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幸逢＂大解放＂年代

徐祖彬

连载二十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好回忆远不止读电大，它充其量只是那时期诸多好时运中的一种。在我的记忆中，七八十年代尤其是1986年之前的那些年简直就是"大解放"年代，而且不仅仅是思想大解放，其他方方面面也都解开了枷锁，去掉了铁链，乃至出现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开明盛世。

它起步于粉碎"四人帮”之后，这可是两段历史的分水岭或叫分界线。

应当说文革十年乃至更早的诸多让人不寒而栗的往事，促使了人们尤其是一些有识之士(包括高层)的不断思考和觉醒。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因极端革命的紧张空气仍严密笼罩，人们只能思考，不能发声，只能酝酿，不能发酵。而一旦把这张笼罩之网突然撕破，则这些思考、酝酿已久的思潮及相应行动便如决堤的江河之水奔涌而出。

首先是1977年恢复高考，一大批被十年文革挡在大学门外的学子终于迈步跨入高等学府，并且后续若干年一直对这类"被耽误的一代"降低门槛、网开一面，我姐凡志梅就是在这一时期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终于圆了多年以来的大学梦。她听说我要写这一阶段的回忆，特意嘱咐我要帮她带上这一笔，以表对这一年代的感恩之心、眷恋之情。

　　继之一批"伤痕文学”作品陆续破土而出，这究竟是有其内在规律还是巧合我尚未想清楚，因文革中首当其冲惨遭厄运的也是教育、文化领域。而后中央也不失时机地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拨乱反正、改革发展的冲锋号。

　　这一阶段最难能可贵的则是思想理论界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简称"真理标准讨论")，这意味着当时我们已在理论上、指导思想上大胆突破了"神理论"的禁区，直接带来了这段时间民主、自由、活泼、多元的政治氛围;而与之相互协调并相得益彰的则是组织人事方面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大胆突破"两个凡是"禁区，解放了一大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以及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进步提供了干部和人才保证。

　　那时我还年轻，学识、水平更有限，又工作、生活在郊区小工厂，对这些情况不可能有很深入、很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但我一直关心国家大事，也关注身边小事，且同事、同学、亲友中无论大事小事也都或多或少有所谈论，故对"大解放"所带来的"边际效应”或称"末稍感应”还是感知不少，即便粗粗回忆也基本能构成那段开明盛世的大体状况。

首先是物质逐步丰富起来。记忆中似乎先是猪肉多了，率先结束了凭票(计划)吃肉的历史。紧接着禽蛋类、蔬菜瓜果类也逐渐多了起来。市区的农贸市场情况已经谈忘，只记得我们厂所处的荞麦岭岭头已由公路的一段开阔过道逐渐演变成所在地居民不可或缺的小农贸市场，马路两边依次摆设了不少卖鱼肉、卖蔬菜的挑子、摊子甚至铺子。早上或临近中午，我们这些厂里的人便会到这个"菜市场"采购果蔬菜肴，感觉只要不缺钱，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

那时，粮油还是凭票计划供应。我们一般都是星期天上午9点乘厂车到市区逛街游玩或走亲访友，然后抽空到所辖粮站买好，下午5点又乘厂车返回。菜(包括鱼肉)就渐渐不用集中采购了，因荞麦岺家门口就有。但鸡蛋那时似乎还未敞开供应，计划不够吃就用粮票去找人兑换，好像是1斤粮票换1个(猪肉敞开后，肚子里的油水多了，计划粮食就吃不完)，这样至少可保证小孩子的营养。我儿子1980年出生，印象中他后来连鸡蛋都不愿吃了，专爱吃我做的红烧肉或鱼相肉丝之类。从物质生活上看，应当说80后是解放以来最幸运的一代，除了吃，后来又有了电视机、电冰箱，这都是小孩很喜欢、很享受的东西。

　　而我们这些小时候吃苦受穷且受累的40、50、60后，则可以说是苦尽甘来，而且这种幸逢甘甜还不仅仅是"有肉吃“了，更多地是体现在一直向往而不得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享受。

如前所述，先是当代小说渐渐多了起来，最初印象深刻的有《班主任》、《蹉跎岁月》、《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綠青蓝紫》等等。之前，除了学生时代看过的革命题材小说外就基本没看过什么小说了。或者也有，但都是些远离生活、少人情味的东西，故要么不感兴趣，要么看后即忘。而这一时期那些紧扣时代主题、贴近社会生活的小说，对"我们这一辈"来说，无疑像久旱的禾苗逢甘露，让我们看得十分痴迷，相当过瘾，而且还能促使我们对社会对时代的思考，以及对人生对未来的启迪。

