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唐生菊

红孩儿

　　在新城公社上小学时，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唐生菊。

那是1966年春天，父亲调到新城公社当社长，我们举家搬到了公社大院。当时正在桥头小学上学前班的我随即转到了新城小学。

当我被班主任苏老师领到班里时，我看到的是一群穿着又破又脏的衣服，脸也没洗干净，流着大鼻涕、浑身脏兮兮，但个个都活蹦乱跳的农村同学们。他们对我这个县城里来的小姑娘充满了好奇，这个推我一下，那个拽我一下，不时在我面前做个鬼脸搞怪……我被他们的这种“热情”吓哭了。这时有个瘦小的、眉目清秀、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同学羞答答地走过来，从口袋里抓了一把炒大豆轻轻地放到我手里：“你吃吧，明天还给你带”。我不哭了，她走到哪里，我就寸步不离地跟到哪里。

苏老师把我俩安排在离老师最近的第一排，她就是我后来同桌五年的好友——唐生菊。

可能是公社社长女儿的原因，老师经常表扬我字写得好、坐得直、讲卫生……同学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自然没人敢欺负我。我和唐生菊每天手拉手，上学、放学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时光。

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一夜之间，我家门口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父亲成了新城公社最大的走资派。父母亲被频频揪斗。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里，我的噩梦开始了。我被安排到了最后一排，和一个“四类分子”的儿子成了同桌。

我这个“走资派”的闺女就是同学们欺负的对象。那些调皮的孩子，把小虫子放到我的衣服领子里 把鼻涕擤在我的衣服上，把墨汁到进我的书包里，有时候不知从何处飞出一个石子砸在我的头上……

那些日子里，我在梦中也常常被“走资派的丫头、走资派的丫头”的叫骂声惊醒。我就像一个无助的小鸟，在担惊受怕中度日……常常不敢独自去学校。

单纯善良的唐生菊看不下去了，她对同学们说：“她爸是走资派，她又不是，为啥整她？” 便拉着我找了老师，坚决要求和我同桌。她是贫下中农的子女，老师自然答应了她的要求。“你就跟着我，看他们谁敢欺负”。从此，每天我俩形影不离。和她在一起我谁都不怕了。他家贫农出身，还有高年级的姐姐和哥哥。

她每天早早到校，在教室里等我。我若早一点到校，没有看到她，就会站在校门口眼巴巴的望着那条通往她家的马路，盼望着她的出现。

到校后她都会从她那小口袋掏出洋芋、大豆分给我吃。我也会悄悄从家里装一小口袋，母亲从老家带来的花生给她吃。她告诉我，你们外地人的花生没有我们青海人的大豆香。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也认为她说的是对的。

在学校里，我们跳皮筋、踢毽子、打沙包。放学后，我俩手拉手去她家玩。唐生菊的家就在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门口有一条小河沟。她家的房子曾经是个临街铺面，两个黑色的大门扇非常厚重。里面有好多间屋子，有大哥和嫂子住的、二哥住的，大姐住的、爸妈住的、还有她和二姐住的。后院里种了好多菜和花草。每次去她家，她都会摘朵花插在我头上。

　　冬天里，放学后捂在她家的热炕上，她教我用碎布做娃娃、织毛衣、钩书包、用丝线绣荷包……她心灵手巧，这些活她干得又快又好。她家有一卷从纱厂搞来的纱线，我俩把它们缠成线团，比赛织线裤，她两只小手飞快地拨动着。不一会儿，她织的那条裤腿就明显增长了。我总是比不过她。

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谁家娶媳妇了、谁家生孩子了、谁家的媳妇喝“六六六粉”了……她都知道。放学后她拉着我直奔目标，人家关着大门。我们就你拉我推爬上人家墙头看热闹，然后嬉笑着议论着……

每年端午节，唐生菊都会把她嫂子和母亲做的最好的香包挑几个送给我。告诉我挂在衣服的第二个扣子上，要掖到衣服里面，不然男生会抢走。

有一次，一个调皮的男生把我的作业本抢走撕了，说我是阶级敌人的丫头，我哭得很伤心。这时，唐生菊飞快地跑去叫高年级的哥哥了。她哥哥把那男生拽到教室外揍了一顿。

唐生菊比我大了三岁。人情世故比我懂得多，我从她那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的人生观一大半是在她的影响下树立起来的。

在1966年到1968年大概两年文革最疯狂的时间里，正是有了她的陪伴和保护，我的童年才多了一份安慰和快乐。

1968年以后，好像是毛主席有了一些有关的最高指示，像我父亲一样的“走资派、反革命、四类分子等牛鬼蛇神”陆续停止被批斗，等待组织甄别。

这时，学校里也不再是贫宣队频繁上阶级教育课、开批斗会、吃忆苦饭……慢慢开始重视文化课的学习了。

不再被欺负了，我的人格受到尊重，自尊心得到了保护，努力学习争做五好学生，成了我和唐生菊的奋斗目标。我俩每天早上都在互相监督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老师要求普通话背诵，我常纠正她的发音。班上我俩总是最早会背受到老师表扬的。

