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妈妈

张吾平

　　2023年1月6日零点刚过，妈妈在家里平静地离开了我们。这一天，离她95周岁生日只差两个礼拜。

　　妈妈黄秀凤，小名秀娥 ，原籍浙江慈溪樟桥。早年，外公在上海南市一带开有一爿酱园，妈妈年少时期外公就去世了。抗战爆发，上海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外婆仅仅拎着一篮子铜板逃到租界，还收养着好几个无家可归的亲友，生活拮据。妈妈有俩哥哥，大哥黄文贤即我们的大舅舅成了掌门人， 小舅舅黄文新跟着上海大明纺织厂朱先生（朱己训，李鹏总理夫人朱琳的父亲）迁移去了重庆北碚。

大约是在1946年初，爸爸到马当路、徐家汇路口的金龙服装店做会计，而服装店的隔壁就是外婆家开的万和酱园。爸爸在遗留的笔记中有一段细致的记录：“万和酱园在金龙隔壁，黄秀娥母亲经常到金龙来打麻将，接着与黄交了朋友。热恋速度迅速，兆丰公园、叶家花园、兰心大戏院。金秋时节，在四马路（福州路）万寿山酒家举行订婚仪式。”

妈妈和爸爸的结婚照

　　1947年初爸爸进了新光内衣厂，4月25日举行婚礼。妈妈一方的证婚人是大舅舅黄文贤。爸妈的婚房是在马当路妈妈家一个很小的二楼的亭子间。连一张双人棕梆床都无法搬进去，无奈，只能把床梆的中间锯断折起来才从窗口放进去。多年后，爸妈还带我们去看了那个老房子。1947年底，阿姐出生了，那天是圣诞节，故取名圣兰。

　　我是1950年12月出生的，当时爸爸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后为国家安全局）工作，单位给他分配了隆昌公寓的房子。因为工作很忙，爸爸无法照顾家里，就请妈妈的表妹方秀玉前来帮助。

幼年的我对妈妈没什么印象，只是依稀记得有一天晚上，妈妈紧张地抱着我从里屋跑到门口的走道上。我看到天空有几条探照灯光划来划去，还有飞机亮着红绿灯像红头苍蝇似的盘旋着，发出嗡嗡的声音。隆昌公寓是五层楼，我家在四楼。妈妈抱着我沿着楼梯跑到二楼的内侧蹲下，那里比较安全。过了好一会，我们才回到家里。长大后我才知道，解放初期，国民党多次派飞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那里离隆昌公寓很近。

　　妈妈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生活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做一个自立自强的人。解放初期，她进入了杨浦区一个街道办事处工作，主要是无业人员登记、救济、收容方面的事情。到1953年，家里有了阿姐和我、晓平、基平四个孩子。有人提出让妈妈放弃工作，回家照顾孩子，但是妈妈坚决不同意。她把阿姐放到外婆、大舅舅家，把我们三个男孩送到宁波镇海丁家山下的阿娘那里。

妈妈的工作照片

丁家山下的这栋旧宅，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1956年，蔚兰出生后不久，为了不影响工作，妈妈把她送到丁家山下。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一盏煤油灯边，妈妈在给蔚兰喂奶后，又挤了一点放碗里，我终于尝到了母乳的滋味。妈妈说我小时候是阿爷每天抱出去喝碗豆浆长大的。妈妈和阿娘找了一个奶妈，把蔚兰交给她喂养，就回上海了。走的时候，阿娘带着我们几个先是坐小船从丁家山下到五乡契镇，然后妈妈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我们拉着妈妈的衣服哭着喊着要跟她去上海，但是被阿娘拉住了……

1958年暑假，我在丁家山下小学读完一年级回到上海。在乡下的阿娘，还有晓平、基平等都到了隆昌公寓。后来我才知道，爸爸从1954年开始受到集中审查，妈妈也是精神压力很大，担惊受怕，不知道审查结果会怎么样？直到1958年初爸爸的审查结论宣布：开除党籍，不作反革命论处，调到地处安徽的白茅岭农场，待遇不变。爸妈吊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

当年12月，爸爸从安徽回到上海，带来几个白皮的地瓜，切片生吃，脆而且有点甜。他说：“这是安徽的，让我们去安徽吧。”妈妈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块手表，换了二条棉花胎，带着我、阿姐和基平去了农场。

