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人间四月天——怀念林徽因先生

真水无香

4月1日，是民国才女林徽因逝世66周年纪念日。

在民国那片大师先生璨若星河的天空上，其中不乏杰出的女性，而在很多人看来，林徽因应该是女性中最耀眼的一颗。

在林徽因51年的生命里，有太多传奇的故事。说起她的成就，人们首先想到她是建筑师、作家、诗人，和丈夫梁思成一起创立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说起她的情感，人们脑海中立马跳出了“梁上君子，林下美人”、”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赞誉之词。而在网络上主要集中了两种较为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她出身书香门第，是才貌双全的民国女神，一生被三个才华出众的男人所包围，徐志摩对她爱而不得，梁思成与她相互扶持，金岳霖终生逐林而居，可谓人生赢家；另一种则认为她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还能让他们对她死心塌地，妥妥就是“绿茶”的代表，甚至一度被一些“博眼球”的自媒体号包装为“民国绿茶表集大成者”。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表明，大多数人只关注林徽因的感情生活，却很少有人探究过她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的精彩纷呈。我想，倘若要林徽因做一个自我介绍的话，她会如何给自己定位呢？诗人、作家？还是梁启超的儿媳，林长民的女公子？其实这些都是笼罩在她头上的光环而已，光环之下的林徽因可能更愿意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建筑师林徽因，文学只是我的“副业”，建筑才是我为之投入了毕生精力的主业。在我看来，那个真正的林徽因，并不在众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罗曼史里，而是在她一生热爱的事业里，那些传言相对于她一生的成就根本不值一提。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在杭州出生。祖父林孝恂为她起名“徽音”，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因常被人误认为是当时一位男作家林微音，故改“徽音”为“徽因”。林家祖籍福建闽侯，系福建望族，至林孝恂这一支已式微，沦为布衣。但林孝恂勤奋向学，以光绪年间进士出身位列翰林，与康有为同科，历任浙江海宁、石门(民国时改称崇德县，今并入桐乡县)、仁和各州县地方官。林孝恂虽是接受传统科举教育的旧文人，但却有超越同辈仕宦"中体西用"的开放胸襟，不仅自己接受西方政法思想，而且注重教育，推崇新学，志在图强救国。他在杭州创办了中西合璧式的林家私塾，让子女接受新式教育，还耗尽毕生心血和积蓄，将所有子侄送往日本留学深造，期望他们能够学成归来报效国家。林徽因的两位叔叔林尹民和林觉民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归国后又一起参加了广州起义，最终誓死不降，从容就义，后来一同安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就连林徽因的五个姑姑也都在因袭传统国学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洗礼，个个都是才华横溢的闺秀。

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擅长诗文和书法，学成回国后开办了福州二中和福建政法专门学校。他是民国初期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和政治名人，参与草拟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曾任北洋政府众议院秘书长、政治部部长、国务院参事、内阁司法总长等要职。

林长民的原配妻子年轻早逝，且没有子嗣。第二任妻子何雪媛系浙江嘉兴作坊主的幺女，嫁入林家八年后相继生下长女林徽因和一儿一女，但一双儿女不幸相继夭折，膝下唯余林徽因。何雪媛从小家境殷实娇生惯养，但却目不识丁且脾气暴躁，既不会讨公婆的欢心，也不懂琴棋书画，更不懂官场应酬，丈夫对她十分厌弃，夫妻之间不是争吵就是冷战。后来林父纳上海女子程桂林为二房，这位二夫人漂亮乖巧，且为人精明处事圆滑，数年内便为林家添了四个男丁和一个女儿，因此十分得宠。林长民给自己起了别号“桂林一枝室主”，和二夫人及其子女生活在前院大房子里，一家人其乐融融。备受冷落的何雪媛带着林徽因住在幽暗清冷的后院，从此前院承欢，后院凄清，何雪媛的脾气因此愈发暴躁。