接着，电影也多了起来。最开始是"解放"了一批优秀老电影，对我印像最深的是越剧《红楼梦》(1962年所拍，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好像还没怎么公演便被封杀了)。因当时我正好在谈恋爱，好不容易弄到两张半夜的票子，便欣欣然与女朋友一同前往。哇，当时那看的感觉，真叫一个棒!无论是音乐、背景，还是剧情、演技，更有那唱腔、台词，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以至身在电影院，心却早已到剧情、人物当中去了，眼泪不知跟着流了多少。间忽环顾一下四周，观众也大都泪光闪闪、唏嘘不已。难怪有些人连看几场都觉得不过瘾，难怪几家电影院昼夜连放还是一票难求。

还有就是彰显青年个性、体现各种风格的音乐也火爆起来。最典型的莫过于港台歌星邓丽君的"糜糜之音"，另外诸如摇滚乐、"西北风"等等，都曾风靡一时。

总之，那时的文化艺术，确实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感到眼界大开，甚至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却是无比的享受。

过去我们似乎也常提"双百方针”，但往往刚有点宽松氛围或繁荣迹象，便又十分地"警觉"起来，唯恐有人借机"复辟"或搞和平演变，然后又是批判，又是围剿，又是大讲政治，直到万木凋零、一片萧条……似乎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就一直是这么折腾过来的。

　　在这种"争鸣齐放"、活泼繁荣的大背景下，理论工作也不甘落后。如前所述，最典型的莫过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并由此引发出一大批冲破禁区、针对明显、实事求是、且极具份量的理论研讨文章，把之前几近僵死、固化、大一统的思想领域直搅得火花四溢、星光璀灿，各种社会思潮也竟相迸发。

那时，我非常喜欢看《中国青年报》，青年人的思想本身就相对活跃，碰到如此开明开放的时代就更加"肆无忌惮"。至今还记得，当时该报曾发表一文《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作者潘晓)，其中谈到一个观点:人本身是自私的，但往往会"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犹如太阳，它主观上是要燃烧自己(生存需要)，但客观上却温暖了人类，照亮了世界……此文一出，在社会很大层面、尤其在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我当时没那水平分辨其对与错、是与非，但感觉很震憾、很新奇、也很舒畅!继而更觉得这时代真好，什么心里活都能说，什么逆上文章都敢登。现在看来，此文的观点倒没什么大逆不道，相反，它与我们后来基于人性考虑的改革指导思想(承认个人利益、彰显个人价值)是相通的，也符合普世价值原则。

那时，我们厂的民主氛围也不错。职工们除了敢于放心大胆地议论国事甚至点评领袖人物外，考虑和谈论工厂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情况也日益多了起来。当时我虽在子弟学校工作，但曾两次与胡校长一起找祝厂长摆问题、谈看法、提建议，并得到祝厂长的表扬和鼓励，有些建议还被及时采纳。

学校本身就是思想活跃之地，遇此当口就更是热闹非凡，只不过谈论的大多为教育本职问题。比如，当时中央对教育改革的思路已逐渐明朗，我们就经常议论本校今后的办校方向、原则乃至出路问题。85年我们开始开办无线电职业高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酝酿而成的。

就我个人而言，这时期最幸运的不仅是能读上电大，而且当时的电大教材、尤其老师的讲课都最大限度地吸纳了思想、理论上的最新成果、甚至最新动向，使我的系统学习(特别是文、史、哲三科)能更紧密地联系实际，思想认识和收获也就更前沿、更深刻、更广博。我后来能调入中行并游刃有余地担纲党委秘书，协助行长大力推行各项改革、提振企业文化，成就景市中行有史以来的一段辉煌，很大程度就得益于这段时期的"幸逢"。

　　综上所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大解放"的大背景、大前提下，完全是一个政治清明、包容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思想活跃、民心向上的时代，是一个激情澎湃、活力四射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发展迅速、时代进步明显的时代。我想，"我们这一辈"之所以都那么地留恋、怀念它肯定有一定的道理。而我若不把它记录下来则对不住历史，对不住那个时代以及造就那个时代的人，更对不住自己的良心和千辛万苦、勉为其难地写回忆录的用心。

只可惜，这么一段美好时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过多久便嘎然而止……但我相信，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的思想以及大家公认的美好事物总会永存人们心中，并说不定还会引发出后面的什么故事。

作者简介

徐祖彬，男，祖藉江西奉新，1952年出生，老三届知青。1971年上调后，先后从事农村放映、工厂政工、学校老师、银行宣传、工会等工作。从小酷爱写作，参加工作后写有大量文章及作品，并多次获奖。1985年首届中文电大毕业。最近几年一直在倾心创作自传体纪实文学《＂凡鸟＂飞歌》，其中之一《青涩的知青岁月》（下放篇）已完成，之二《成长的辛欣年华》（工厂篇》也即将完成。后面还有中行篇、退休篇正在积极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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