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都是泪—我的求学生涯

中国人寿王秋明

　　我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就注定了我是个鸡扒食的命。出生时，正值四年三灾。母亲坐月子时，连稀饭也难喝上一碗，吃的是糠拌榆树皮。爷爷望望我这个刚降临人世的孙子，没有半点喜悦，哀叹道：甜瓜不接，苦瓜压掉丫。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我到四五岁时，还瘦得像个猴子，经常便血。为了生计，爷爷带着我，帮生产队放牛，一直放到八岁。每天三个工分，按分值三分八计算，一天还挣不到一角钱。那时，我们生产队是个老三八队。一年口粮三百八十斤（稻谷），分值三分八，一个劳力，一天只挣到三角八分钱。我父亲目不识丁，是“土改”时期的老干部，当过大队书记，长时间负责村里财经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被造反派揪斗，戴高帽子。父亲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反捆双手，名曰驾飞机，满村游行。我的家被红卫兵抄了，栖身的三间瓦房被拆。父亲白天挨斗，晚上回来栖身的地方都没有，一家大小窝在生产队的牛棚里。母亲泪流满面，鹊鸟也要个窝呀！她崩溃了，神经失常，疯疯癫癫。一家人的生活，就全部落到哥哥和父亲的肩上。

　　每当看到同龄孩子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我却跟着年迈的爷爷牵牛去放，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一蹦一跳的身影，常常独自发呆。爷爷看到我的神情，走到我身旁，用他粗糙而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一句话也不说，牵着我的手，慢慢赶着牛儿走。一天，我牵着牛，一边放，一边用树枝在地上学写字，有一次被时任大队副书记的陈恩球看到了。他问我：孩子你为么事不去学校读书呢？我鼻子一酸，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陈书记望着我，双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别哭，明天你就去上学。十二岁的我，就这样当了插班生，上小学三年级。好景不长，读了不到半年的书，家里揭不开锅盖。哥哥在表叔的帮助下，招工进了供销社。当时工资十七块五毛一个月。爷爷年纪大了，脚腿不方便，走路十分困难，再也不能放牛了。两个弟弟尚小，母亲的病时好时坏，家里生活更是举步维艰。我只好辍学，替父亲搭把手。十三岁那年，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开始了，为了减轻家中的压力，我报名去鄂西北参加三线建设——在生产队，我一天只能拿四分；去三线，顶一个劳动力，可以拿十分。大队领队看到我瘦弱的身体，担心吃不消，不同意，陈恩球知道我家的实际困难，拍板带我去。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父母亲十分不舍。出发前的那天晚上，母亲把家里唯一一只母鸡杀了，用土罐炖好。灶中散发的那种肉香味，直冲心底。母亲在一旁偷偷地流泪，却又强装欢笑，把罐子里的鸡肉不断夹到我的碗里。此生，我再也没闻到过那样的肉香味儿！

　　第二天天未亮，我只带了几件补丁叠补丁的衣服，就出发了。到了武汉，地区领队看到我，问：这是哪里把小孩子带过来了？我们是去修铁路，不是旅游。不管区县带队怎样求情，他坚决不答应，派了一个人，把我从武汉送回。 希望破灭了，我只好回生产队，用稚嫩的双肩，开始干着成年人的活：送粪、插秧、割谷，甚至挑草头。我一干就是两年，个中辛苦，只有经历过农村生活的人才能体验到。但是我心中求学的渴望，却像春天破土而出的笋子，愈长愈疯。哥哥参加工作已近三年，工资由原来的十七块五，涨到了二十二块五。他省吃俭用，对父母亲说：无论多苦，也要把弟弟送到学校读书。这年秋季，我又回到学校，再次当了插班生，读五年级下学期。那时读书，没有课本。学黄帅，写老师大字报，学张铁生，交白卷。我上的是大队民办小学，教室在大队林场山上，是原大队的大礼堂改建的。学校和林场二合一，学生都得参加劳动，即所谓的勤工俭学。林场有一个果园，有大片的桃树林、梨树林。学校每逢一三五搞文体活动，当时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排演三句半，学唱《文化大革命好》《大海航行舵手》等，到生产队汇报演出。二四六，参加林场的劳动，植树锄草、看果园。我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桃树成熟时，我乘帮林场看果园之机，常避开同学，偷偷地摘下几个桃子，趁没人的时候，狼吞虎咽，以解饥饿。我因此落下个毛病，现在看到桃子，嘴里漫水、反胃，想吐。

