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程凯

陈严

1969年底，南宁空七军大院中我同年级的男孩子都基本当兵走了，只留下年龄最小、不符要求的我与刘波两人，我俩为此都有些郁闷，而我这一心绪一直延续到我当兵入伍。 70年4月初，我由南宁随父亲调动来到桂林，入住在桂林瓦窑空军家属大院。 刘春的父亲——家属大院管理的负责人征求我入读的学校时，提供了两个选择：一是桂林8中，离家较近，所有适龄的空军子弟都在这所学校学习；二是桂林中学，位于市区离家远，但却是桂林的老牌中学，各个方面都强于桂林8中。 考虑到瓦窑家属大院是个新环境，我并不认识什么人，而且大院内大些的孩子也于之前当兵离开，院内已没有与我同年级的孩子。反正到哪都是孓然一身、孤单一人，因此，我就毫不犹豫地告诉刘叔叔，选择去桂中就读，毕竟那儿的条件要好些。 谁知，一个多星期后，刘叔叔告知我已办好到桂林8中的入学手续，让我前去报到就读。 说好的我要去桂中就读，怎么变更了？是为什么？我有些诧异，但没有争辩、没有追问，只是很不情愿的到桂林8中报了到。 当时的8中坐落于地形西高东低的一个小坡上，校区被桂林市区到阳朔县城由北至南的公路分割成东西两片，主要设施都在坡上的西校区，一路之隔位于坡下的东校区仅几排平房安置初中低年级班级就读。 因为带着些情绪来到8中，加上青春期的叛逆，我到班上后谁也不愿意搭理，习惯于我行我素的独来独往。给同学的印象我有些孤傲高冷，其实，一个原因是我的性格本就有些内向。 每到下课，我会避开班上所有同学，独自一人到走廊的尽头放松，避免与他人交谈，更不会主动与同学结交成朋友。 因是插班生，我坐在了教室靠走廊这组的后排紧挨门口的空位上，不但使我进出教室极为便利，又能使我像局外人那样观察班上所发生的一切。 班上有位同学，白白净净，个子比我略低，讲普通话时不似其他大多数人带有桂林口音。在上语文课时，这位同学常常上讲台领读甚至讲解课文，开始时被我误认为是老师。后来发现他坐在离我距离最远的一组，应该也是学生。这个发现当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桂林这边的学生可以上讲台替代老师上课？ 经过观察，我发现他有种来源于家庭的特定气质与他人不同，而且是班上、甚至是学校好学生的代表，品德好、学习好、人缘好、正直善良，感觉他脾气好到就是一个不会与人打架的男生。他身边常常簇拥着不少男女同学，热烈地交谈着什么，与我离群索居的有意避在走廊的尽头形成了鲜明对比。 慢慢地又发现，事情好像并无如此简单，班上几位有男有女的一心向上、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在暗中较劲，都想拓展自己进步的空间——当上语文小老师是其中之一。也难怪，除了语文，其他如数学、英语等其他课程，同学是即无心也无力担当上课的重任，只可能在语文课有所作为，稍微地替代一下老师。 发现他们在暗中较劲，我对此嗤之以鼻，因为我认为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出风头。那时，我根本不理解学习对自己以后的人生所起的作用，因此一切看淡，无欲相争。只希望我不受同学们的关注，要能把我当作空气，看不见则更好。 好一段时间后，班上有位家从南宁造纸厂调到桂林造纸厂的同学黄珂主动接触了我。因同是南宁而来，感觉比较亲切，虽然黄珂也在南宁练过几下，并且比我高大壮硕，但我们之间的“试手”却差不多少。而后，又认识了与我回家同路的电厂子弟“小以”（真名已经忘了），以及453（中建4局5公司3处）的子弟 “丫头”（真名也忘了）等几人。 从他们的口中，我才知道班上那位白白净净的同学，叫程凯，家在桂林步兵学校，父亲是步校校长（几十年后我才得知应是步校副政委）。程凯是我们班的班干，并且兼任语文课代表及语文课小老师，给同学们上课经过学校和语文老师的批准同意。 听到程凯也是部队子弟，父辈都有出生入死解放全中国的经历，心里感觉有些亲切。但随即觉得我与他距离太远，我是调皮捣蛋、无心向学的顽皮少年，他则是先进学生的模范代表，像众星捧着的月亮一般。所以，直到这个学期结束，他是他，我是我，两人既无往来、又无交集，甚至一句话都未讲过。 暑假过后，9月开学。班上的情况好像有些变化，想要取代程凯当语文课代表的一些行为变的明显起来，已经不像是善意的竞争了。有同学告诉我是因为程凯的父亲遭到冲击，被打倒了。