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导阶级（一）

古今悟一

澳门 王青岛

编者的话：
先生此文，洋洋五万，意在对二十世纪后半页的中国历史，即中国人最关心的那段历史，作一理论梳理。自今起，分节推出，以飨读者。

——知今堂

目录：

一、领导阶集（“阶集”=“阶级”）
二、文化贵族
三、文化遗传
四、战士贵族
五、战士的遗产
六、误读日本
七、中国文士道
八、尚文害国
九、文化自救
十、两条腿的桌子
十一、承包国王
十二、先锋队修养论
十三、接班人
十四、湘潭难题
十五、理论补充

历史的常规是“风水轮流转”，“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近五百年世界历史表现出的却是相反的逻辑——天下大势，起伏兴衰九曲十八弯，待尘埃落定水落石出，这世上，强国还是强国，弱国还是弱国，狼还是狼，羊还是羊。

欧人五百年前是狼，五百年来一直是狼；在自己窝里是狼，到了亚非拉羊窝里还是狼。同样，羊始终是羊，在哪都是羊，移民到狼国，在那儿做羊；不移民的，在自己窝里碰上狼游客，狼留学生，狼流氓，群羊围观，万羊对一狼，还是羊；羊政府对自己的警察有规定，凡碰上“涉狼纠纷”，必须上报，不得径直依法处理；羊与狼在羊国的法庭上打官司，羊法官向着狼；一个羊公司，多雇上几个狼员工，羊政府就不敢惹了；……。

（英文中有一对词很好用，PREDATOR和PREY，中文里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对接，没办法，只好以“狼”“羊”代之。）

这个世界，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狼者恒狼，羊者恒羊，世界的狼羊角色分配结构，几百年不变——我把这个近代史现象，称作强弱守恒。（参见拙作《文化天赋》）

当然，这所谓“守恒”，守得不像物理学“能量守恒”那般恒，借个词儿用用而已，意思是指民族强弱状态的长期稳定性。

恒者，常也，长也，这“守恒”现象当然只能用长期因素来解释，而不能用短期因素来解释，不能用领袖智愚、政策明暗、制度优劣、遭遇顺逆、经济穷通等来解释。假如有人来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强国，其恒强，就是因为它一代代的领袖恰好都是好领袖，一代代制订的政策恰好都是好政策，一代代设计的制度恰好都是好制度，它的恒强就是因为这一连串的“恰好”——这当然也算是一种解释，只是，这样的解释我们不会接受，历史科学感兴趣的是这些“恰好”背后隐藏着的那个“必然性”的根。

这根，只要想找，真找，其实并不难找。决定一国命运的长期性因素，根本性因素，只有一个：文化，即梁启超说的“国性”。只有这个东西有着恒常稳定性。其他如制度、政策、领袖乃至其他方面的各种国家遭遇，都是短期因素。一个国家强，因其国性是狼性，一个国家弱，因其国性是羊性。

那么，国性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民族文化是怎样炼成的？

先给个粗线答案：

文化是有遗传性的。一个民族的性格——狼性还是羊性，一个民族今天的“文化健康状况”——强还是弱，是其祖上传下来的。今天的强国，享受的是其祖上留下的文化红利；今天的弱国，承受的是其祖上遗下的文化祸患。具体一点说，一个民族曾经有过一个什么样的“文化领导阶集”，与这个民族的近现代命运，大有关系。

一，领导阶集

“领导阶集”这个词，中国人对之并不陌生，因其出自马克思主义之“工人阶集是领导阶集”的信条。中国人举着马克思的旗帜搞自己的革命，当然也接过了这个信条。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完整地、准确地”翻了好几轮烧饼，这个信条却还保留着。只要话本身没毛病，留着无妨，改掉却可能有麻烦。说杨白劳是领导阶集，杨白劳知道那是假话，但不是坏话，所以他不会去反对这句话，如果改成黄世仁是领导阶集，虽然更实事求是了，杨白劳却不干了。改它干吗？

“工人阶集领导”这话，当初在马克思那里，在湘潭先生那里，在巨人们的手上，却并非仅是个口号，而是其思想大理，只是，各自的含义并不相同。

大机器工业，滋生出了雇佣劳动制度，滋生出了一对新阶集，雇主与雇员，即，资本家与工人。资产阶集登上了历史舞台，又是启蒙运动，又是人权宣言，又是大革命，出了不小的风头。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社会，封建社会是封建主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就是资本家的社会。“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欧洲主流知识界对新时代的理解，也不离这个大谱，工人，像以往的奴隶、农民一样，负有“野人养君子”的使命而已。

