闽清县国营铁厂工作,后又申请回他的老家长乐县地方国营铁厂工作。1966年左右时间,他响应政府号召回乡种田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在行政村里担任会计员,后因揭发当权派、村支书陈孔k琪贪污腐败事件而被其为首的村领导团队下贬至村集体草编厂(堵塞海水侵蚀等用途的一种稻草编织品,俗称“织草包”)当会计,之后又被贬至最基层的(自然村)生产大队当会计。至今回忆起父亲的短暂一生,我的脑海里仍然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仿佛昨日重现。</span></p><p class="ql-block"> 一</p><p class="ql-block">(一)父亲一生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竭尽全力。因家里穷,父亲系以“姑换嫂”形式于1963年与母亲结婚,婚后生有一男四女,上有父母,下有五个子女,一家七口的沉重的口粮负担,孩子们都小,嗷嗷待哺。在那个贫病交加的年代,普遍吃饭都很困难,更何况说提供儿女读书识字的机会了。记得印象深刻的是,20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每逢下半年,我们家的主要粮食地瓜干(即鲜地瓜晒干后的成品)就被早早吃光,七十年代时期几乎每年都要向一位族亲在山上的女婿借上大几担地瓜干,得以全家糊口直至明年夏收时节再用新鲜稻米偿还人家,属于“寅吃卯粮”。一年中,难得的重大农历节日,如过大年等,我们家才能吃上一两顿白米饭。童年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二的下午,家里的年夜饭基本被吃光了……那是我们那个年代人的亲身体会。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施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家里的基本吃饭问题才告上勉强做到自给自足。这里插曲一下,七十年代末,我们一家承揽了编织袋(织草包)的任务。纸草包是我们家当时的副业,经济收入来源很大部分来自于它。家中两个大的妹妹她们俩在草编厂积极地打绳子、织草袋(纸草包的前期工种),半成品拿回家里后,我和父母亲再锁口、缝合、打包等多个环节制成成品。全家人都是利用放学课余时间,几乎没日没夜地加班,每个月收入也达到20-30块,这在当时算是家里的额外的重要收入渠道之一。因为当时单位的职工月收入也仅30来块。可是那些都是苦力活,挣得都是卖力气的钱,家里经济依然非常拮据,遇有家中重要开支,如春节、家人生病、孩子上学等大支出,还是捉襟见肘,生活还是很窘迫。就是在这如此生活艰难的情况下,父亲他依然重视子女的教育,坚持要求让我们兄妹几个读书。政府政策规定原则上可向村里申请困难户补助并逐级申报。但由于跟行政村里也是我们家邻居的大队长(行政村村长)陈孔琪不和,他曾是当年时任长乐县县委书记延国和手下亩产万斤代表的旗子或“红人”。所以,他们也不让我们家里孩子申请入学助学金。据说父亲多数是高息借贷让子女上学。大的两个妹妹因贫念至小学二三年级即弃学专心编织草袋、第三个妹妹仅读到初中毕业即外出打工挣钱、最小的妹妹因为家贫刚出生即被抱养福建省莆田县一户家道较为“殷实”的人家。我唯一成为家里可供培养读书的胚子,在“万星拱月”之下,还好我比较争气,不辜负他们的心愿,很努力也较为顺境,终于脱离了农户的身份,吃上了当时人人都羡慕不已的“商品粮”,成为了国家编制的工作人员。</p><p class="ql-block">(二)父亲为人坦诚、心地善良,总乐于助人为乐。记得1974年年终岁尾时,那时我才10周岁左右。我们生产队一组的族人们在年终聚餐时必须要公布全年每个人下地集体劳动的工分情况,便于结算和领取一年每个人的工分收入。由于一位远亲族人陈文心与另一位近亲族人大儿子陈孔忠两个人在工分记录结果上存在差异,两人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火气都很大,双方都觉得自己工分数值的记忆上各执其词,于是两人在聚餐会上大打出手,远亲族人负气出走,多日不见。几天后他家人告知她儿子吊死在现在长乐区鹤上镇莲花村当时树林较为茂密的莲花山上的一颗树上。于是他家人疑是工分一事被逼致死,他家族亲们就将死者的尸体停放在近亲族人陈孔忠家里,扬言要“以命抵命”。由于远亲族人人多势众,这就逼迫近亲族人陈孔忠的家人都跑到我们家里躲避灾难了。他们之中有的人藏在我爷爷家里的储粮屋里后,一对双胞胎女儿吓得趴在爷爷家床铺下不敢动弹;有的人躲在我的叔公陈文仲家里。这下问题可闹大了,事情最终被闹到了村上面,要求村领导必须解决这一突发性事件。