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鞭杆与阿门了

晓刚

拉鞭杆，是一句青海话。鞭杆，是一种不长不短不粗不细的棍子，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是“手里拿着鞭杆”。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拉鞭杆”是一个名词，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手里拿着鞭杆的人”。

什么人手里会拿着鞭杆呢？走长路的人会拿着鞭杆。鞭杆其实就是一根打狗棍，用来防身和驱逐恶狗。青海人把这层意思进行了引申，认为拉鞭杆的人就是穷困潦倒到处讨生活的人。后来，这句话又有了特指的对象——拉着鞭杆到青海讨生活的外地人。再后来，这句话又成了外地人的代名词，凡是外地人，都叫“拉鞭杆”。拉鞭杆还有一个说法，叫“拉猴儿”，意思是拉着猴子跑江湖讨饭吃的人，也被用来代指外地人。

皇城根来的人可能认为自己贵气十足，跟讨吃没有半点关系。对不起，在青海人眼里，你就是“拉鞭杆”。上海人可能认为自己来自十里洋场，跟穷困根本扯不上边。对不起，在青海人眼里，你也是“拉鞭杆”。

“拉鞭杆”这个称谓产生于哪朝哪代已不可考，我估计应该是在很遥远的年代。青海地处偏远，自古少有灾害，在小农时代，人们的生活相对丰稔平静，可能因此产生“区域性自大”，认为外地人都是来讨吃的。

阿门了，也是一句青海话，字面意思是“怎么了？”正确的读音是：ǎ mén liao。这是一句很常用的话，在询问事情原委、质疑他人动机、回应他人恶意等许多场合都能使用。由于常常被挂在嘴上，所以被拉鞭杆化用成了青海人的代名词。拉鞭杆在表达对一个青海本地人的蔑视时，总会哼出一句“这个青海阿门了”。

“阿门了”这个称谓产生于何时同样不可考，我估计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在此之前，来青海的人大都是零星分散的，这种人来到新的环境，不管是做官经商还是求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不太可能对接纳自己的当地人心生抱怨，即使有人心有不满，在他的周围也没有一个群体能够形成传播的圈子，他的不满也就只能是孤立的，而不会成为“群体共识”流传下来。1949年以后，来青海的外地人却是有组织有规模的，且占据了主流意识，站到了强势地位上，这样也就有了“阿门了”产生的社会基础。

拉鞭杆与阿门了，是两个明显带有贬义的代名词，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以此相互打趣调侃，这样看来，这两个称谓的恶意尚在人们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

应该承认，在一段时间之内，拉鞭杆对阿门了确是心存偏见的。在他们看来，本地人普遍都有“喝滥酒、打老婆、懒惰”等恶习，且见识短浅。

青海人好喝酒确有其事，这可能与地处高原生活清闲等因素有关，青海人喝酒耗时很长，不喝醉不算喝好。以前西宁街头常常有一些醉卧“沙场”的酒汉，有些人因此送了性命。后来派出所设立了不少“醒酒室”，街头的酒鬼慢慢不见了。

打老婆的事叫的很响，却很少见到实例，但是青海本地有一句俗语说“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似乎给拉鞭杆提供了口实。

青海冬季漫长，村子里没事干的人就会聚到一起扯闲篇晒太阳，有个专用名词叫“晒阳娃”说的就是这种现象。青海本地一年一季庄稼，相对比较清闲，这在一年要种两季甚至三季庄稼、从年头忙到年尾的外地人看来实在是懒的够呛。

至于见识短的认识，倒也不是冤枉人，以前的青海是人口流入地，不是人口流出地，由于当地生存压力小，人们普遍不用也不愿意背井离乡讨生活，出门的人就很少，出门少必然见识短。