1958年，我们随爸妈去安徽前留影

　　农场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居住的房子是用土擂起来的，屋顶盖着稻草。一开始分给我们一家子五个人的还是半间，大概十来个平米。因为小时候很少能和爸妈生活在一起，现在虽然很挤，倒也不觉得难过。1960年初，妈妈到上海生了国平后带到农场。这时我们换到了金银塘边原来作为招待所一个整间的房间。1962年9月，张颖在农场医院出生了，大家叫她阿七头。那时全国还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很紧张，每个人每月四两油，凭票供应。饭吃不饱，就用山芋、南瓜、野菜、米糠用来充饥。爸妈每天晚上都要在单位参加政治学习会、工作生活检讨会等，九点多才能回到家。有时候，爸爸会烧一点山芋汤，下点面条什么的充饥，有时还轻轻的把我叫起来一起吃一点。其实我饥肠噜噜，只是假装睡着了。爸妈省吃俭用，想办法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

在爸爸留下来的资料中，我看到他在《干部履历表》上写道：1960年在白茅岭农场工业科工作时因以香烟向老百姓换20个鸡蛋，受记过处分。

这是爸爸工作多年受到过唯一的行政处分。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

　　妈妈先后在分流分场猪种场、三队、副牧队做过事务长、管教工作。记得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妈妈要到十多里外的梅渚镇去采购伙房的食品，安排了一辆牛车，让我一起去，我开心极了。驾驭牛车的是一个场员（当年农场的收容人员、解教人员等都被称为场员）。牛车很笨重，车辕中间，一根宽的麻布带套在一头深灰色的水牛背上。我和妈妈坐在车沿上，放下腿。那个驾车的用一根树枝在牛屁股上打了一下，叫声“走！”牛车便在土公路上动了起来。“啪嗒，啪嗒”，这真是老牛拉破车啊，十多里路走了二个多小时。当时农场只有运输队有几辆汽车，而分场连拖拉机也没有。

到了梅渚，妈妈到当地农民摆的地摊和商贩处采购了许多南瓜、土豆，还有各种素菜。牛车上带着一卷一尺来宽的芦席条，装车时，芦席一圈一圈卷上去东西可以堆得很高。采购完了，妈妈带着我到老街上找了一个面馆，我吃了一碗馄饨。“哇！”那个味道真是太鲜美了！

下午，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由于负载加重了几百斤，老牛的步子更加沉重了。一步一步，遇到上坡，虽然枝条打它屁股，还是喘着粗气走的很吃力，我们干脆下车走路。我看到了人们所说的“当牛做马”真实的样子。

　　大概在我读四五年级时的一天晚上，屋外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妈妈要到三队去值班，那里离家约有四里路，而且还要经过一个水库大坝。爸爸要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到家，妈妈让我陪她一起走，而家里的手电筒又没有电。我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办法，取出电池，用钉子在电池负极处打两个洞。因为正极中间突出，所以洞很难打。好不容易打了洞，把盐水弄进去也很难。等了好一会，手电筒的乌斯才有点发红。没办法，妈妈撑着一把伞带着我上路。没有路灯，黑灯瞎火的。我们只能根据平日里的印象，一边走一边估计到了哪个位置，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摸摸索索到了队部。妈妈把我安顿好睡觉，自己去检查工作了。那天晚上我想，万一我们掉到水库里那该怎么办啊？！

　　1963年9月，我上初中了。中学在总场边的长乐分场，离家60里路，住宿。要离家独立生活了，临行，妈妈教我怎样把被子的里子、棉花胎、面子迭好缝成被子。以后都要靠自己了，那时我还未满13岁。我想，当年爸爸从宁波乡下到上海打工学徒 也是13岁啊。

妈妈每个月给我8元生活费，其中7元用于学校固定的伙食费，饭票30斤4.2元，菜票2.8元，还有1元用于购买生活和学习用品。那时，爸爸月工资64元，妈妈49元，要供养家里7孩子读书和生活，上面还有阿爷、外婆，生活很窘迫。有时妈妈会给我10元，那我就比较宽裕了，有时还会给在上海的晓平邮寄2元，这在当时的感受可想而知了。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同学都差不多。遇到国庆、“五一”节，学校放假三天，我就和同学步行五个多钟头回家。每次到家里，妈妈总是会拿出一些好吃的东西。弟弟妹妹说，“妈妈说等阿哥回来再吃。”