记得当时村负责人陈孔琪因为与父亲个人恩怨、矛盾不和,他就绕弯道通过当时的大队有线广播台上播放说此事重大,近亲族亲中必须要有人出来解决此事。因为我们家与该事发当事人一方陈孔忠算是近亲吧,于是父亲只好出来为村委解决此大事。记得那年冬天的晚上外面雨下得特别大,在那个当时花了100元人民币盖得的小偏房里(至今尚存),父亲就连夜组织陈孔忠家人,并冒着倾盆大雨跟陈孔忠父亲赶到他的岳父家里讨借一些钱财,以钱了断此事。这一重大事件最终总算被父亲给摆平了。因为父亲聪明好学,会识字,且写上一手像是钢笔体的毛笔字,但总写得工工整整、落落大方的。一些族亲或亲戚每临喜庆日时,他们家总讨要父亲为他们家写上几副对联,那些刚劲有力的毛笔字至今还贴在村里旧祠堂边旧的墙壁上。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算盘技术很过硬,按照现在算是珠算能手吧。他左手打算盘,用右手记账。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旧式记账行业里,他也是屈指可数、风毛菱角。因为村里人识字得少,每到春耕或夏收时节总有部分族人因耕地面积可能疑被他人多占了等原因,他们总要到我们家里邀请他丈量土地,在他在收工回家午饭尚未吃上的情况下,依然乐于被邀请下地丈量,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印象里他总是这样地乐于助人不计报酬,几乎是有求必应,呼之即至,从不借口拖拉或要挟他人。</p><p class="ql-block"> (三)父亲办事极为认真负责,为村民长远利益负责。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至今认真二字依然会被提醒与敬告到各行各业,可见认真二字的重要性。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如今尤为可对证的铁证事实,以此证明父亲当时是如何认真态度对待我们自然村部分集体大众利益攸关的事情的。2016年左右,中国百强地产福晟集团和长乐鹤凯置业有限公司合作,他们要在鹤上镇仙街村有个“领秀山水”项目开发别墅商品房,即别称“鹤尚美墅”土地工程开发项目,需要征地(仙街村两仑山)拆迁,有6万元/亩的补偿。当时我们自然村石台村共分为四个生产小组,我们属于其中的一组——第四组。但在2018年被通知可以领取被征土地补偿款时只有我们第四组村民。因为父亲在丈量且载有土地面积的总账、分账、明细账,详细记录了每家每户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所以,他们土地补偿款比较容易得到,而其他三个小组村民因为只有总面积而没有当年项目土地的每家每户的详细面积记录而不得领取。这些补偿款对于当今农村的农民来说可是一笔额外较大的收入。虽然土地补偿款总额不多,但至少可以用来部分改善他们家人的生活。父亲既不是中共党员,也非某个单位的领导,可是他工作起来就是如此地负责。有好多村民至今还都说还是父亲做事很有责任心,很为历史及将来负责,为村民的切身利益负责。</p><p class="ql-block"> (四)父亲有信仰、有定力,敢于斗争、敢于亮剑,哪怕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在那个物质金钱匮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父亲也参与了当地的“一二四”、“一二八”的两派之争。鉴于篇幅限制,在此不作过多叙述。据长乐当地人说,一般认为“一二四”派属于江青等“四人帮”派别,“一二八”派属于邓小平等派别。我不知道其中的含义或解释。最后,邓小平一派获得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广大民众的一致认可和广泛支持。据说,文革时期父亲因为揭发时任仙街大队(村)支书陈孔琪(此人早已去世)的贪污腐化事情,工作上被贬斥到自然村生产队当会计,生活上又屡遭陈孔琪父子的迫害,满身伤痕累累。而我们家族的人员男丁既单薄又弱小,对于陈孔琪父子的欺凌霸凌敢怒不敢言,即使敢言了也被封杀。因为生活困难,记得小时候看到父亲的抽屉里总有些未递上或未发送出去的信封,内容写有向上申请生活困难补助费以及他个人“怀才不遇”或时不逢时之类的诉求。即使到了后来到了我国加入WTO了、家里生活已经发生大大地改善了,他仍“心有不甘”,仍然想争取得到他所应得的或该的、当年为国分忧、主动报名回乡务农等同政治性任务的补助待遇。