对于年幼的林徽因来说，父亲和母亲在她的生命中，画出了一道界线。父亲那边是晴天，是明朗的、簇新的、向上的；母亲这边是雨天，是阴郁的、沉寂的、压抑的。年幼的林徽因夹在中间，感情的纠结可想而知。母亲郁郁寡欢的形象，给幼小的林徽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成为她后来不断追求性格上的独立和自由的根源所在。而何雪媛的急脾气，恐怕多少也影响到了林徽因性格的养成。林徽因也是急脾气，心直口快，按捺不住情绪。梁从诫回忆母亲时说：她爱自己的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但林徽因终究还是凭借与生俱来的聪敏灵秀，将自己从命运的泥潭里拉了出来。她聪明乖巧，好学上进，即使明知要忍受母亲怨妇式的数落唠叨，仍尽力帮着程氏照顾弟妹们。幼小的她如同大人一样参与大小家事，还负责代表全家与在国外留学的父亲通信，从而得到了全家人的喜爱和父亲的关注。这是林徽因超越于同龄人的清醒，她知道只有父亲才能带她走出后院那逼仄阴暗的狭小天地，自己要的不仅仅是爱，更是光明的未来。姑姑们都非常喜欢聪明清秀的林徽因，也乐于承担徽因的启蒙教育，教她读书习字，为她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
祖父林孝恂去世后，林家搬到了天津。林长民在北京忙于政事，天津家里上下里外，两位母亲和几个弟妹，都需要十二三岁的林徽因打点照料，甚至还要常常应对母亲和二娘之间的龃龉。那种人际关系处理上的压迫与纠结，纵使林徽因心胸豁达，想来也免不了受些不必要的夹板气。她俨然成为民国探春，被环境逼迫着日渐成熟。而她的努力也终于有了回报，父亲看出她的天分和不凡，开始悉心培养她。 林徽因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以来少有的全能型才女，固然有天赋和努力的原因，但同时也离不开父亲的谆谆教导和苦心栽培。她是建筑学家，也是作家，诗歌、绘画、散文、小说、剧本、翻译样样精通，还精于舞台布景和服装设计，英文读写水平之高更是到了令外国友人惊叹的地步。沈从文说她是"绝顶聪明的小姐"；胡适称她是一代才女，曾评价说：林徽因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福音。而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她几乎标志着民国时代最美的颜色，不但拥有出众的才华、清丽的容貌、超凡的气质，情感生活也像春天的童话般幸福而浪漫。有如此出色的女儿，林长民是无比骄傲的，他曾不无得意地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1916年，林徽因随父亲定居北京，就读于著名的培华女子中学。

1920年4月，林长民以国联观察员的身份赴伦敦工作，为了给女儿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他决意带林徽因同往。这一年，林徽因16岁，正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林长民在日记中写道，他此番带林徽因出国有四个目的：其一，让女儿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让女儿在他身边知道他的胸次怀抱；第三，让女儿脱离家庭繁琐的事务专心治学；第四，培养女儿的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

在欧洲期间，林徽因跟着父亲遍游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并进入伦敦圣玛利女校学习。

随父游历欧洲的这段经历，令林徽因的人生从狭窄走向开阔，对她一生的事业和感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受英国房东女建筑师的影响，林徽因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她的堂弟林宣回忆说：“（伦敦）女房东没有出嫁，是一个建筑师。她很喜欢林徽因。林徽因常常替她描图，就喜爱上建筑。当时竟想留在英国不肯回国。伯父林长民答应将来再送她出国学建筑才回来的。”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建筑这个概念，再出色的建筑师在大众心目中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匠人，而要成为一名女建筑师更是匪夷所思。因此，后来当林徽因向梁思成提出想学建筑时，这位见多识广的梁家长公子也茫然不知所云。他是因为喜欢绘画，更因为爱屋及乌，才选择了建筑专业。

