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大串联

柳

-----文革记忆之一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号召红卫兵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大串联，宣传革命精神。路上食宿、交通均有国家财政支出。全国的红卫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串联热潮。

早先是学校根据县里安排的各班选举“赴京代表”的，好像是一个班选5个人吧。选的条件当然有点苛刻，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肯定望洋兴叹的。10月份，选出的赴京代表去北京了，令人羡慕呀。

当不了“赴京代表”还是自己去吧，中央号召我们去呀。1966年深秋的一天，我们组织了一个串联队，叫“长征革命串联队”。有江胜民、柳忠永、沙小明、江克勤、罗日强、叶森林、叶澄根等等，还有几个同学想不起来了，总共有十人的，开始了革命的大串联。时隔半个多世纪了，有的同学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一起串联的一个新32班叫叶澄根的同学，毕业后学了木匠，后来与屯溪一个叫余重善的同学搞徽派古建。大概1998年骑摩托车去屯溪时在岩寺遭遇车祸，成了植物人。在床上躺了近10年，于2008年逝世了，走时还不足60岁。

那天，我们一大早从潭渡中学出发，首先到了县城的烈士陵园。当时的烈士陵园是在歙县徽师附小（现今的行知小学）的正对面，那里有一个革命烈士纪念碑，我们在那里宣了誓，然后背起铺盖，举着红旗，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和语录歌，迈开豪迈的脚步出发了。

第一天我们到达绩了溪县，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在绩溪县中学吃住。我们走了六十里的公路，不少同学脚底都起了泡。绩溪那个接待站里有个老同志，是个老游击，他告诉我们：盐水泡脚对第二天继续行路有好处。要是起泡了，用针挑个洞，穿一根头发在里面。我们照办了，翌日果然完好如初，活蹦乱跳了。有位好心人听说我们要去旌德，告诉我们如果翻越大会山，会近很多路。

大会山出自歙县许村的箬岭，由西入境，东北走向。主峰大会山，海拔超千米，长约18公里，至黄高峰入旌德。就是说，上下山的路加起来，约30公里，就可以抵达旌德县城，算算要少走十多公里的路。上山了才发觉比想象中困难得多，攀山越岭，与走平路完全两码事了。我们靠着年轻气盛，用了近一天的时间，终于到达了旌德县城。我们被安排在徽水河畔的旌德县中学。

　　走了两天的路，感觉很疲倦，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找到一张老同学在大串联时的珍贵照片，遗憾不是我们的串联队，上面有我的同班同学张锦绣，我们当时也差不多的。

次日赴泾县，是漫长的120里路。我们开始有分两天走和一天走的两种意见的，都是初生牛犊，一天走完的意见占了上风。我从小到大充其量也只走过120里的十分之一差不多，何况还背着铺盖呢。既然大多数要一天走完，咬着牙走吧。我们从早上一直走到半夜才到达泾县，有几个同学都走哭了，休息时躺在路边的沙堆上就睡着了。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次长征，一天背着铺盖走了120里路，现在想都不敢想。我们这帮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还是有股豪气的。

到了泾县，接着就是经过南陵到芜湖。这几天实在太累了，我们不想再走路了。第二天在泾县睡了一天，伴晚去汽车站试探性地办了票，终于用现代交通工具取代了双脚。

到了芜湖，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芜湖四中。那时都是睡在教室里，不分男女、也不分地区的。串联的人太多，我们与安徽北方阜阳的两个串联队睡在一间教室里，他们是去南方的。很有意思的是，北方的那些同学是裸穿棉袄和棉裤、不穿内衣的。晚上睡觉就脱了衣服赤裸睡，半夜上厕所也就这么赤裸去了。还有就是他（她）们白天经常脱了棉袄捉虱子。虱子在南方已基本灭绝了，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身上、头上也有虱子的。有的同学头上生了虱子，男生就剃光头解决，我小学3年级也剃过一次光头。女生也有剃光头的，戴个帽子，经常有调皮的男生把她们的帽子摘了，遭大家搞笑的。

