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一）

陕北文野

【三言两语】20230428 

              

       二零零九年九月七号，在哥哥六十周岁生日宴会上，当着所有亲朋好友，我对哥哥说：如果有来生，你还要做我的哥哥，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哥哥，与共和国同龄，一九四九年九月出生在山西临汾，解放战争的炮声中。一九五零年二月，襁褓中的哥哥，随着解放大军中的父亲母亲南下四川成都。

       从此一家定居成都，五十年代，家里陆续有了我和弟弟妹妹。

       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后，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国家工业开始大上马，成都东郊的国营工厂，都到中学校去招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年仅十五岁，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哥哥，离开学校，进了一家大型国营企业，成为正儿八经的产业工人、伟大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

       哥哥忠厚正直踏实肯干，在他们一起参加工作的工友同事中，进步较快，入团入党，当班组长、车间领导，都走在前面。文革后，为照顾多病的母亲，调至离父母亲家近一点的 国有公司，当过中层干部。哥哥在单位的工作表现为人处事，同事熟人多有肯定，几十年了，我听到的都是赞扬的声音。

       在家里，多年来，尤其父母亲年老体弱以后，哥哥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说句套话，哥哥对家庭，对照顾父母亲，对关爱我们三个弟弟妹妹，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为全家作出不可或缺的重大奉献。

       几十年了，我们家能够遇难克难、逢凶化吉，和睦相处、父母长寿，生活幸福，都离不开哥哥的辛勤操劳心血汗水。

       我们小时候，父亲在省商业供销系统机关工作，常年出差开会蹲点、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即使在家，天天加班加点，也顾不上过问家务事，连我们子女学校家长座谈会也极少参加。他们那一代打天下的，几乎都是这样。母亲那时身体不好，经常生病。

        所以，哥哥从上初中开始，尤其初中还未毕业参加工作后，帮助父母亲分担了不少家务事。母亲有什么事都是安排哥哥去做。记忆中，不论做什么，哥哥从不推诿，总是自觉完成。

       文革中，父亲一度被打成“走资派”，被批斗办学习班，时常回不了家。哥哥的负担更重了。

        那时父亲的工资被克扣，每月领工资，都是哥哥陪着母亲到父亲单位去领父亲的工资。自母亲于1959年被父亲响应国家号召，动员退职回家后，一家六口就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生活。那时父亲工资常常被单位掌权的造反派克扣多数，少年的哥哥不怕不畏，总是帮妈妈据理力争，多领一些工资回来。为此，妈妈多次表扬哥哥有出息。

       文革前，母亲重病，尤其父亲外出公差时，总有父亲单位的同事，来帮忙送母亲去医院。文革中父亲被打倒，当然不会有人敢来了。一九六七年的一天半夜，父亲在单位参加学习班，母亲突发重病，哥哥和我只找到一辆平板三轮车，拖着母亲就往医院去。当时两派造反组织武斗正酣，我们刚拐过街口，枪声响起，子弹就在身边飞。怎么办？母亲在平板车上呻吟，走，哥哥毫不犹豫在前面架着车把说，你躲在我后头，把母亲扶好。于是，哥哥和我一边推车一边不断高喊：病人，送病人！伴随着时停时响的抢声，终于将母亲送到医院。当时急着送母亲，顾不了其它，事后回想，后怕的同时我真佩服哥哥，那年那时哥哥才十七岁。

       哥哥对我们弟妹们非常关心爱护。文革初期，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红小兵都外出大串联去了。父亲被打倒，家里不可能给钱让我外出。哥哥知道后，悄悄塞钱和粮票给我，说，你去吧，注意安全，和同学搞好关系。文革中父亲被批斗，母亲身体不好，管不了我，我又不安分，几次外出串联，都是哥哥资助。其实到后来的所谓串联，就是坐免费火车，周游祖国去了。

       后来，当逍遥派后，我突发奇想，又想学手风琴，又是哥哥给了我五十元，那时他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元。我去寄卖行买了一部旧的手风琴。前不久，哥哥清理放在父母亲家里的东西，发现手风琴还在，电话我，问这手风琴怎么处理，我说留下，我要留下哥哥当年的关心帮助，我年少时的念想。

