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运科的那些点滴事

yy

　　不知不觉中，我们一帮风华正茂的老同事都先后步入了退休的行列之中，每当相聚在一起，总有一帮人不自觉地自报自己曾是转运科的，有时一桌人中有一半来自于此，好像在此工作过是莫大的荣耀，其实大家都知道转运科是邮电局中最苦最累最脏的地方，我们都自嘲自己是6号门的，曾有人形容“远看是要饭的，近来却是背邮袋的”，虽然这个地方技术要求不高，人员素质偏低，工作流程简单，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近百人的大科室，而且是出了名的难管之地，正因为如此，人员进出如走马灯似的一茬又一茬，以至于后来好多人都曾在这里工作过，据初步统计，从1983年底组建到2004年初更名为中心局的20多年里，就先后有十几任科长和付科长（我在其中曾任二任科长和一任中心局局长），回首往事，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跃然脑中，细思回味无穷。

1983年10月，从部队复员的我分配到了转运科从事机修工，而此时的转运科也刚从邮件科剥离出来分为转运和分拣两科（首任科长为傅国柱，付科长杨钢强），紧挨着火车站的一栋简易库房就成了转运邮件的生产场地，三个转运班在此24小时轮班倒，径直往里走是司机班和机修班，司机班配合趟班押运员主要负责市内邮件的转趟工作，而机修班主要负责进站接送邮件电瓶车的驾驶和维护修理，当时的分拣科还在市中心的邮电大楼二楼，以至于进出口的邮件都要通过电瓶车挂托两头转舶，当时最害怕的是601厂的铁包裹，三二天就来一次，小小合金刀片包裹一袋却有五、六十斤，装卸一车人要累得腰酸背痛。

由于株洲地处京广、浙赣、湘黔三条铁路线的交汇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所以被邮电部列为干线2级中心局，每天通过株洲的邮政列车（需接的），最多的时候每天有32趟，比长沙都要多4趟，最不方便的是接发的时间大多在晚上和凌晨，通宵不能休息，为此晚班作业时，只能将转运班的作息时间分为上半晚和下半晚，科室的管理人员也必须轮流值班，随班管理，当时最怕的就是漏交接，那可是转运的重大质量事故，据说长沙局曾漏接了一趟车，被省局考核了全局工资总额30万，当时的3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全局职工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为此科值班人员最大的责任就是保证不能漏车，局里为此还专门配备了对讲机，车站广播一报点就通过对讲机催促转运班赶快进站，但百密还是有一疏，记得在我当科长时就发生过一次（不记得是哪趟车了），邮件没接到被过带到了衡阳，当时马上打电话跟衡阳转运联系（我们之间的关系较好），请他们卸下株洲邮件后不要声张，我们马上派车到衡阳将邮件运回，隐瞒了一次重大的责任事故，但对内我们还是严格考核了该班人员，以儆效尤。还有好几次是差点整车次漏交换，都是托车到了邮车旁列车却发车了，接发员拿着单子提了两袋邮件就追上列车，到车上后丢几袋邮件下来再在车上消单，有时人员都下不了车就只能随车到下一站再转车回来，避重就轻地免了一次次整车次漏交接事故。

1986年邮政大楼兴建，88年正式启用，转运的生产场地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一楼一千多平方的大平面作业场地当时在省内绝对是一流的，邮电部还专门拨款投资2千多万修建了过线地下通道，93年又装配了推式悬挂机，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勾挑核对、交接验收、平衡合拢是邮政作业的三大基本制度，每天成千上万的邮件都须逐袋经过转运员的手工操作，一人唱单一人勾挑，按车次分堆码放成一个个方块，列车进站前再将邮袋转舶至托车上待发，在我的印象中，一年的进出转邮件总量有22万多袋，那可是靠人一袋一袋地左盘右舶出来的，相当辛苦。由于转运属于苦脏累的工种，当时邮电局领导曾对转运科实行工资总额倾斜10％总体包干，我们再根据工资总额和邮件总量加预计增量测算出每袋的单价，对每个班实行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同时辅予严格的考核制度，上至重大通信事故，下至细小的作业质量，都有相印的条款规定，严防死守，有关规章制度都装订成了厚厚的一本书。

也许是集体作业的原故，当时电信的线务员和邮政的转运员被公认为最难管理但又内部最团结最讲义气的地方。有一年一次接车中，一张姓转运员因工作交接中同押车员发生冲突，押车员是北京局的，首都人从来都是目空一切的，冲突中双方发生肢体动作，原本无大碍，但为了要搞赢，时任书记的倪名春在北京局派人来协商处理时，吩咐当事人头缠纱布住进了医院，并准备大量的材料要诉之法庭，最后北京局不得不低头，道歉并赔偿医药费，以至于后来同北京局的关系搞得较僵。但除北京局外，我们同其它十个过境派押局的关系还是相当好的，最初是每天转运员和押运员的工作接触，特别是个人之间的“梢买带”蔚然成风，更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感情，上海的白兔奶糖和其他的地方特产都成了紧俏货受人青睐，后来由于发展了服装包裹的运输，双方的领导层逐渐走近，更融洽了相互之间的关系，相互走访已成为了常态。