马克思向世界大喝一声“不对”！这次不同！虽然，资本主义也是私有社会，也是剥削压迫社会，但与以往的剥削压迫社会相比，它的“野人阶集”很特殊！怎么个特殊法？虽然，眼下，它仍然是被剥削阶集，被压迫阶集，被统治阶集，被领导阶集，然而它的经济属性、政治能量、历史价值、乃至道德内涵，不但高于以往任何一个被统治被压迫阶集，高于奴隶，高于农民，而且也高于它自己的当朝老板——资产阶集。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工人阶集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即，它对“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性，谁都比不了。大机器工业，虽然是资本阶集呼唤出来的，但资本家干这事并不是为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幸福，而是为了自己赚钱发财。说它在发财致富过程中可以歪打正着地为人类造福，那是它自我美化。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充满残酷剥削、社会浪费和冲突矛盾。何况，资本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利润率下降，待到利润率低无可低、资本家赚无可赚时，资本主义的动力系统就会衰耗掉，资本机器就会停转，这个制度就会油干灯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灭亡后如何？

社会主义必然产生——马克思说。

马氏论证这“两个必然”，其基本理据就是工人阶集的历史角色——待到资本主义的气数差不多了的时候，工人阶集，正好也成熟得差不多了，可以出来接盘了。资产阶集能主持大机器工业，工人阶集更能。而且，工人阶集主持，不仅是主持，更是解放——把生产力从私有财产、赚钱谋利的狭隘约束下解放出来。即使是从纯技术意义上，工人也比资本家更能胜任大机器工业的领导地位。它比资本家更懂生产，因为，它本来就是生产者；它比资本家更有组织，因为，与资本之间诉诸竞争不同，工人之间天然是讲协作的；它比资本家更团结，因为，工人相互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让一个懂生产，懂技术，又有组织观念，又大公无私的阶集来接手大机器工业，这设想一听就令人兴奋！

更令人兴奋的是，以往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是在旧社会中孕育出新社会的萌芽，孕育出“一对”新阶集来，新阶集在旧社会里逐渐成长，最后通过社会革命把旧社会打破，建立新社会，而这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说，不用这么费事，现成的技术条件，现成的产业基础，现成的社会成分，一颠倒，新社会就出来了，资本主义就变社会主义了。美丽啊！

不但美丽，而且可行——马克思认为。为什么可行？“咱们工人有力量”。工人阶集在充任接盘人之前，一定会先充当掘墓人；在做管理者之前，一定会先做斗争者；在经营新制度之前，一定会先推翻旧制度。

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土壤是欧洲，无论是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还是社会主义的操盘人，或是共产主义的领路人，无论是搞革命、搞专政、搞过渡，在欧洲，工人阶集都是多数，都是主体，都是主力，只要证明了工人阶集本身确实想革命，确实想专政，确实想共产，只要证明了工人阶集确实有这样的阶集意志，那就好办，其他零碎阶集，只能随着主力阶集的意志一起被裹挟着奔向那终极的理想社会，如此，“领导阶集”的概念很好理解。

然而，“工人阶集领导”的命题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上，却有点麻烦。中国是个农业国，没多少工人，仅此一点，说工人阶集领导就难以说得通。“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上海租界里拿卢布的党中央、莫斯科吃面包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各类“洋房子”先生们，用如此理论手法解决这“少数领导多数”的难题：大前提——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集思想；小前提——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政党当然也就是工人阶集政党；大小前提一碰，出来结论——当工人阶集政党按照工人阶集思想来指导社会运动的时候，这就是工人阶集领导。洋房子先生们借助于此等逻辑，把中国的事塞进了马克思的筐里。

这个少数领导多数的理论难题，到了“麦淇淋式的共产主义者”——穷人救国者手上，倒没有什么太大的理论麻烦，革命时期的湘潭先生，话里话外地，根本就很少面对“工人阶集领导”这个命题——说“人民”就行了嘛。

马先生关心人类，洋房子先生关心苏联，湘潭先生关心中国。湘先生攀马先生的缘，只是因为马氏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些意识形态要素于救中国有用，如穷人至上理论、阶集斗争理论。用这些理论先把穷人动员起来，把阶集反抗搞起来，再把阶集反抗力曲折引导为驱逐列强的杠杆力。把杨白劳从黄世仁手中解放出来，然后让他上朝鲜打仗救国。至于湘潭在多大的严肃度上把马克思的那套美丽的世界大同理论当真事儿，多大的严肃度上要帮着马克思完成他那套伟大理想，多大的严肃度上要把中国当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试验田——估计高了一定错。