由于我在学校各方面表现还不错，初三时，有同学介绍我加入共青团，我写了申请书。在填写家庭出身一栏时，我好像写的是工人，因为我只知道爸爸解放前在上海新光内衣厂做工。后来学校领导找我说，你还是去问问家长吧。过了些天，妈妈来到学校，站在操场的一边，她告诉了我爸爸解放以前参加地下党，同时也参加了国民党的一些组织，以及在市公安局受到审查和处理的一些情况。妈妈说话很平静，但是我知道这些事情对我今后的将发生重大的影响。

1966年5月，“文革”拉开序幕，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大批判，扫四旧，学校停课，大串联……大概九十月份，我们学校要选10个学生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啊！在同学投票中我的名字位列前面，但是我知道这是没什么指望的。果然，经过政审，榜上无名。后来成立了红卫兵，自然也没有我的份。1968年征兵动员时我报了个名，但是连体检名单也没有上。我回到家里，默默的，什么都不想说。妈妈自然知道了这些事，她又能说什么呢？

　　妈妈是个性格坚强的人。无论面对缺衣少食的经济困难，还是面对极大的政治压力，她一直都是坦然自若，从容淡定。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见她有过什么抱怨、责怪，更没有见她有过沮丧、哭泣。她是我们家里的大树，是我心中的靠山。

1968年下半年的一天，总场召开阶级斗争大会，各分场也安排人员到场。会场不断有人被揪上台，挂牌、批斗。妈妈也来了，他跟我说“爸爸没来”，一句话让我放下心了。不久，爸爸也被隔离审查，关进“牛棚”（那时把有政治问题的人称为牛鬼蛇神，集中关起来的地方叫牛棚），仅有的那点工资也被冻结了一半。一次，爸爸工作的单位叫我和妈妈一起去参加针对爸爸的批斗大会，一些人喊着口号，黑板上好像写着揪出特务什么的，我只是喵了一眼，没有细看。后来，厂里又派二个干部带着爸爸到一间草房里，把妈妈、我和基平叫去，办了二天学习班，让爸爸交代所谓参加特务活动问题。那时，不断有被审查的干部因为承受不了那种打击和侮辱而自杀的情况发生。妈妈用自己的从容淡定给了爸爸支撑的力量，也给我们坚持的勇气。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全家都默默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煎熬。但是只要有妈妈在身边，我心里就会感到有了依靠。

　　1969年1月，农场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全部到知青连队从事农业劳动，男生到凌笪分场，女生到白云山分场。我和阿姐都参加工作了，开始每月工资15元，半年后增加到18元，这也减轻了妈妈的经济负担。第二年，我从知青连队分配到凌笪分场小学当教师，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没有选择余地。1958年，爸爸调到农场时，曾经把他的二妹妹莲凤带到农场，她在凌笪分场小学当老师，因为条件太差，后来就回上海找工作了。

1974年放暑假后，我突然生病，开始是肚子难受，几天后分场医生发现是急性黄疸肝炎，急送总场医院隔离病区刘家湾，那里离总场大约二里路。住进病房，我感到很沮丧，莫名其妙生了这么一场大病，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做啊！我不想告诉家里人，免得妈妈着急。大概过了十来天的一个下午，天气炎热，我突然看到妈妈撑着一把伞，带着小妹妹张颖，沿着土马路向刘家湾走来。大概是因为放暑假了我没有回家，她才去打听到的。泪水一下子涌上我的眼睛，好像有许多说不出的委屈。妈妈没有责怪我，乐哈哈地拿出带来的一些白糖什么的，那是计划供应的。她的镇定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也就是每天输两大瓶葡萄糖注射液，再加一点消化药，终于出院回到家里。

农场虽然隶属上海市公安局，但是农场干部在七十年代之前是没有制服的，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发了制服。在分流分场，我给爸妈留影。