也是在欧洲期间，林徽因结识了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的徐志摩。徐是林长民的弟子，经常出入林家拜访，对徽因一见钟情，爱得炽热又浪漫。当时林徽因正处于春心萌动的少女时期，被他的才气所吸引，两人互相倾慕。在徐志摩的影响下，林徽因对新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日后她成长为举世闻名的女诗人奠定了基础。而徐志摩为求娶林微因，竟逼迫原配张幼仪打掉腹中胎儿，与之解除婚约。然而童年的经历犹在眼前，原生家庭所发生过的一切令林徽因早早便看透了婚姻背后的真相，深切地了解一个女人被夺走丈夫的苦楚与无助，因而在面临自己的情感归属时，独立而清醒地走出了关键的一步——离开徐志摩。据说徐志摩曾追问：难道就是为了成就那虚无缥缈的道德？林徽因回答：道德不是枷锁，而且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后来，林徽因曾对儿女说：徐志摩喜欢的并不是真实的她，只是想象中的她。若两人结婚，美好的想象一定会被现实生活打破，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寻常和琐碎。在她眼中，爱情不仅是花前月下，你侬我侬，更是患难与共，共同担当。少女林徽因骨子里的理智和清醒，让后来多少为情所困者汗颜。

1921年10月，林徽因与父亲一道回国，告别了伦敦的阴霾和那段著名的康桥之恋。一年后，徐志摩尾随而归，据说目的之一便是要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灵魂伴侣。

1923年，胡适、徐志摩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经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曾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英文诗剧《齐德拉》，饰演主角齐德拉公主。她流利的英语和俊美的扮相，给当时的文艺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4年，泰戈尔应邀访华，徐林两人同时担任翻译。三人的合影被刊登在报纸上：泰戈尔白须长髯，左边徐志摩郊寒岛瘦，右边林徽因秀若寒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据说泰戈尔之行完全是徐志摩为林徽因促成的，泰戈尔曾说徐志摩是为情所困，为爱所费。

1931年11月，为赶回北平参加林徽因的演讲会，徐志摩因所搭乘邮政公司的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

而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结合，则被认为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更是新思想与旧道德的融合。两人家世相当，都崇尚西式爱情生活，但同时也遵从了传统的父母之命。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和林长民同为维新派代表，梁启超被民国政府任命为司法部长，林长民为政务部长，都是政界要人。在两位父亲的撮合下，林徽因和梁思成经常选择周日约会。尽管林徽因接受过新式思想的洗礼，并曾出国留学，身边也不乏优秀的追求者，但在她的内心深处，依然非常遵从中国传统道德，最终她选择了性格温和踏实稳重的梁思成作为自己的终生伴侣。梁思成欣赏她，也包容她，爱她的优点，也全然接纳着她的缺点。两人由两情相悦直至水到渠成，定下亲事。

1924年6月，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林徽因与梁思成同往美国留学。他们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是因为宾大设有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建筑系。当时宾大建筑系只招男生，但林徽因一贯目标明确，想做的事一定会设法做到。她采取“迂回战术”，先到宾大美术系就读，然后兼修建筑系的课程。即使是在以男生为主导的建筑系，林徽因也是绝对的优等生，她交的作业总能得到最高的分数，偶尔得第二。当时宾大建筑系的年轻教师、日后成为著名建筑师的哈贝森曾经夸奖她的作业简直“无懈可击”。在进入宾大两年后，她不仅成功转系，还成为建筑系的助教。