现在，竞短争长趋于明面，许是有人看到一座强大的红色靠山坍塌，感觉到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开学后的一个周六，一个女同学通知我，周日班里红卫兵有活动，全体早上在八一桥集合前往步校批斗程凯父亲。我听后即甩脸而去，留下那位女同学不明就里的愣在原地。 我不是红卫兵，从来就不是。文革开始时我很短暂的参加过盾牌红小兵，几个月随着盾牌红小兵被取消，就自然脱离了。之后，我就既不是派性组织的红卫兵——因为中央规定部队家属不许参加派性组织，后来也没有参加学校的红卫兵群众组织——因为感觉不到参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所以，现在红卫兵组织的活动与我无涉，况且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位于桂林七星岩边上的桂林无线电一厂找空七军子弟丁利国玩，觉得跟这些大哥哥们更放松、更开心，以及更多的启迪。 班级的这个活动连续进行了三个星期，我依旧没有参与，而活动的情况我也不想主动了解。同学“小以”利用放学同路的机会悄悄告诉我，班上组织同学去步校，一是要求批斗程凯父亲，二是要求程凯与家庭断绝关系。 匪夷所思！不可理喻！我当时真想开口骂人。 真是无知者无畏，跑到一个军事部门要人批斗，别说是步校的一个领导，就是普通一兵有可能吗？让程凯与家庭断绝关系，他吃什么喝什么去？让他自生自灭？他们的要求根本不经大脑，简直想入非非。只不过在这时，我依然故我的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只是在第三个星期后，那位女同学在走廊上又找到我，带着点质问的口吻问我为何没有参加班上的红卫兵活动？一个女生那么强势？这是要对我兴师问罪吗？想将我一起牵连进来吗？在青春叛逆期的我立刻用桂林话回怼道：“管你卵事？！” 我的潜台词是：第一，我不是红卫兵，不参加红卫兵的活动管你何事？再一个，就算是程凯的父亲有问题，与你们何干？轮得到你们去军事机关吆五喝六、随意进出？！ 只不过，这些我都没有明说，也不屑去说。留下那位女同学独自在走廊的阳光中凌乱，她不明白我们之前从未交谈过一句话，而我第一次开口就凶了她。后来我猜想，很有可能她根本就不知道我不是红卫兵。 其实，直到我离开8中，都不知道这个女同学叫什么和具体在班上负责着什么。不光她，班上其他女同学的姓名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这个女同学是上学期簇拥在程凯身边的其中一个。 几天后，8中在操场开露天大会。只记得那天万里无云、太阳肆虐。初中各班坐在操场前面，我们高中各班坐在后面。因在课堂时我坐在最后，所以，我按顺序排坐在整个班级的最后，也就是所有参会人员的最后。 大会前，我并不知其内容，落座后从露天舞台上方的横幅才明白主题是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政治运动）。大会由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吴俊辉主持，同学都叫他吴乐乐，外号好像无贬义，但我不知为何。 开始时，大会是按事先约定的顺序发言，揭露和批判学校里或自己班上的一些坏人坏事。 被揭发出来的确有一些让人厌恶、令人憎恨的人和事，已经不能用调皮、顽皮来形容，有些就是违法犯罪，的确到了不教育不能挽救的程度。 但大会开着开着就好像不受控制，各班代表在露天舞台两旁拥挤着，争先恐后抢着上台发言，我则顶着太阳眯着眼睛远远的看着这一切。 突然间，我们班的一个女同学冲上舞台抢过话筒大声喊道：把阶级异己分子XXX的狗崽子程凯押上来！ 我懵了，不相信会这样：阶级异己分子？狗崽子？程凯父亲的事已经定论了吗？在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时，就见程凯也冲到舞台，拿着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在操场前排就坐的初中低年级学生平时在东校区上课，并不认识程凯，所以随浪逐波的也跟着喊了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过了，过线了——我这样认为！