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回忆，19-60

火炎

作家杨显惠采访到甘肃定西的一个老人，这位1960年春天参加过抢救人命的干部告诉他一个惨绝人寰的“人相食”的故事。于是有了《定西孤儿院纪事》。

灾难的3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孤儿超过5000人。这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冒了出来。

2003年，他花了7个多月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50多位孤儿。

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给杨显惠讲，他那时候(1959年)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头发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于是，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

一个孤儿还记得，1959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他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共产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孤儿郑成义记得，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

另一个孤儿记得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和姐姐一起要饭的孩子，在腊月二十几的夜里，快要冻死的路上，碰上一个羊圈，放羊人咋说就是不让他们呆：“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姐姐哀求着：“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说：“是你不可怜你兄弟！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年纪还小的弟弟问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姐姐光是哭，终于对弟弟说：“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就睡……”

放羊人这才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叶叶？”

在《走进孤儿院》里，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冻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书记带着人突然走了过来。饿软了的人体质虚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来，书记已经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无法无天了！”说着话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脚，“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党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们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

杨显惠采访的一位老人，当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因为老婆憋不住尿，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你就在这里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凑巧，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把她一顿毒打，理由是她“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阳穴上，当时就死了。过去了40多年，老人给杨显惠讲起来还是老泪纵横：“我女人，一声没出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了。”

杨显惠少年时代学过绘画，他一直记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画了相当于一个小城镇人口的素描，才创作了《给沙皇写信》一画中的哥萨克群像，所以那幅画惊心动魄——因此，杨显惠访问了100多个右派，写了一部《夹边沟记事》；访问了150名孤儿，写了一部《定西孤儿院记事》。他为自己作品的真实做了这样的解释：“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

锥心的黑眼睛

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写作一个月之后，杨显惠不得不停下来，他的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

杨显惠说，自己是个笨人，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打，女儿打累了，妻子再帮着打。经常的，女儿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

女儿说，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岁的孤儿秀秀到死也没合上的黑眼睛。

当时各地送来的孤儿把孤儿院挤得满满的，拉痢疾的，换肚子的……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两三个月。进了孤儿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来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他们的步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颠一颠的，就要跌倒的样子。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上，垂在膝盖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晒太阳的时候，东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

虽然在孤儿院能吃上面粉了，可是孤儿们是吃过野菜野草的，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是饿得心慌。娃娃们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则去偷粮店的苞谷面和红薯干。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反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人软得站不起来。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叫“换肚子”。

3岁的小姑娘秀秀当时就在换肚子，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看见几个恢复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上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秀秀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脸。她告诉保育员上官芳，这是二妈砍的。为了抢妈妈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妈提着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给，二妈砍了一刀。

福利院开办以后还是经常死人。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6顿饭，吃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

秀秀又拉血又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声也不吭，总是睁着一双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着痛苦。

最后一个夜晚，3岁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员上官芳的一个手指头，说：我大我娘(都已经饿死)从床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你给我娘给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没了，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格表。人肉被摆到市面上公开按斤出售，一开始是80文，后来是120文。清人记载：“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战争往往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兽性大发。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1960年的饥饿，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模糊的幻影——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

1998年，曾经亲身经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

人口学家阿马蒂亚森在研究了近现代史得出：“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通渭县志》：“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3年大跃进过去，仅剩18万人口——7万人死亡，3万人外流。80年代修志时，编撰者把这次惨烈的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样不那么刺激的语言。《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饥饿的绝境”，在这绝境中，他又写到两位特殊的母亲。

1959年，孤儿殷占岭的娘把他14岁的二姐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说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二姐下去了，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娘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有一天二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打汤，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死，娘就把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我娘被抓起来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为我把监狱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释放了。她手里还拿着两个在火车上买的面包，没舍得吃，给我拿来了。”母亲去世后，朋友说，有条件去城里头生活，这个山沟里有啥蹲头！殷占岭说，我的老娘埋在这达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纪念我的老娘哩。孤儿土宝宝的大妹子饿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见了，他问村里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饭。村里的人看他可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才进了孤儿院。14岁从孤儿院回来，土宝宝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没有认娘。直到要娶媳妇了，他进了娘的家，叫了一声娘，说我看你来了。娘正在喂猪，看见土宝宝，听见孩子喊他，啪嗒一声，手里的猪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哭得站不起来。土宝宝也有了孩子，这已是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