1925年，49岁的林长民因参与反对奉系军阀而死于战乱。林徽因在梁启超的资助下留在美国继续学业。

在宾大求学期间，他们收到了梁启超寄来的珍贵礼物——北宋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影印本，这是北宋时京城宫殿建筑的营造手册。这份礼物让两个年轻人十分开心，可打开一看，却发现宛若天书，里面的术语完全看不懂。他们意识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都几乎是空白。林徽因由此立下了挽救祖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志愿：“等我回到中国，我要带回什么是东西方碰撞的真正含义。令人沮丧的是，在所谓的‘与世界接轨’的口号下，我们自己国家独特的原创艺术正在被践踏。应该有一场运动，去向中国人展示西方人在艺术、文学、音乐、戏剧上的成就，但是绝不是以此要去取代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也成为她和梁思成一生研究的方向。
1927年，23岁的林徽因从宾州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入读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
1928年3月21日，林徽因和梁思成选在《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立碑刻的日子，在加拿大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了婚礼。随后按照梁启超的安排，赴欧洲参观考察建筑。8月18日，夫妇二人回到北京。 林徽因与梁思成学成回国后，决定做两件事：一是创立中国的建筑专业，将西方的建筑学概念引进中国，培养中国的建筑师；二是破解《营造法式》这本“天书”，梳理和厘清中国建筑史，填补中国古建筑的研究空白。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他们在梁启超的建议下，放弃了清华大学的教职，到刚成立的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梁思成与林徽因分别被聘为建筑系的主任和教授。没有教师，他们就请来了留学时的同学陈植、童隽和蔡方荫；没有现成的课程，他们就仿照宾大开设课程，全部采取英美式的教学方法。林徽因负责教授美学和建筑设计、雕饰史以及专业英语课，工作之余还常和梁思成到北陵去测绘。在学生们的印象里，林徽因学识渊博，谈锋犀利，听她的课给人以美的享受。在上美学与建筑设计的第一堂课时，林徽因把学生带到沈阳故宫的大清门前，以现存的古建筑作教具，让大家从这座宫廷建筑的外部去感受建筑与美的关系，还由八旗亭讲到了八旗制度，可谓博古通今，引人入胜。
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校长张学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在众多的设计作品中，以其象征东北地理特色及其气魄的长白山和黑龙江而独受青睐，并获得400元奖金。此外，被称为“中国最文艺的车站”——吉林西车站，也是由林徽因设计、梁思成审定的东北第一条中国人自建铁路的火车站。

1929年8月，林徽因从东北回到北平，在协和医院生下女儿，取名再冰，意为纪念已故的祖父梁启超“饮冰室”书房雅号。

1932年，28岁的林徽因为北京大学设计了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同年8月，她生下一个男婴，为纪念北宋建筑学家李诫，夫妇俩为他取名“从诫”。因为梁从诫的出生，林徽因倍感喜悦，写下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沈阳，摧毁了东北大学。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仅仅存在了三年。但这个只办了三年的建筑系，却培养了一批如刘致平、刘鸿典、张溥、赵正之、陈绎勤等卓有成就的建筑师和建筑学者。

东北大学建筑系“夭折”后，摆在林徽因与梁思成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再找所大学任教，要么像他们的同学陈植、童隽那样去开建筑事务所。当时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掀起了盖洋房的风潮，正是建筑师们大展身手的时候。可他们夫妇两个都没有选，而是加入了朱启钤发起创建的营造学社。朱启钤在北洋政府曾代理国务总理，也是李诫的“粉丝”，这点与林徽因夫妇志同道合。在他的感召下，营造学社吸引了众多人才，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建筑学家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考古学家李济、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建筑学家杨廷宝等都赫然在列。林徽因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的正式职位是校理。

营造学社的工作堪称“筚路蓝缕”。当时的人对中国建筑方面的知识茫然无知，不仅弄不清中国建筑的发展脉络，不知道每个朝代的古建筑有何特点，更没有保护和修护的理念。而且，当时的日本建筑学界声称：中国的古建筑考察，日本人必须参与，并由他们获取第一手资料，否则中国人根本得不到任何学术成果。面对日本人的挑衅，中国营造学社决心从零起步，破译《营造法式》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而在此之前，那些绝世技艺历来是由工匠们口口相传，能够通过文字图画记录在纸面上的极为稀少，一旦工匠们离世，古建筑的建设和修复都将成为绝学，营造学社正是在拯救这门绝学。为了弄清那些术语的含义，梁思成和林徽因虚心向工匠们请教，他们的老师里有泥瓦匠、木匠、石匠、油漆匠、裱糊匠……这些都是当时不受尊重的职业，但他们诚心实意和工匠们交朋友，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工匠才是真正懂得中国建筑技术的内行。