1998年10月邮电正式分营，分别成立了邮政、电信、移动和联通公司，此时的邮政也开始以营销为中心，转运也由此变为了支撑部门，不再享受倾斜政策，往日的红利也烟消云散，为了创造收入，我们也开始另辟蹊径，此时的株洲芦淞服装市场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市场，每天进出的服装包裹不记其数，但苦于运能不足，发往远处的服装不是运费太高就是时限不够，2000年左右，一些托运站的老板开始盯上了邮政行包车，按袋数给予一定的金额每天发邮政列车，并要我们跟派押局联系以分成的方式开始运作，在利益的驱动下，我们也开始兵分数路到各派押局进行走访，勾通感情，美名其曰是利用富余运能发展业务，在其共同努力下，分别拿下了上海、广卅，重庆、贵阳、南宁、太原、长沙、湛江等局，并分别与几个托运站按发运线路进行合作，随着包裹发运量的增加，科里也逐渐开始有了小金库，为了调动积极性，我们对内也实行奖励政策，哪个班发运的按一定金额进行结算，每个班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资金支配能力，与此同时，网上各派押局同我们的关系也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走访更加密切，由于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我们也时不时地组织各班班长到各局进行走访，更多的是要求托运站的老板与之同行出资，既勾通了感情又兼顾了参观学习，一举两得，直至今日，一些原来的邮运网上的朋友仍有联系，并成为了好朋友。

转运科是一个集体作业的地方，人员工作密集，劳动强度大，人员素质低，管理难度更大，一些在局里出了名的调皮角色都集中在转运科，在这里当头有时也非常头痛，搞不好就要起冲突，我总结要搞好人员管理，必须要做到拿得起、放得下、顶得住、帮到位，也就是业务能力你不能比别人差要拿得起，但你的为人处事和对待人的方式方法不可过于高调要放得下，对一些无理取闹横行霸道的人和事必须要压得下顶得住，但对于一些确有困难的职工必须想方设法地施以关心要帮到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团结科办的管理人员，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使之成为你的坚强后盾。在日常工作中，最难管理的时候是夜班值守，因为凌晨1点多后有2个多小时的空挡期，当班人员此时做得最多的是跑到附近的地方去打牌，使库房空无一人，无人值守，曾造成了几次流浪人员串入库房偷盗邮件的事情，车站派出所曾送还过丢弃的邮件，为防止无人值守，我们加强了管理，对外出打牌人员进行处罚，后来当班人员转移阵地在休息室里摆起了擂台，因大家都在库房内我们也就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曾有一段时间，长沙局放弃了开炎陵的汽车邮路，由株洲局接力组开南四县邮路，全长230多公里，途经南四县及途中沿线邮电所，两台5吨邮车两头对开，司机属设备科，押运员属转运科，每天开往炎陵的邮车要在当地住宿一晚，由于当时交通不太便利，当地的居民对邮政车及人员还是比较友好的，特别是一些女同胞更是投机所好，给这些借宿人员提供了便利，据说我们这些司机和押运员在当地都有自己相好的，日子过得相当爽，押运员岗位也成了转运的香馍馍。

转运的工作人员在当时实行两种用工制度，一种是正式工，另一种是临时工（后才改为合同工和劳务派遣工），最脏最累的岗位上大多安排的是临时工，因为其待遇低，工作不稳定，听话好安排，所以大多都喜欢用临时工，虽然局里也规定了用人名额，但要用谁或者辞退谁内部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的，为此附近农村青年都争相找关系想进来谋一份职，转运三个班中有一半都是临时工，但临时工也有不好的一点就是没有上升的空间，人员不稳定，遇到出点事或者哪天不如意拍屁股就走人，让你措手不及。也许是集体工作性质的原故，在转运工作的人员大多生活要求比较简单，吃顿饭喝点酒就快乐无比了，所以会喝酒的人大有人在，兄弟局之间的来往最大的乐趣也在酒桌上，只要酒喝好了什么事都好办，很多来株洲走访办事的人大多都要醉熏熏的回家。

一晃又是很多年过去了，如今的转运已成昨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大平面作业和流水线包裹自动分拣机，灵活快捷的汽车邮路早已取代了火车运输，散装包裹也无需装袋作业，快递包裹的作业方式也实行了革命式的改革，但毕竟那熟悉的配方和味道是我们这一代人永久的记忆，难以抹去，也将永存心中。

附转运科历任科长、副科长名单：

傅国柱、杨钢强、周仲篪、陈湘美、陈文斌、倪名春、刘德高、言勇、赵复祥、邓稳龙、易凯德、凃纪萍、曾志勇

转运科的那些点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