即使程凯父亲已有定论，这样对待程凯也不对，因为程凯与那些被揭露的坏孩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血脉偾张，离开椅子腾地站了起来向前冲去，潜意识里是想纠正我们班的这种做法，指明这样对待程凯是个错误。我在向前跑，而班上的不少同学在讶异的看着我，完全不明白我将做些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会场上出现这未曾预料的混乱时，学校和工宣队并没有出面控制会场。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理解当时的局面，是某的事先授意有意为之？还是彼的事发突然处于持续懵圈？我不得而知。 程凯自己冲上舞台，在台上的我班女同学完全没有料到，“押上来”变成一个笑话，而且也未见其他同学上台与她配合，她有些手足无措的在台上仍想坚持既定的目标。而程凯仍在舞台上喊着口号，但早已泣不成声…… 就在我跑到操场前面时，军宣队出来制止了舞台上的混乱，让我班女同学停止行动回到班级，并拉着程凯离开了舞台。 见此，我吐口长气，感觉这时好像已无我上台的必要，便刹住脚步，站在原地又缓了缓，才回到后面。 …… 尽管军宣队制止了程凯被公开批斗，但此次大会后，班上再无一人靠近程凯。而且我发现程凯不再上台讲课了，语文小老师的职责好像被剥夺与之无缘了。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是学校的授意还是班上组织的决定，我仍然漠不关心。 一到下课，程凯便孤苦伶仃的一人来到走廊，原来簇拥在程凯身边的那些同学都与其避之不及，距离稍近即移步躲闪。怎么会这样？我不清楚程凯父亲是何问题，但我当时认定程凯是个好学生，比我可强上百倍。 性格使然，我有些鄙夷锦上添花，而推崇雪中送炭。每每见到弱者被欺负的情景，我同情、恻隐之心就会萌发。我从来就看不惯一个弱者被人欺负，这时候的程凯被班上的同学孤立，虽然同学躲避程凯的各种心态不一，不少同学只是从众而已。但我一想到一个男生在大庭广众之前被逼的泣不成声，再冷眼旁观其现在的泠泠孤身，感觉心里很不舒服，很大的原因是我认为程凯就是一个好学生，而且应该有一个好未来，不应该对他如此。 虽然我现在身边交往的同学也不多，但之前程凯身边的语笑喧阗与现在的茕茕孑立形成的巨大反差可比我凄惨百倍。况且我独自一人是习惯于我行我素的独来独往的主动为之，而程凯的孤苦伶仃是自身难控的被动驱使。 我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也不是一个好学生，可能在有些同学和老师眼中就是如此：不要求上进，不积极向组织靠拢等等。但“任尔东西南北风，即便从夏吹到冬”，我管他的呢。我终于下定决心与班上同学的行为反其道而行之。一次下课后主动走到程凯身边，在程凯略感惊异的眼神中，我没话找话的与他交谈起来。 当时周围众多的眼神中，内涵寓意不尽相同，肯定有人藏怒宿怨，对我的举动记上一笔。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忌惮军队子弟，恐怕我也马上会因此遭到严厉的批判。 之后只要程凯出到走廊，我都会主动走到他身边，即使我正在与班上仅有的几个交往的同学玩耍，也会与同学讲一声，然后离去到程凯那里聊天。以免他孤单一人，同时对他表示一种支持。 我们之间的聊天话题是天南海北，但我从来回避他家的情况，害怕引起他的伤心。对他家的情况，我只知道他有一个弟弟，是我校的初中低年级学生，仅此而已。 班上有一个男同学，家住瓦窑大树脚下低矮的自建房中。同学说其父亲是赶马车的自谋职业者，桂林话称之为“马五”，此称呼带些鄙夷，因为当时持自谋职业者身份的很少，一般人好歹都有一个单位。因此，同学也戏谑的叫他外号“马五”，因为不来往，我也只知其外号而不知其姓名。 “马五”上学期时还经常围在程凯身边，当时我就或多或少感觉他是觊觎程凯小老师位置的其中一人，现在，他真的替代了程凯。不过我有些纳闷和出乎意外，班上比他更合适当小老师的同学还有不少，至少不像“马五”讲话时舌头像打了结。看到现在的“马五”常常不能自已的脸上溢出窃喜，我感觉有理由怀疑这一切带点阴谋。因此，我打算杀杀他的锐气。 可能自知是桂林土著，普通话不标准，因此“马五”在当小老师时，总是刻意模仿北京话的卷舌口音。当桂林口音的普通话配合着口中一直卷起的舌头，那该卷和不该卷字音全部自以为是的“秃噜……秃噜……”的翻滚而出时，听了既让人心里发紧，又让人啼笑皆非。 