从1930年到1945年，为了考察散落在民间的古建筑群，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领营造学社的考察队，从华北地区辐射开去，足迹遍及中国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取得了大量宝贵数据。许多古建筑如河北赵州石桥、武义延福寺、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认识和关注，从而得以受到保护。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考察期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建筑学论文和调查报告。

考察过程中，追寻建筑之梦的林徽因和梁思成经历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艰辛。据说有一次，夫妻俩住在乡村旅店里，刚铺上床单不久就落上一层厚厚的灰尘，用手拍掉后不久又落一层，最后才发现这不是灰尘，而是成千上万的跳蚤。林徽因曾在信中说到自己1936年的青州考察之旅：“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在晋北考察时，每餐只有一碗汤面，但她从未因此有所退缩。梁思成腿有宿疾，大家闺秀出身的林徽因看似弱不禁风，但为了取得准确详实的数据资料，夫妇俩在爬梁上柱时总是亲力亲为身先士卒。他们在北京有舒适的家，有年幼的儿女，却不辞辛劳地跑到深山野外，过着最艰苦的生活，不是为了金钱名利，而是为了那份家国情怀，为了古老的国家建筑群得到保护。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他们的调研测绘工作被迫中断。有外国友人劝梁和林出国避难，可他们坚持跟随北京的高校南迁。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何雪媛逃难到昆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尽管自己身体病弱，林徽因却在给沈从文的信中，鼓舞南渡的学者们：“我们这种人太无用了，也许会死，会消灭，可是总有别的法子让我们国家进步了，弄得好一点，争出一种新的局面，不再是低着头的被压迫着。我们根据事实时有时很难乐观，但是往大处看，抓紧信心，我相信我们大家根本还是乐观的，你说对不对？”

1940年，他们全家随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一家人住在低矮的民房里，常常连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为家务琐事，林徽因不得不精打细算，像一个普通妇人那样持家，一张食品的包装纸，也要分作两半来写信。而因长期艰苦的外出考察透支了健康，患有肺病的她日渐憔悴，又因得不到好的治疗和营养，最终恶化成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相当于已经宣判了死刑，只能长时间卧病在床。但艰难的生活丝毫没有消磨林徽因对祖国的热爱，即使重病缠身也不愿接受好友的安排去美国治疗。她在信中回应自己的异国好友：“我们的祖国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离开她。”有一段时间，他们所在之地几乎天天遭受敌机轰炸，年幼的儿子梁从诫问：“妈妈，日本人打进来了怎么办？”林徽因从容一笑，坚定地说：“中国的读书人，总有最后一条路，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1941年3月14日，与林徽因感情最好的三弟林恒驾驶刚从苏联接收回来的伊153型新式飞机升空作战，在击落日军一架飞机后不幸头部中弹坠机身亡，年仅25岁。林徽因得知三弟死讯后，悲痛欲绝，写下长篇悼念诗《哭三弟恒》：“弟弟，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战争、贫穷、疾病，这其中任何一种困难，都可能压垮一个人，更何况一个瘦弱的女人。但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期卧病在床的林徽因依然坚持最初的梦想，继续研究古建筑学，经常发表学术文章，呼吁国家加强对古建筑物的保护，还协助丈夫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整理多年来的调查成果，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受美军邀请，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林徽因在即将执行的对日轰炸地图上标注了著名的文化古迹位置，使这些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避免了被毁坏的厄运。

林徽因生病期间，梁思成对她更是体贴入微，呵护有致。为了让病中不愿吃饭，日渐消瘦的妻子补充营养，他在工作之余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菜，用腌菜和橘皮做她爱吃的果酱。爱情中再多的浪漫，也换不回婚姻中的安全感。这份心安，才是美满婚姻最好的见证。