       2019年春天，我心脏出现问题，夏天日趋严重，住进医院。夫人也住进病房照顾，细心周到，无微不至。但天长日久夫人也精疲力尽，加上当时家里也有事要处理。无奈之下，只得电话求助居住成都的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第二天就来到重庆我的病房，先后两次共半个多月照顾我。如同他以前对待家里的所有事一样，认真负责，尽心尽力。为了让我吃好，三伏天，顶着烈日，每天中午晚上外出买可口的饭菜。还时常找话题与我聊天，心理疏导。哥哥睡眠不好，我历来入睡后又鼾声如雷，半个多月里，哥哥完全没有休息好。要知道，哥哥比我大好几岁，患有高血压，仍然精心照顾弟弟，哥哥从来都是这样，总是想着别人。哥哥回成都离开时，我真舍不得，人间总有亲情在，在哥哥身上，我们永远感受深刻。

       哥哥青少年时代，话不多，但性格异常坚强。

        记得是我们上小学时，一年夏天，一天放学后，母亲外出，不甘寂寞的哥哥与我，就把两张长条凳子架起来当跷跷板，一上一下的玩起来，我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下来，凳子借着哥哥的体重，翻过去，直接砸在哥哥的右眼右侧眉骨上，砸出一个小洞，血肉模糊，鲜血直流。我吓坏了，哥哥一边捂着眼部，一边说快拿棉花。我急忙翻出小药箱，用棉花球给哥哥堵上。哥哥用手捂住眼睛，居然侧着身子躺床上睡觉去了。一会儿母亲回来，看我们兄弟俩安静地躺在床上，觉得奇怪，推起哥哥，才发现他满脸血迹，赶紧送去医院，缝了十几针。

      不幸中的大幸，假如，凳子再砸向哥哥右眼内侧0.5公分，会有什么惨痛的后果，不堪设想。

       至今，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十分内疚。

       重要的是，哥哥从头到尾，没有哭一声，没有哼一句，尤其没有一句埋怨我的话，至今。

       至今，哥哥眼眶的疤痕还清晰可见。

       我坚强的哥哥，我亲爱的哥哥呵！

       一九七四年七月的一天，我在部队突然接到家中电话，哥哥在厂里上班时，不慎摔了一跤，左膝盖髌骨粉碎性骨折。我赶紧请探亲假回成都看望。

       见到躺在病床上，左腿缠满绷带的哥哥，尤其听医生说，哥哥伤势严重，部位不好，髌骨三分之二粉碎性骨折，痊愈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成为残疾人。我忍不住哭了。哥哥却安慰我说，没关系，相信会好的，劝我不要伤心难过，说话间，他还带着微笑。我知道哥哥是不想让我们担心，强装轻松的。

        最后的治疗结果，出现奇迹，出乎几乎所有人，包括一些医生的预料之外，经过三个月的积极治疗，哥哥的严重髌骨伤居然好了，膝盖所有功能基本恢复如初。

       我想，主要原因，除了为哥哥手术的主刀医生，成都体育学院附属医院当时的骨科专家吴大才主任和院长郑怀贤的负责精神担当态度精湛技术外，就是哥哥战胜伤病的顽强意志、积极态度和乐观情绪。 也许，冥冥中 ，还有老天护佑，因为哥哥总在做好事善事 。 哥哥厉害！

哥哥初中没有毕业，就参加工作，文革后，积极参加在职函授学习，考取了大专文凭。哥哥有政治头脑思维特点，性格豁达通透大度开朗。

哥哥虽然是普通老百姓，但多年来。他关心政治，随时关注国内外大事，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家国情怀是哥哥议论国事天下事的的基本底色。他从来不仅仅是站在个人与家庭的角度，而是有更大的胸怀与视野，总能够从国家的全局来考虑看待所有国内国际问题。我部队退休后，经常回成都，我们在一起总要说到国内外的事情，有时还有争论，但不论如何，哥哥的一些观点与见解，对我很有启发帮助。

哥哥十五岁工作，五十多岁下岗，六十岁退休。有四十多年工龄，算是老职工了。而且哥哥对工作对单位是有贡献的。在工厂的事且不说，调到公司担任科长后与全科员工一道，辛勤努力，还为公司上交几百万利润。刚退休时，退休金只有三千多，后逐步涨到现在的五千多一点。但不论是被下岗，还是领着不多的退休金，还是面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哥哥心里明白，也有看法，但他极少发牢骚，总能让所有这些负面消极的东西云淡风轻地过去，总是积极乐观地面对未来的生活。他的口头禅就是两句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我们普通老百姓改变不了的事，操那个心干啥子！”

无论如何，哥哥的处世哲学生活态度是正能量的、有益身心有益家庭有益社会。

       今天，我也有豁达洒脱的性格特点，肯定与哥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哥哥给我的太多太多，感谢哥哥！感恩哥哥！

                       （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