　　那时，小学升初中不用考试。初中仍是在大队办，仍在小学五年级的那间教室，教师仍是带小学五年级的老师。我英语26个字母都不认识，更不说物理化学。记得物理教师姓陈，在担任物理教师之前，也只读过几年的私塾，一直在大队加工厂轧米。他讲课，如道士念经，抑扬顿挫，我们却一句也没听懂。初二时有了变化：恢复了高考，初中升高中，需要考试。升学考试时，当时班主任是王则先老师，他兼带语文课。他因家庭有海外关系受到牵连，参军、推荐工农兵上大学，都没份。大队书记与王则先的父亲是远房兄弟，又是他父亲的学生，就网开一面，安排他到大队教书。王老师讲课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学生非常喜欢听。我们班的学生，大多是语文成绩非常好，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升学考试时，班主任把我叫到一旁说：考物理时，中间你出来上厕所，我在厕所等你。我到了男厕，班主任把纸条叠成一个纸团，塞到我手里，悄声说：这是物理题答案，你抄完答案后，传给其他同学。我回到考场，偷偷拆开纸团，上面的符号、答案，平时看都没看过。我不知如何抄，就偷偷传给其他同学了。考试完，我像害了一场大病，精神萎靡不振，不思饮食。这次考不上高中，再也没有机会读书了。父母以为我病了，要带我去医院，我不去。班主任得知情况后，来到家里对我说：根据考试的整体情况看，你考得还算可以，有书读，你要有信心。听完班主任的话，我顿时有了信心，人也好了大半，但心中仍像压着一块石头。

　　我在煎熬中等待，终于等到发榜。虽然没有被重点高中录取，但被我所在管理区黄泥高中（初中改办）录取，心中也十分高兴。可到了开学时，却一直没有接到入学通知。其他学校在九月一号就开学了，而黄泥高中在十月底还没有发入学通知。于是，我们这些被录取的同学就找到黄泥高中。说是高中，其实是黄泥初级中学。学校负责人说：我们学校，本是所初级中学，区里面要求我们开高中班，我们一无教室，二无师资力量，办不了，不能误人子弟。你们如果要读书，去区里找管教育的干部。眼看希望再次成为泡影，同学们不甘心，自发组织起来，去找教育组。教育组负责人答应说，过一个星期回复。一个星期后，也就是十一月中旬，我们收到了沈坳高中的入学通知。我这个只上过不到三年学的学生，踏进了高中的校门。虽说是个高中生，我连英语字母都不认识，别说读音，对数理化，同样一窍不通。只是语文还可以。学习起来，特别吃力。特别是数学，什么三角函数呀、对数呀，简直是天文。为了不掉课，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找来初一到初三的课本，别人晚上睡觉时，为了不影响别的同学休息，我买了一个手电筒，钻到被窝里自学。那时是住读。每个星期放一次假，让学生回到家里拿米。交回食堂，食堂过秤后，多少斤米，就发多少票。一斤米交一毛钱的伙食费（加工费），菜票自己掏钱买。我们家常常是一个月的口粮，无论怎么节约，一日三餐熬粥喝，也吃不到二十天。父母就偷偷地在屋后荒山上，开了一块地，种上南瓜、蔬菜和红薯。把萝卜、白菜和米一起煮烫饭吃，勉强度日。但每个月仍然总要饿几天肚子。在入高中的第三个星期六，学校放假，我回家拿米。我到家时，正在收割二季稻，父亲在从田里挑草头上堆时，突然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我赶到稻场，父亲瘫坐在稻场上，脸色苍白，豆粒大的汗珠从额上滚下。我搀扶父亲，回到家里，倒了一碗开水给他。母亲在田间捆谷，听说父亲摔倒了，顾不得扣工分，泪流满面地赶回来。母亲对我说，家里已经有两天没米做饭了。父亲是因为饿，挑重担，没力气上堆，才摔倒了。