1946年，梁、林夫妇几经波折，终于回到了北平。林徽因为清华大学设计了教室住宅，并与丈夫一起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建国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与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共同设计的“梁陈方案”，认为可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旧城则可以作为古代中国城市博物馆加以保护。而林徽因则提出修建“城墙公园”的设想。但以苏联专家为首的设计者认为，北京城必须改头换面。1953年，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古建筑。林徽因为此陷入深深的绝望：“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剩的完整牌楼街不毁于一旦，在文物界名人聚餐会上，林徽因与时任北京城建副市长的吴晗发生了激烈争吵。她痛心疾首地说：“你们拆的是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迟早是要后悔的！即便以后再恢复，充其量也是假古董！”又气又急又伤心之下，林徽因的病情加重，却坚决拒绝吃药救治，不久便病逝于北京同仁医院。

在林徽因去世半个世纪后，一切果如她所言，北京城开始耗费巨资复建中轴线上的永定门。“充其量这也只是假古董”，林徽因这句痛心疾首的话终究还是成为谶语，引起今天很多人的唏嘘慨叹。后来，同济大学的陈从周教授回忆说：“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深情。”

1951年，为抢救已濒临失传的中国传统工艺景泰蓝，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抢救这个国宝级传统工艺的小组。景泰蓝温润如玉，富丽如锦缎，活泼自然如宋瓷，深受林徽因喜爱，但对于古代景泰蓝只有荷花、牡丹和勾子莲几种图案非常不满意。她于是找出历代装饰资料，潜心学习，深入研究。

林徽因涉猎艺术、建筑学、文学等众多学科，受到了多元的思想启迪，具有开阔的专业视野，同时在长期的学习、研究与实地考察中，又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独特的民族气质。这些知识与人生经历的积累，都是她在景泰蓝保护及设计中创造力的源泉。当看到故宫午门展出的历代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后，林徽因和美术小组的人一起设计绘制了一批新的图案，其中祥云火珠的图案简洁明快，敦煌飞天的形象浪漫动人。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景泰蓝很快“起死回生”。他们设计的景泰蓝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被当成国礼赠送给来华参会的外宾，郭沫若称新设计的景泰蓝是新中国第一份国礼。1952年，我国首次承办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会议礼品中就包含林徽因和工艺美术组同仁们设计的景泰蓝台灯、大盘、烟具等。当时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得到了一件飞天图案的景泰蓝瓶，赞叹道：“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物，真是太美了！”但林徽因并不满足于此，她希望景泰蓝的使用范围能够更加扩大，可以与当时的大众购买力相适应，真正摆脱“皇家工艺品”的标签，走进平常百姓的生活。景泰蓝因材料限制，不宜作为装水的容器，甚至被溅到水也不合适，因此，她指导设计了一批带盖的小罐、小盒，可以用来装纽扣、针线、糖果等杂物。

时至今日，“景泰蓝”一词已家喻户晓。作为一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名词，景泰蓝能够被大众熟知，离不开一代代匠人的传承，也离不开林徽因和她率领的工艺美术小组的努力。林徽因还培养了钱美华、常沙娜、孙君莲、莫宗江等人一批景泰蓝技术人才，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景泰蓝各项技艺水平、艺术风格和品位都超越了历史任何时期。

1955年春，林徽因因病入住同仁医院，她的学生钱美华赶去看望。当时林徽因已极为消瘦，在听完近来手工艺品设计的介绍后，她脸上泛出愉快的神情：“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钱美华一生坚守老师的遗愿，把毕生心血全部奉献给了景泰蓝艺术事业。

1952年，林徽因受命参与设计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设计方案出来之后，因为身体原因，由她的学生绘制草图协助完成工作。可看到学生交上来的草图，重病中的林徽因当时就急了：“这怎么行？这是康乾线条，不能用，你去给我到汉唐去找，到霍去病墓上去找！”只一眼就能分辨出线条图案的时代，是康熙乾隆还是大汉盛唐，可见这些线条图案对林徽因来说都已经烂熟于心。为什么林徽因一定要摈弃康乾的线条，而坚持要用汉唐的线条呢？散文家梁衡在霍去病墓看到那些石牛石马等雕刻后，终于得到答案。他在文章《线条之美》里说：“（汉唐）线条拙朴、雄浑、苍凉，虽时隔两千年，仍然传递着那个时代的辉煌、开放、不拘一格与国家的强盛。康乾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是强弩之末，线条繁缛奢华，怎能表现当时新中国的如日初升呢？”在这段文字里，我们除了能了解到林徽因弃康乾线条不用的良苦用心之外，更应该能体察到她的拳拳爱国之心。

