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涛的《农.工》画册

西北风

陕西群体重要成员白涛画册今天出版发行

读白涛《农.工》所想到的

胡武功

和白涛相识，缘于他的作品《接班顶替后遗症》 ，1987年他以这组问题摄影在《艰巨历程》摄影大赛中获奖。作为摄影记者，我很欣赏白涛的敏锐和他的表达方式，尽管当时他还不是专业摄影师。那是冰冻欲融的初期，特别在顺应潮流，摸着石头过河，都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企业改革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被白涛捕捉，实在难能可贵，使我枨触良深。我不认为当时的白涛有自觉的企业管理意识和人力资源管理头脑，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于对“父老乡亲”和“患难兄弟”“火辣辣的爱”，才关注和记录了这一现象。

当然，白涛对摄影的理解以及他所采取的拍摄方式，也是超前的。基于摄影元质，他自练了现场抓拍，不干预对象，发现、选择和捕捉事物最鲜活、最生动的瞬间形象。这些在以后的摄影实践、尤其《农工》画册中都有突出的呈现。

摄影的元质在于记录。无论原象或被原象，一旦拍摄，就都是真相。这种“真相”的复杂性取决于拍摄者和观看者的主观判定。“真相”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即不仅再现事物的原象，它还有特殊的诱发功能。比如《接班顶替后遗症》，会使我们联想起资本主义初期的童工，联想起文革时代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因此，记录摄影不仅特别引发生活体验者的强烈共鸣，而且启迪无生活经历者探求原象事物的好奇心与热情。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摆脱贫穷与勤奋，且越勤奋似乎越贫穷。在这本《农工》画册中，我们看到了人类进入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民与工人的原生态。这些社会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劳作方式告诉我们，似乎国人文明进程到此嘎然而止，生产力发展也停滞在较原始阶段。但，在很长时间段，少有人正视这种现象。正如鲁迅所说：“对于‘现在’这一题目，都交了白卷”，甚至“不但歌颂生平，还粉饰黑暗。”

人们在传播与张扬纪实摄影的过程中，强调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强调与拍摄对象的平等交流，甚至定要充满情义，在揭示对象的处境和苦难时，要予以充分尊重与爱护。这些无疑是纪实摄影一个传统。但随着社会进步，人们觉醒，许多中国摄影人已经开始向更深层次思考与掘进。例如，中国人很勤劳，为什么数千年摆脱不了贫穷？为什么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为什么“慈禧太后”阴魂不散，“义和团”不时再现？所有这些问题，大概是摄影无不休止记录的那些浅表现象不能回答的。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摄影总是以一种关爱的热忱去同情、记录底层人的生活琐事，岂不是对人性片面的变相歌颂、掩盖与粉饰吗！摄影作品如果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同情与赞美吃苦耐劳，那无异于苦难崇拜，而且极易被政治所利用。所以，我们要全面认知纪实摄影的属性和功能，调整主体对客体更深层次的把握。在拍摄中，除了投以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外，还必须引入审视、揭示和批判意识。我以为广大底层人就是整个社会的土壤，在这个土壤中，什么物种都可以生长出来！

纪实摄影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审视与批判， 这也是现实主义艺术的灵魂。如果说当下纪实摄影逐渐式微，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陕西群体始终倡导拍摄人，揭示人性。但人性是有弱点的，尤其国人。鲁迅曾指出：“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还说：“ 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这些对国民性的深刻认知，是需要我们认真重温的。我们不能忘却先贤千年前就告诫过的“东郭先生”的故事。不要以为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甚至自己，就不卑怯。也不要以为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甚至自己，就没带过面具。所以，我觉得纪实摄影的触角一定要伸进人的文化心理中，一定要捕捉或象征、或隐喻、或揭示复杂的人的文化心理的外在表现形态，才可能对人性有较全面准确地把握，也才可能对纪实摄影的现状有所突破。而更重要的是，才能促使我们变得不卑怯，才能揭下面具，还原我们的真面目，以促使我们的民族走向真正的文明与进步。

当下，我们处在一个奇葩争艳、乱象横生，并不美好的时代，一个文化心理积淀已久却日益显露的时代。对于摄影人来说，是一个万不能错过的时代。历史为摄影人创造了展示才能的机遇，把现实变成影像，把审视留给明天，把文化送给未来。也许今天摄影人的努力，为数代人以后的反刍，提供了有味道、有营养的资料，也未可知。

2022年10月28日

注：最后三幅插图为笔者收藏的电子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