既然湘潭先生并不在乎那个美丽的人类大方向，他也就不可能以之为标杆来定义中国革命的阶集性质，如果一定要有个领导阶集，一定要说“工人阶集领导”，那也一定是从中国意义上说的，而不可能是普世意义的、马克思意义的、乃至洋房子先生意义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工人阶集领导”这个战争年代捧捧不得、扔扔不了的马克思主义“鸡肋”，却被积极地、正式地、明确地捧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殿堂，甚至，口号更响亮了——“工人阶集领导一切”。

这就不可能仅仅是为了装点意识形态门面了。当年在共产国际、洋房子先生、投机苏联派的屋檐底下都不必去刻意装点，何况建国后。那就只有一种解释：这是真正的湘潭思想。

推论如下：

逻辑步骤一：新中国最需要什么，湘潭寄希望于工人阶集的就必定是什么，“工人阶集是领导阶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也就必定是什么。

逻辑步骤二：新中国最需要什么？团结。因此，湘潭之所谓工人阶集领导，含义无他，一定是要让工人阶集领导着中国团结起来。马克思要让工人阶集带领着人类搞进步，湘潭要让工人阶集带领着中国搞团结。

逻辑步骤三：团结是个文化概念，因此，新中国大讲工人阶集领导，一定是从文化建设意义上说的。新中国的领导阶集，须是能带领着中华民族进行文化改造的领导阶集，能带领着国家把东亚病夫的文化病根除掉的领导阶集。

逻辑结论：湘潭之工人阶集领导的真正含义是，工人阶集是中国的文化领导阶集。

这个推断，有个重要的史实佐证：世界历史上确有“文化领导阶集”这种东西，如欧洲的骑士阶集，如日本的武士阶集，如中国的士大夫阶集。虽然，它们自己并没有自觉、自认、自称是文化领导阶集，后世的学界，也没人将之称为文化领导阶集（除了笔者），然而很可能，湘潭关于新中国文化领导阶集的思想，正是从它们那里来的——在探索新中国的团结强国之路的时候，在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改造之路的时候，在探索为新中国树立一个文化领导阶集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有过相关的历史联想、历史启发、历史借鉴的。

关于湘潭思想的源头，大路货的说法是：马克思的思想源头是欧洲，湘潭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等于拐着弯地说湘潭思想的源头也在欧洲。而且，越是在湘潭思想研究上心怀善意的学者，越是愿意拉着湘潭往马克思身上凑。而我的看法是，马克思思想的来源是欧洲，湘潭思想的来源主要是中国。如果说湘潭思想也有国外“源素”的话，则更大的可能是日本而不是欧洲。今天中国的思想界，一律向西看，乃至忘记了百年前那代人与日本的思想联系。湘潭做学生时曾有言“中日二十年内必有一战”——没有对日本历史、日本文化、日本社会的深刻认识，是绝然出不来这句话的！

当我们看到湘潭的某个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和马列主义里似乎都能找到源头的时候，注意，那个中国源头是实的，那个马列源头是虚的。例如，中国军队双首长制的来源是什么？表面上看，是来自苏联的政委制，名称就叫“政委”嘛。而我认为，它实际上来自于中国古代的监军制，叫政委不叫监军，只是迎合那块意识形态牌子而已。（说到这里，插个小花絮。“湘军”叫政委不叫监军，把蒋介石坑了，他以为政委是来自共产主义的玩艺儿，不能学，结果，面对自己的军队一支支叛变束手无策。）再如，《实践论》的思想源头是哪里？我的回答是：清初颜李实学。《矛盾论》的思想源头在哪里？易学，《易经》，《老子》。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趸来的那点辩证思想中，出不来湘潭那深邃无比的对立统一哲学，更出不来在军事、政治上那出神入化的运用。

所以，我在研究湘潭之“领导阶集”思想时，就没有被它那表面上的马克思源头糊弄了，而是，怎么看怎么觉着，它的许多成分其实是来自对日本武士道的研究，以及对武士道与中国文士道的比较研究。

说到这里，再说一个湘潭思想研究的方法论花絮：湘潭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时与表层的意识形态“打成一片”的本事，古今中外，无人可比，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学者在研究他时，学会将二者再离析开来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