人民英雄纪念碑主要由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部分组成，林徽因负责设计须弥座的花纹图案。据说她一开始选取了木棉花做图案，但后来特意咨询花卉专家，了解到木棉花虽然被称为“英雄花”，但却不是中国原产，于是果断放弃木棉花，因为她认为中国的英雄纪念碑纪念的是国之脊梁，当然应该用中国的花来作图案。后来，她选用了产自我国本土的分别象征高贵、纯洁、坚韧的牡丹、荷花和菊花。为了做出最完美的图案，光是草图就画了上百张，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背后皆是我们看不到的付出与汗水。但可惜的是，林徽因没有等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上矗立起来的那一天。

1955年4月1日，晨光熹微中，林徽因的生命定格在她最爱的人间四月天。金岳霖教授为她撰写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她被安葬在了自己亲手设计的八宝山革命公墓，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碑上刻着“建筑师林徽因墓”。在她的墓碑下方有一块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样品，这是纪念碑碑建会将她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环刻样献给它的创作者——林徽因。

林徽因是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家，与梁思成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是现代中国建筑的开拓者之一。她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之余兼顾文学创作，先后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评论、译作和书信等几十篇作品，均属佳作，其中代表作有《你是人间四月天》、《莲灯》、《九十九度中》等。在林徽因的著作中，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糅合得浑然一体。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而且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祖国古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而在她的文学作品中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出精妙的比喻，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她还是《文学杂志》的编委，同时担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课程。

由于她兼通文理，学贯中西，在建筑学和文学创作上都显露出惊人的才华，所以在30年代就享有“一代才女”的美誉，被列入当时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

林徽因与民国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属于从传统的士人转往新型知识分子的路途上承前启后的一代人。他们幼年承接传统余绪，立德立功立言是铭刻于心的正道，求学时期经受“五四”洗礼，留学欧美又接受现代学术训练，培养了性格中穷究事物本源的执着。这种学贯中西的素养，决定了他们一生都会以自己对知识对专业的追求和传承文脉的使命和责任，给予战乱和变化中的祖国以实质性的影响，以此来推动一个古老帝国的艰难转身。

纵观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生，他们有着近乎于愚的勇气和坚持，但也有出人意料的软弱和退让。他们在斗室里漫卷诗书，也曾在暗夜里苦痛追问。和短暂的荣耀相比，他们心中的疑问和困惑持久不息，伴随一生。最终，他们成为了逆时代的力量和最忠诚的反对者，在孤独和寂寞里走到生命的尽头。

可如今，这样浓墨重彩的人生，在搜索引擎里出现最多的却是那些虚实不明的绯闻故事，很多人还没有真正了解过林徽因，就已经因为轻信传言给她贴上了一些并不切实际的标签。甚至，还有人抨击她在学术上是完全依附于梁思成先生的“花瓶”。但事实的真相却是，许多署名梁思成的作品，其实凝聚着两个人的共同心血。梁思成在《清式营造则例》序中说：“内子林徽因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除结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本书一半的著者才对。”

1957年5月27日，北京日报记者访问梁思成，他这样说起自己的著作：“……我已经有言在先了，序言虽然是我爱人林徽因写的，可是我俩的文章，向来是难分彼此的……”

林徽因对梁思成而言，是亲密爱人，是灵魂伴侣，也是志同道合的学术伙伴。他爱她作为女性的美好，也爱她作为学者的创见。他们多年的助手兼同事莫宗江说过一段话：“梁先生最好的文章都是和林先生争论的过程中写下的，林先生一走，梁先生的文章就平淡多了。”

梁从诫曾满怀欣赏和爱戴地说起自己的母亲：“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彩，发表极高明的议论。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过色。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