我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甘落后。学习上的问题我俩一起讨论商量，实在不会就去问她的哥哥姐姐。每次考试我们的成绩必定是名列前茅。每学期都会被同时评为“五好学生”。

在我们四年级升五年级时，正赶上教育改革，小学改成五年一贯制。可我们这一届一直学的是六年制课本，好像是教育局决定，让我们这一届和下一届合并，用新课本再读一年四年级。由于我俩学习好，表现好，学校准备让我俩就此跳一级直接上五年级。

由于被人欺负的阴影一直在我心理挥之不去，我害怕跳级后还遭到大孩子的欺负，我悄悄告诉了唐生菊我的顾虑。“那好，我也不跳级了，我们还在一起”。

记得当时我作文写得好些，常帮她修改作文。她数学学得好常帮我检查错题。

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文艺演出队，我俩双双入选。劈叉、弯腰、打倒立，我俩练得非常刻苦。小小年纪常常背着行装跟着宣传队拉练演出。（我的舞蹈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到二中后，马老师休产假了，我带着一群女生编排舞蹈参加了全校演出）。

　　那时，新城小学常组织学生步行到桥头电影院看电影。几次下来，我俩的胆子大了，商量着悄悄跑到桥头玩。那次我俩每人口袋里装了三毛钱，背着大人跑到了桥头，在照相馆照了张一吋照片。正好用完六毛钱。拿到照片后，非常不满意，太小了、表情也不自然。唐生菊说，我们再攒点钱照张两吋的吧。说干就干，我俩拾废铜烂铁卖了攒钱，终于攒够了八毛钱又去照了一张两吋照片。这两张照片我珍藏至今。

　　1971年，因父亲的问题彻底平反，调到距新城公社约三十多公里的后子河公社任职。我们全家欢呼雀跃，我们要到“解放区了”。母亲告诉我，再不会有人欺负我们了。搬家前，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唐生菊，她瞪大了眼睛半天没说出话来。过了许久她含着眼泪说道：“我会去看你的”。

我在后子河上了一年五年级。就转到大通二中上初中了。这期间她真的骑自行车几十里路来看过我。给我带来了我爱吃的香豆锅盔。我也带她参观了公社大院和后子河学校。

在二中读初二时，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口。我惊喜地把她领进宿舍，她告诉我，也想转到二中来和我在一起，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后来她真的转来了，再后来我们又分到一个班里。初中毕业后我们都没上高中，我下乡了，她回乡了。从此失去了联系。

在八十年代初，我离开了青海，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时常回忆起我和唐生菊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不知她过的可好？我非常想念她，在梦里多少回我们相见了。多少回，我奔跑在通往她家的路上......我清楚地记得她家的地址：新城公社新城大队四小队。每次回青海我都托人打听，都没有下落。唐生菊你到底在哪里？我在找你啊！那年，我在QQ空间里写了一篇题为“唐生菊你在哪里？”的短文。被一个热心的同学看到，在他的帮助下，我得到了唐生菊的电话号码。

我用了好几天时间来平复我激动的心情。终于有一天鼓足勇气，小心翼翼地按下每一个按键。“你好，唐生菊吗？”“你是谁啊？”电话那头传来了多么熟悉的声音。我哽咽了，稍微停顿后说到：“我是晓红”“啊！晓红？”，“你怎么找到我了？”她的声音也颤抖了。

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询问了我的生活工作情况后告诉我，她初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就一直没找到工作。24岁时就嫁人了，生了两个儿子，现已做奶奶了。日子还过得去，现住在县卫校。她也一直打听我的下落，听人说我在西宁一所中学当老师，每当在电视中看到有关学校的新闻时，都会瞪大了眼睛寻找我的身影……她非常地平静，平静地出奇。倒是我一边听，一边抹眼泪。

放下电话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没找到工作”，“两个儿子”，从她平静地语气中，我已感觉到她经历的磨难。

一直到第二天，耳边还回响着她亲切的声音“你啥时间回来？一定要来找我”。

2012年8月我回西宁探亲，我们约好在她家相见。一大早我就赶到了约定的地点。大老远就看到了她已站在那里，穿了一件鲜红色羊毛衫，刚烫过的头发还不太自然，身材稍有些佝偻，但气色还好。我们激动的相互打量着对方，岁月的沧桑已刻在我们的脸上。心中一阵酸楚，好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还是我强作镇静，搂着她的肩膀，径直朝着她家走去。尽量不让她看到我的泪水。

她家是一个三室两厅的房子，房间里物品摆放干净整齐。儿子、媳妇、孙子都在家里，显然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幸福之家。我们聊了很多，几十年的酸甜苦辣都想倾诉......

坐在她家的沙发上，让她儿子帮我们又拍了一张合影。

现在我们经常在微信上聊天，虽然不能常常见面，但知道对方安好，心里是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