　　1978年春，我和在阀门厂工作的谭向明结婚了，这事得到了爸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当时我们没有房子，爸妈把自己一室半的房子腾出自己住的半间（大约9平米）给我们做婚房，爸爸还到郎溪县城订做了五斗橱、床头柜和桌椅家具，花了二百多元。我在朋友帮助下凭票买了一台九吋的黑白电视机，晚饭后大家围着看电视，家虽小，其乐融融。妈妈还一手操持，帮我在家里张罗了一场“婚宴”。那天，她把家里的东西收起来，摆放了二张方桌，请了一些同事好友。因为妈妈是分场干部食堂的事务长，她让厨师在晚饭后帮助做菜，由妹妹蔚兰、张颖来回奔走，把烧好的菜送到家里。虽然条件简陋，这事也算圆满了。

1979年5月女儿佳佳出生后，向明在妈妈家里做月子。我因为在凌笪工作，只有星期六下午借辆自行车回来一天，所以基本帮不上。妈妈请了队里的一个人到家帮助烧啊洗的，忙了整整一个月。之后，我们把家搬到了凌笪分场。

1980年夏，妈妈搭车到凌笪分场我家看望，抱着佳佳留影。

　　1982年10月，爸爸终于收到了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发出的平反通知：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这对我们家人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压在大家身上多年的精神包袱终于卸掉了，这给我们这个大家庭带来了转机。

1983年10月，妈妈退休了。当时有人对爸爸说：“老张，这下你可以适意点，回家有现成饭吃了。”可妈妈不是一个安于相夫教子的普通家庭妇女。家里平时都是吃食堂的，既使星期天家里要烧饭做菜什么的，也是爸爸来做的。

妈妈有自己的退休规划，那就是要回到上海，而且不仅仅是她一个人。但是我们在农场的都是安徽户口，要回上海谈何易啊！妈妈回到隆昌公寓，找到当地的派出所，要求把户口迁回上海。当时虽然已经有大批平反人员按政策从外地回到上海，但是像我们这样在农场工作的想要回上海是有很多条件的，局里每年只有很少的几个照顾指标。妈妈对派出所的民警说：“我们从上海迁到农场怎么这么容易，为啥我现在退休了想回来就那么难啊？！”民警虽然对妈妈的经历表示同情，但是也没有政策依据和办法。后来，妈妈想到了给爸爸办理平反的安全局，她与办案的同志取得了联系，请求他们给予帮助。毕竟，当初全家到安徽去，就是因为爸爸受到的处分造成的。安全局的同志给予了妈妈热情的帮助，他们带了证明文件，派了一辆吉普车把妈妈送到派出所。这么一下，情况立即发生了转变。妈妈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1985年4月，妈妈的户口从安徽迁入上海。

　　1986年3月，妈妈张罗着给爸爸过60岁生日（虚岁），我们子女们都到了分流的家。我是刚刚从学校调到总场宣教科，心想事成，实现了多年来的一个愿望。

爸爸60岁生日，我写了一个寿联挂在家里。

我们在阀门厂门口留影，厂里的人对爸爸说，你们家可以成立一个班了

　　爸妈离退休后到了上海，住在隆昌公寓。那里住房非常小，里外两间，里间11.6平米，外间9.7平米，没有卫生间。除了晓平一家三口，加上爸妈，还有张颖从青岛港湾学校毕业后户口也落到这里，家里拥挤不堪可想而知了。爸妈写信多方求助，最终在当时的劳改局长王飞同志的直接关心下，分到了一套在通河一村的房子。

1989年1月，爸妈终于拿到了住房调配单

通河一村留影

1995年，我终于在上海梅陇四村有了自己的房子。爸妈和向明的父母前来看望，他们难得一聚。

　　1998年8月，向明不幸患上了卵巢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住进了第八医院。妈妈联系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唐美琴，她是上海肿瘤医院妇科医生，她管妈妈叫孃孃。爸妈多次带着弟妹家人到医院看望，送上温暖。一段时间，爸妈还住到我家帮助照料向明。1999年春重庆文新舅舅和舅妈到了上海，爸妈还带着他们到我家里看望。7月，向明终因不治之症过早离开了我们。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在农场的家人先后迁移到了上海，日子渐渐好过了。每次家人团聚，爸妈总是要把各家的喜事拿来分享，谁家的户口解决了，谁家搬进新房子，谁家的孩子考进了大学，谁家添了新一代……大家都说，妈妈是我们这个大家庭发展的总设计师。

