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记忆36（告别1966）

唐建忠

　　在我的印象里，鲁迅故居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靠近历代帝王庙和白塔寺。

1966年初，出于政治的需要，学校组织我们这些高年级的学生，去参观鲁迅故居，而且回来还得写一篇作文。

鲁迅故居离我们复兴路小学不远，但曲溜拐弯的不好走。

我们那天从工会大楼出发，到礼士路往西过月坛，再向东穿过阜成门，进入阜内大街，过了历代帝王庙，路北不远处就到了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故居。

那时候阜成门的城楼和城墙还健在，雄伟壮观中略显破败。

故居主要是陈列鲁迅手书的文章、草稿、笔记，以及先生出版、翻译的著作。

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讲，嘴上不敢说，内心确实没有兴趣。从陈列室的浏览速度看得出来，大家都是匆匆进来，匆匆离去，没几个驻足仔细观看的。

唯一叫我们感兴趣的，是鲁迅小时候画的一幅画。画面上众多的老鼠抬轿打幡，欢欢喜喜的往猫家送新娘。“老鼠嫁女”，哈哈，有意思，有意思。

回校后开始写作文，写观后感。我们几乎千篇一律的写路上的观感，写小院房舍以及老鼠嫁猫的观感。

其他方面，除了会背诵“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知道鲁迅对敌人狠，对人民好，再就没什么写的了。小学生嘛，政治词汇太贫乏。

过后初中毕业，我去了生产建设兵团，那时没什么工资，一个月就给六元的津贴费。

一个人离家在外，生活太单调，总想利用读书解闷，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

探亲回家时去新华书店，里面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还有少量政治书籍和单行本，其他的书都下架了。

在一个角落里，我眼前突然一亮，发现书架上竟摞有《鲁迅选集》，这真是久旱逢甘霖。我如获至宝，立刻倾其所有，购买了厚厚的好几本。

兵团连队期间，我几乎通读了鲁迅所有的著作和文章。那个年代还有先生的书可读，真是谢天谢地，这些书陪伴我渡过了那个蹉跎岁月。

几个月后，红色浪潮终于袭来了。先是我们的学习小组名存实亡，后来，学校出现了红卫兵战斗队，课也就不能上了。

清洁工也用不着干活了，换上了另外一些人，他们的脖子上一律挂着大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自己的姓名和阶级成份。在人们鄙视的目光下，规规矩矩的低头扫地。

社会上开始了破旧立新运动，女的禁止穿高跟鞋、旗袍、裙子；男的不准留背头、穿西服、瘦腿裤。街上有拿剪子的小学生和老大妈，遇到了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七尺咔嚓。和现在可不一样，那时候你敢“横”下试试，砸烂狗头！

一机部一楼的大厅里，成了红卫兵“破四旧”成果的展厅，中间对接着好几个乒乓球台案，上面展示着抄家抄来的违禁物品。

有解放前的坏书，有封、资、修的字画、首饰，以及珍珠项链、铜钱、大洋等等，甚至还有解放前的房契、地契，看着上面的繁体字，惊得我们一愣一愣的。

我头一次看到金砖，它们比牛奶糖长一些，一条条的摞在上面。我过去以为，金砖真和砖那么大呢，这回算开了眼，遇到真玩意了。

我们对门的张爷爷，家也被抄了，那个不太爱说话的张安石大哥哥，就坐在楼梯上，双手抱着头。

我一声不响的站在自己家里，开门看着对面出出进进的红卫兵。

最后，几个女的抱着一摞书下楼，站在张安石哥哥的面前，劝他要坚强，要正确对待。看样子他们很熟，大概是一个学校的。

张哥哥就坐在楼梯上，一动也不动。很晚了我下楼，他还坐在那里，双手托着下巴，仿佛是睡着了。

机关单位也行动起来了，八局门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预示着超强风暴已经来临。父亲经常很晚才回来，而且动不动就发脾气。

家里早年有一个清代的铜火盆，十几斤重，上面是一个厚厚的高身铜盆，边上还有一个添放木柴的半圆口，再下面是三根承重用的铜爪。

各家各户也积极行动起来了，开始在家里自查“四旧”。所谓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床底下不用的火盆，被我拖了出来，清朝时期的旧物件，肯定是标准的“四旧”。

星期天，我和妈妈各抓着一个铜爪，捯提着铜盆，去月坛废品收购站。

收购站门前，沿着路边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都在抓紧时间，尽快处理自家的“四旧”东西，以防日后万一被列为违禁品，无端招来不必要的横祸。

铜盆卖了二十三元，还真不少钱。那时废黄铜每斤一块五，红铜每斤两块。

这场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涤荡着旧世界的污泥浊水，触及着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那是五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吃完饭，父母就开始忙活。被褥用绳子捆成背包状，线网兜里放着脸盆、饭盒、毛巾、肥皂、牙刷、牙膏等物品。

我问这是干什么？妈妈说：你爸爸要出差，得好多天才能回来。

我心里纳闷，出差住旅馆啊，自己还要带什么行李？而且如今都闹革命了，上哪出差啊？有点不解，但也没有多问。

爸爸走后，妈妈每天依然坐车去上班，我就在外面疯狂的玩，反正也不上学了。中午有时热一热剩饭，有时就啃个凉馒头。

“十六条”公布后，北京各地烽烟四起，工人、学生原始的激情汹涌迸发，开始砸烂一切他们认为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停产，学校停课，人们不停地围攻、冲击各级党委，各级领导班子几乎全部瘫痪。

这是一场荡击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突如其来，无章可循。

为稳住局势，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各部委抽调骨干力量，以中央工作组的名义，迅速进驻工矿企业和大专院校，对轰轰烈烈的运动进行指导和降温。

说白了，就是去灭火。

好多天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出哪门子差啊，他被一机部紧急抽调，以中央工作组的名义，派驻到当时运动的“重灾区”——北京锅炉厂。

大约是六月下旬吧，父亲回来了，有些疲惫，人也显得更加消瘦。

每天下班后，父亲都在屋里写着什么，房间里的灯一直亮到深夜。

其实，好几天前我就从广播里知道了，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是镇压群众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还是方向、路线性质的。

转眼已是秋季，有一天，父亲没有去上班，带着我坐公交车去了广安门，在一个铁路货运站，办理着什么家具托运手续。

往回走时，父亲告诉我，咱们要搬家了。我问去哪儿，爸爸说，去我的山东老家，那里有个叫博山的地方，博山电机厂。

我心里非常高兴，快十三岁了，整天就窝在北京这个小圈圈里，早应该换换口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一定会非常精彩。

回到家，我就急忙在墙上的地图中找山东，找博山，找铁路沿线经过的地方。那时，我真不知道中国还有个淄博市。

没有多少家当，桌子、椅子、木床都是公家的。衣服、被褥塞到箱子里，托运站派来人力车，晚上就拉走了。

十月三日，我们全家前往西直门火车站，登上了开往上海方向的13次特快列车，目标山东。

老鼠嫁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