听到母亲这样说，我忍不住眼泪也涮涮地流下来。父亲拦住母亲的话，叫他不要说。“孩子回来了，明天要到学校去，要带一个星期的米，我们能忍，孩子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饿。你去塆里借点米，给孩子明天带到学校去。”母亲说，塆里能借的都借了，不好意思再开口。父亲说，去邻塆某某家试试看，能否借点。邻塆那个亲戚，其实女主人只是和我母亲同一个塆，是她年轻时的闺蜜。男主人和我父亲同是“土改”时的干部。他们生产队一年人均口粮有六百斤，分值中心比我们高，有七分，一个劳动日一天能挣七毛，日子比我们生产队好过些。母亲不好意思出面，我自告奋勇去了邻塆。一进姨的家门，姨热情地叫我坐下，说：外甥今天来，我得弄点好吃的。你别急，我先下点面。我忙说不，可肚里咕咕叫，想到父亲苍白的脸，我也鼓起勇气，说是来借几升米（一升约二市斤）。姨笑了，说你莫急，你不说，我已猜到了，先吃完面再说。不一会儿，香喷喷、热腾腾的面出锅了。姨拿出两个大碗，捞了干巴巴两大碗，说：“你先慢吃，我另凉一碗。”这是我今生吃过的最香、最好的两碗面。吃完面，姨找了个装化肥的袋子，把米缸里的米全部倒进袋子，大约有三十来斤，给我背回家。第二天下午就要去学校了。父亲把借来的米，留一半下来，要我带到学校。父母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有两个弟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上学不做体力活儿，少吃点，能挨得过就挨下。等父母去队里劳动时，我把父亲为我准备的米，倒了一半出来留给家里，自己只带了三斤多。食堂吃饭，要菜票。没有钱买菜票，我在家里倒坛倒柜，找到点留作做种的刀豆米。用盐炒好，炒得咸咸的，带到学校做菜。一个星期，七天，我只带三斤二两米。早上一碗稀饭，只有两小瓢，大口二两口就喝了。中晚餐半斤米的饭，只有一碗。人，越是没有粮食时，肚子越大，总是吃不饱。为了节约，吃晚饭时，我一人躲在寝室，把刚家里带来做菜的刀豆米，吃几粒，咸不过，再去食堂，倒开水，喝几碗开水，充饥。三斤二两米票，我一天只能吃五两。也就说，一天最多只能早上喝二两稀饭，中午吃三两米饭，晚上只能喝几碗白开水，才能度过一个星期。

　　上晚自习时，同学李国安向老师报告时说，他刚从食堂兑回的十五斤饭票，放在男生寑室不见了。老师就问：下午谁最先一个进寝室，谁最后一个离开寝室，有谁一人呆在寑室？我举手说，同学们去吃饭时，我一人呆在寑室。这时，全班六十七位同学，六十六双眼睛齐刷刷望着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仿佛我就是那个偷饭票贼。那鄙视的目光，就像一把利剑，刺向了我的心脏。我百口莫辩。比这目光更伤我的心，是当时任班主任何仕谋老师的那句话，至死我都忘不了。他说：谁也没看见你拿了李国安的饭票，你也不能证明你没有拿李国安的饭票。用一句土话来说，黄泥巴糊了屁股，不是屎，也是屎。此话一出，哄堂大笑。同学们的眼光，似无数利箭。我恨地无缝。我咬着牙，满眼淌着泪，无声地跑出了教室，浑身抽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时过境迁，一晃四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仍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鼻子酸酸的。那种因贫穷而被人嘲讽、鄙视，甚至当贼一样对待的情形，永远无法忘记。不论生活多么艰难，我仍然坚持读完高中一年级的上学期，尽管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下学期开学时，我所在的沈坳高中被取消了高中教学资格，我们被转到团陂区团陂高中。团陂高中不收，我们班的同学又面临辍学的危险。无奈，同学们自发组织起来，徒步六十六里路，去县教育局请愿：我们要上学，我们要读书！教育局做我们的工作：你们回去，我们已跟团陂高中联系好了，直接回去上学。这样一来，虽然上了学，比其他高中又晚了二个多月。虽读了高中，前后学习的时间比正常时间最低减少了三分之一。一九八〇年高考时，我们班六十八名同学，一个人也没考上，全军覆没。由于家庭条件限制，我想复读，也不敢在父母面前开口，只好重操旧业。虽然混到了高中毕业的文凭，只断断续续地读了不到五年的书，又回到家里，开始了“农业大学”的生涯。

　　王秋明，男，浠水团陂人。供职于中国人寿浠水支公司。系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浠水县作家协会会员。做过营销公司企划，政府文秘工作。当过记者。1980年代开始从事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在全国30多家报刊发各类作品3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