梁再冰也说到：“尽管母亲在文学创作和美术设计等方面也都很有才华，但她这一生做的主要还是同建筑有关的事情，同父亲一样，她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的建筑教育和建筑史研究事业。除了照顾我和弟弟，她还是父亲最得力的助手。很多文章（包括著述）是父亲单独署名，实际上是二人合作的成果。”

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约定，后死者要为爱人设计墓碑。林徽因故去后，最了解妻子的梁思成履行了约定。墓碑上的花环图案，他选用了妻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未被采用的图案，碑上只刻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七个字。

她是他一生挚爱，这无须镌刻。

用“建筑师”而不用“建筑家”，因为她最不喜浮夸。

世人应该记住的不是她是谁的妻子，只应该是“林徽因”。

一生追求独立与自主的她，最爱这样朴素纯净的风格。

梁思成对林徽因的爱，印证了《小王子》中最著名的那句语录：“爱不是相互凝望，而是朝同一个方向看去。”

事实上，林徽因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淑女，她心直口快脾气急躁，喜好与人辩论，一言不合就开怼，语言天分尤其了得，据说吵起架来会用不同的语言：跟梁思成用英语吵，跟保姆用普通话说，跟母亲何雪媛则一律用福州话。和大多数漂亮女性一样，她爱打扮，有时也挺矫情，难免会遭到其他女性的嫉妒和非议。她与婆婆和姑姐一度关系紧张，与同时代女知识分子的关系如同水火，冰心曾写文章讽刺她“周旋在男人之中，没有女子的矜持”；凌淑华因为徐志摩的遗物与她交恶；陆小曼也因为她而不愿回北平。据说，她唯一的闺蜜是美国人费慰梅，也许在当时，只有在民主自由开放包容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美国女性才会与林徽因这样追求人格独立、勇于实现自我价值的中国女性成为真正的朋友。

她的生活也远不只是岁月静好，而是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也会有一地鸡毛，就连她的母亲也曾带给她太多的困扰和烦恼。她曾给闺蜜费慰梅写信说：“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同父异母的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晚上就寝的时候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用人……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帽和自找苦吃。”

在林徽因逝世后，记者曾采访她女儿梁再冰：该怎么样评价自己的母亲？ 梁再冰回答:“即使整个世界都在误会她，但在我的心中她就是最伟大的母亲。” 对于梁再冰来说，母亲就是她的精神支柱，给予了她无尽的关爱。即使在生活条件极其困难的时候，林徽因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依旧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与父亲梁思成一同苦中作乐，让整个家充满着生机和希望。在长年累月一言一行的潜移默化当中，林徽因以自身的丰盈美好成为子女的榜样，也成为梁再冰心中最伟大的形象。

而在我看来，林徽因最让人钦佩的，是她凭借与生俱来的聪敏灵秀和后天养成的出众才华，始终能够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正如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对林徽因的评价：“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她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无论对待爱情婚姻，还是家庭事业都能游刃有余优雅从容，这样的女人不由得不让人心生敬佩。就连她的过早离世，都让人觉得是上天对她这样聪慧优雅的女子格外的眷顾。否则，以她的个性，如何能够逃得过“反右”和十年浩劫对知识分子的强烈冲击和凌辱迫害。

她留给后人的都是美好，正如她在诗中所歌咏的：“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在了解林徽因一生的成就之后，我也终于明白了她的人生之所以如此辉煌，固然与良好的家世息息相关，但更在于她自己的选择：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与其将自己陷在生活的泥潭里裹足不前，不如用尽全力去追逐人生的美好。这世上美好的事物如此之多，诗歌、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等，哪一样不值得我们穷尽一生去探究，又何必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俗物上去呢！其实，任何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达到一定高度的同时，必然会遭到外界的诸多质疑或者非议，而只有淡化这些评价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在流言蜚语中一如既往地坚守初心追逐梦想，才不会辜负自己的人生。风雨琳琅的时代，才华和成就才是能让一个女人在乱世中安身立命乃至成名成家的真正资本。

我想，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应该配得上后世人以”先生“称之，更值得永远铭记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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