　　2000年8月，我与胡萍结识，爸妈和家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关心和支持。11月19日，我们在南京东路新雅酒店举办了婚宴。

爸妈和双方家人合影

2001年7月底，佳佳要去美国留学了，大家依依不舍，到浦东机场为佳佳送行。

2003年5月，佳佳与冯斌结婚回国探亲。这是爸妈与冯斌的妈妈和小姨在上海合影。

2005年 ，大妹夫沈宪玉查找到了爸爸当年参加地下党的介绍人叶万祥。11月8日，爸妈到无锡见到了分别50多年的老友，是他改变了爸爸的人生路，对我们这个家的后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06年3月，家人在一品泉酒店庆贺老爸80岁生日

2007年国庆期间，我和胡萍陪爸妈去舟山，晓平同往。这是爸妈与胡萍的爸爸在朱家尖合影。

　　2008年，爸妈搬进了张颖和李安勇购置的一套位于广州路的房子，为他们安度晚年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每到休息日，我们子女都会到那里看望爸妈，聊聊家常，一道吃饭，打打麻将，那里就是我们的家。

从马当路的亭子间到隆昌公寓，从上海到安徽再回到上海，从宝山区的通河新村到广州路的申江苑，爸妈九十多年坎坷不平的人生路在这些地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爸妈的结缘和早年外婆喜欢麻将有关系。妈妈教会了我们打麻将，然后去妈妈家陪她玩麻将，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光。

2009年1月，佳佳回国时与妈妈留影

2009年夏末，我的一张作品在新浪网举办的“我的上海我的家”摄影大赛上中奖，并且在上海城市规划馆展出。爸妈和我前往观看分享。

爸妈喜欢看京剧、越剧等。这是我和张颖陪同爸妈去浦东东方艺术中心观看演出

　　2009年9月19日，我们陪同爸爸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故乡宁波镇海丁家山下，了却他的一个心愿。那也是我和晓平、基平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房东到上海去了，委托阿娘看房子。印象中房子很大，进门是天井，两边有仓房，里面是客堂，东、西厢房，后面是餐厅、厨房，还有后院。50年后来看，感觉没有记忆中那么的宽大，到了门口还没认出来，真是大不相同了。

与村里的乡亲话当年

这是50年前我们生活过的地方

2009年11月，家人给我过60岁生日

妈妈说：“不容易啊！在这六十年来，我们全家经过反反复复、坎坎坷坷，终于过上了安定、幸福的日子。”

妈妈的讲话稿写的非常认真，上面的日期和说明是爸爸写的，至今让人感到温暖。

2010年，我们陪爸妈去上海世博会看展览

2013年9月，佳佳一家回国，我们借助蔚兰在上海公安博物馆工作之机在那里全家相聚。妈妈向后辈们诉说了我们的家史，爸爸几次潸然泪下。四代同堂，这张全家福是妈妈最喜欢的，这个家是她最宝贵的财富。

爸妈和子女合影

爸妈和孙辈合影

爸妈和曾孙辈留影

2016年11月，我们陪同妈妈到无锡灵山大佛游玩

2017年10月，家人欢聚一堂，妈妈发表“重要讲话”。（录像由大妹夫沈宪玉提供）

2018年3月，家人团聚，表弟大海、表妹维娜也来了，这是爸爸最后一次与家人合影。5月24日，爸爸脑梗突发，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018年8月底，佳佳回国。这是她最后一次与阿娘见面。

2021年1月19日，给妈妈过94岁生日

阿姨小马精心照护妈妈走完了最后的三年

小马的孙女让大家都很喜欢

　　妈在家就在。妈妈用她一生的大爱给了我们一个幸福美好的大家庭，她为我们每一个人取得的点滴成功感到高兴，全心为我们分担生活中的难处，尽情地分享我们的每一分喜悦。

妈妈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 感恩妈妈陪伴我走过了70多年人生之路。我们每一个在妈妈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子孙，心中都有说不完的关于妈妈的故事。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妈妈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