因为2000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政府有个政策,规定当年(1960年代)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回乡务农的,可以有条件地获得固定经济补贴或是临时性生活困难补助款。这看似一种对物欲上的追求,实质上要的是一份个人应该有的尊严。现在我大概能理解他当时的想法,只有自己的“手中有粮”,心中才永远不慌。</p><p class="ql-block"> (五)父亲生活乐观积极向上,一生喜爱音乐。在那个极度缺钱缺物质的年代,父亲总是抱着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不因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长期困顿而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每每遇到家庭或其他挫折时,他脸上并没有挂着哀叹、失意与沮丧的样子。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总是说想尽办法努力克服困难,相信明天会好。他比较好酒,碰到身体疲乏或不舒服时他总要喝上自家酿上的一碗米酒,即使酒缸里的酒已淘尽,他就和着喝些酒糟也行,可谓“嗜酒成性”。唱歌可以消遣或排解心中的压力与郁闷。我记得父亲年轻时特别喜欢唱歌、弹琴或吹笛,后来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的缘故,他才渐渐地淡出了他的业余音乐喜好。小时候我依稀记得,村里每逢婚丧喜庆节日或农闲歇业之日,偶尔也能够见到他老人家在村里自行组织的乐队里吹笛、唱歌的影子。也许正因为有他个人对未来生活充满着坚定的信仰与始终不渝的坚持,以及他对我个人学习上的鼎力支持,加上国家政策的逐步完善与加持,才算有了我们今天一家子的小康生活。</p><p class="ql-block"> (六)父亲一生乐施好善,热心公益事业,深得民心。一件事情让人记忆深刻。1992年村落里各族亲合议想拆掉百年以上的三落排厝旧房,旨在建设一个安全第一、质量不错的祖厅,按照当时村规民约,靠近拟建祖厅一侧的旧房子估价拆掉,每间估价2000元捐献给众里,其他各户人家按户根据自己能力,有工出工、有钱出钱。涉及到被拆迁房子的16户族亲里,其中有15户在村外都建有新房子,唯独我家在村外没有新建的房子,仅有上文所述的一间七十年代建造的16平米的破旧老房子。父亲与我稍微商议后就立即决定捐献出去。他的这一善举惊动了全村。特别是村里后来与他树敌多年的“仇人”——陈孔喜,对于父亲的这一善举大加赞许。他说:“全村人就数陈天金一家最坦荡、最干脆、最好爽!他自己家都没有新房子还把房子捐出去!”。不知此“仇人”是出于故意吹捧父亲还是出于他的良心发现,我至今仍心存疑虑。但甚为高兴的是,父亲的善举赢得了众亲的一致好评。他后来还被聘任了自然村里礼堂的公益会计,表明他对金钱方面的干净与清廉。</p><p class="ql-block"> 二</p><p class="ql-block">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亲特别突出的优点是有信仰、乐观、甘于付出且不计报酬。但他也是一个中国社会里普通得再普通的一个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不少常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缺点:不善溜须拍马,为人太正直,心地过于善良,缺乏防人之心。他的上述一些缺点导致了他在这个社会无法更好地生存,特别在以宗派、论男丁多寡、论家族人多势众的农村地区更难融入,更易被人欺负。</p><p class="ql-block"> 其实,祖上留给后背们重要的不是他的物质财产有多么地雄厚,值得让后人永垂和称颂的是他的精神财富的丰碑。</p><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font-size:18px;">鉴于篇幅限制,</span>以上是我个人凭着自己粗略线条记忆,记录父亲一生的重大活动,还望各位海涵,提出批评教育。本记忆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或杜撰,或捏造。而是不夸大,不刻意褒奖,实事求是地记述他的短暂人生,寄予我对故去的父亲的一片深情的思念与慰藉,平复我多年想做而未曾完成执笔他老人家“丰功伟绩”的心愿,带着一片美好的祝福,让后人对他有所忆、有所思、有所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