一次，上课讲课文《京剧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时，“马五”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就差手舞足蹈的说起杨子荣在一段精彩的马舞后…… 我立刻接茬： “哈！马五”。 只片刻，哄堂大笑。 “马五”即刻尴尬不已、手足无措。 “马五”有一特点，极爱引用最高指示为依据，杀手锏一般的在关键时刻意图一锤定音，同学们即对之感觉自愧不如，又有些许佩服。只是，同学们不清楚的是，其引用最高指示时经常出现文字上的错漏。因在程凯事之前我与他并无太多瓜葛，所以我以往从没纠正过他的这些错误。 记得文革初起时，军长王璞叔叔担心空七军子弟出去武斗引起伤亡，便指示相关部门组织七军大院稍大些的子弟办学习班，一个接着一个，主要学习最高指示、中央文件和社论等。得益于那段时间的学习，最高指示我能背的滚瓜烂熟、一字不错，任说第几页第几条，立即就能脱口而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这老五篇，除《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偶有顿挫，其余四篇能不出差错十分顺利背完。从背诵红宝书这方面来说，那“马五”比我可差的太远了。十几年后我上学，遇到必学的外语，由于当时机械记忆力变差，常常怀念和感叹之前自己背诵最高指示的记忆能力。 因我反感“马五”对程凯的打压及现时的得意忘形，只要他引经据典背诵最高指示出错时，我会立即毫不客气不顾他脸面的当即纠正。 那段时间，念错最高指示是一相当严重的事件，而“马五”背错最高指示又是常态。数次之后，弄的他后来只要我在场，就不敢引用最高指示了。 尽管如此，程凯感觉在班上越来越困难，我与他都会偶尔不来学校。我不来学校是处理准备当兵的一些杂事，程凯不来学校的原因我不清楚，我们之间很默契的从来不问对方原委。 12月的一天，程凯已几天没来学校了，我也正在等待当兵的通知。下课时，同学“小以”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程凯要走了，要离开桂林随父亲回海南老家，现正在8中的办公大楼办理手续。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老家？返原籍？难道程凯父亲真的被处理了？顾不得多想，我马上奔向办公大楼，心想应该送送程凯，向他告别。 当我跑到办公大楼门口时，只见楼内的正面楼梯处正下来几人，程凯走在前面，8中军代表和一位女军人走在后面，但未见学校领导。 我在门口停住了脚步，程凯见到我后，马上回身向那位女军人介绍说：“这就是陈严。”女军人急忙上前几步，主动伸出手与我握手说：“谢谢你。” 我受宠若惊和不知所措之间，猜测到这位女军人是程凯的妈妈，才知道程凯的妈妈也是军人。同时理解了阿姨为什么要谢谢我，猜想程凯早已将在学校的全部遭遇告诉了妈妈。从这点看，程凯绝对是一个乖乖仔，因为我不会将外面的事告诉家里。 我到8中，与程凯之间相互知道才8个月，真正开始说话并熟悉仅3个来月，告别的如此匆匆忙忙，以至于与程凯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我与程凯之间的友情纯朴，算是清交素友，是没有任何利益驱使的朋友。 70年12月这一天的这一别，匆忙之后是了无音讯，彻底的断了联系。 元旦前，我没有请假亦没有手续也脱离了8中，然后当兵，离去时只有同学“小以”一人知晓。 后来，我每回想起桂林8中，就会想到有一个同学叫程凯，并联想到他当时的优秀…… …… 六十年后，我从一个网文处得知，程凯的父亲当时只是牵连到步校内的派系斗争，并非是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因其是派系斗争失利方，当时只是调离了桂林，去到海南任职，而海南是不是程凯的老家其实已无关紧要。 桂林8中或是学校或是我们班，在没有搞清程凯父亲的具体情况时，当时就自以为是的义愤填膺、横插一脚，似乎真没太大的道理：不仅在过去，同样在现在。 而同时，我从微信群友处辗转得知，程凯已经不在了，似乎后面与病魔抗争的很是辛苦，让我心生感慨，感觉天妒好人！ 　　写于2023年4月23日制作于2023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