有一年回河北老家办事，接触了几位老家的能人。一个在执法单位工作的乡亲，见面时正在当总理——婚礼的总管，青海人叫大东——只见他右手夹着烟，左手掐着腰，一副指点江山的样子。晚上一起吃饭，他吹嘘自己很了解大西北，滔滔不绝讲了很久，我恭恭敬敬地听完才知道，原来他只是去过一趟宁夏的中卫。我心想他要去了银川兰州会怎么吹，要是再去过西安呢？还有一位带“长”的大人物，跟我谈了一通茶文化，谈的兴起，当场取出一块湖南益阳的茯茶茶砖，从上面搓下来一把塞进了嘴里，说这种茶就要干嚼，可以养生。我看着他嘴角流出的黑色液体，头皮一阵发麻，第一次知道这种在青海放生姜花椒荆芥食盐熬制的茯茶还有这样一种恐怖的吃法。

他们的表现让我恍然大悟：见识短浅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群人的专有标签。我总结这是一种“土著群居弱化现象”，即群居的原住民因缺少流动和交流造成群体智商和素质弱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孤立，而是广泛存在的。

有些自视甚高的外地人来到青海，喜欢撑着一双挑剔的眼睛俯视一切。在他们眼里，这里的人以及这片土地本身就是“落后愚昧不开化”的。虽然他们从心里到脸上都写满了嫌弃，但却热衷于拿“落后愚昧不开化”为自己的履历贴上一节黄金段落。

在一本旅游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人从西宁到玉树的旅游经历。他坐车走到玛多时，出现了高山反应，然后就停止前行，扭头回到了西宁。在作者的笔下，这趟半途而废的旅行凶险无比，不亚于闯荡了一回鬼门关。一些矫情的人和矫情的文字让我意识到见识其实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你是我的世面，我同样也是你的世面。

虽然拉鞭杆对阿门了有很多不好的看法，但是阿门了对拉鞭杆总体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如果有什么可以说道的不好的感觉，可能在没什么心眼儿的阿门了看来，拉鞭杆大都很狡猾，心里不痛快的时候也会恨恨的骂一句“这个怂拉鞭杆……”。

拉鞭杆和阿门了不难区分，在外貌语言饮食习惯等方面都有不同，但有时也会犯错。初中时，有个叫王洪斌的同学，住在西宁老城区里，一口地道的西宁话。我一直以为他是青海人，没想到他是陕西人，这个陕西楞娃不但不会说陕西话，就连普通话都说的别别扭扭，用青海话说叫“嘴里拌炒面”。

前年底，我身体不适住院治疗，在做了一通检查以后，医生了解病情时问我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你是不是青海人？”这让我很诧异，医生解释说我的红细胞水平明显高于常人，这是长期高原生活导致的不正常现象。我说自己很早就来了青海，而且经常到高海拔地区出差。医生说：“以后还是别去的好”。

离家万里，拉鞭杆多多少少都有一丝家乡情节，但家乡却很难再回得去了。多年以后，家乡早已物是人非，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当年，父亲退休时准备跟母亲回老家，我们兄弟坚持没让他们回去。我们都已落户青海，他们回去了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体已经适应了高原生活，回到老家可能会出现意外，有不少退休回老家的人早早过世，跟他们不再适应家乡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在拉鞭杆中流传着一句话：要么早走，要么不走。

我的朋友志刚老哥跟我是河北老乡，他的父母留在了西宁，岳父岳母回了郑州，女儿工作去了北京，他跟夫人经常是西宁郑州北京几头跑。去年，岳父去世了，办完丧事，他回西宁照顾父母，夫人在郑州照顾岳母。

有一年夏天，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年轻人，他手里的《纪伯伦散文诗选》吸引了我，因为我也有这本书，便跟他攀谈起来。年轻人温文尔雅，他说自己在国外留学，给我讲了不少留学的故事，知识面很广，对很多问题的观点远远超过常人。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我是青海人”。

多年前，我跟摄影记者李洋一起采访花儿王朱仲禄，老先生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稿，他说那是北京某音乐学院一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论文以他的生平论述花儿艺术产生的社会基础、艺术特色和发展历程。他说只有在广阔土地上生活的热情奔放的人才能唱出最美的花儿。老先生自问自答：花儿是什么？花儿是诗，花儿是歌，花儿是热烈的情感，花儿是平实的生活。

最后，就用朱仲禄最为知名的一首花儿结束这篇散乱的文字吧。

上去个高山望平川，

平川里有一朵牡丹；

看去时容易折去时难，

折不到手里时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