我们在芜湖住了大概两、三天吧，就坐火车去合肥了。 那个时候，到全国任何地方，交通都是一路绿灯，且不愁吃住。我们出来还是迟了，国家当时已经感到巨大的压力，车站、码头的高音喇叭都一个劲儿地劝导同学们回校。我们初次离家，外面的世界，对我们充满了诱惑，北上的初心我们是不能轻易改变的。我们所带的铺盖成了我们的累赘，接待站里什么都有，一路上被条根本没用过。一天上街，正好遇见几个同学从北京回来，在芜湖玩一天就回歙县的，跟他们说了，帮我们被条带回来，马上应允了，革命友谊啊。现在回想不起来那几个同学的名字了，真是有点遗憾，我们从此轻松了。

次日，我们到长江边裕溪口坐大轮船渡过了长江，在江那边乘火车到了合肥。

我们的初衷就是去北京的，北京的吸引力实在太大，说不定还可以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呢，所以我们的初衷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改变的。

在合肥休息一天后，第二天我们去了火车站。挤啊，人山人海，我们几个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成功地挤上了北上的列车。

车厢里水泄不通。大概可以这样来描述：座椅的底下躺着人（当时都是硬座，座位下空间很高），座椅上坐着人、椅背上也坐着人、行李架上躺着人、连厕所都挤了几个人，过道上、车厢接头处就可想而知了。当时的大小便怎么解决的？从窗子爬下去，先决条件是有同伴守着位置，事后再帮忙你从窗子爬上来。男同学就路边、旮旯头解决，女同学就几个人用席子、被单围一个圈。吃饭问题怎么解决的？记得接待站有人用平板车和大木桶拉来许多馒头，从窗口往里传递着，大家每人拿上几个。车厢里什么味道？估计有人憋不住就在车厢里解决了，不堪回忆了……

大家正在庆幸终于上了车的时候，却发现列车始终都不动，一问才知道，列车前方有工人卧轨。老大哥要上北京请愿，要求红卫兵下车让老大哥先去。他们简直就像安家在铁轨上一样，在铁轨上铺些木板草席之类，大家就睡在上面，有些人还用塑料布盖了简易棚，一眼望不到边，大有不腾空车子让他们就谁也别想走的架势。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五、六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又饿又渴，北京是去不成了，工人阶级牛啊。大家商议了一下，下车吧，这个罪实在受不了了，于是大家恋恋不舍地下车了。

我们准备过一天再去的，第二天打听了一下那列车子没挪动，僵持的局面照旧。

那天车厢里的情景实在太可怕。那时我们年轻，有干劲、没有毅力的。去北京的希望渺茫，我们畏缩了，干脆逛逛省城吧。第二天，我们跟在接待站一些同学后面，首先去了安徽大学，参访了我们最崇拜最向往的“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总部。这里记叙着一个刚发生不久的故事，1966年8月26日下午，四牌楼的合肥市百货大楼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份《炮轰安徽省委—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27日，数千名群众观看大字报，群情激昂。围绕着大字报，很多机关干部、职工、市民与写大字报的学生们发生了激烈争论。双方互不相让，进而怒骂，导致了肢体冲突。围观的群众逐渐增多，造成交通堵塞，秩序混乱，场面根本无法控制，这就是“文革”初期安徽著名的“八·二七事件”。

事后以 “安徽大学”的部分学生为主体，成立了“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省里各大院校都有分部，他们还到全省各地进行串联，到处成立分部。歙县就有合工大“八·二七”组织在这里成立的分部，许多同学都参加了，我们几个家庭出生不好的，申请了，说是要考验考验，我们后来就没参加了。“八·二七”成为“文革”初期安徽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慢慢地“造反派”和“保皇派”两个派别逐渐形成了。

我们第二天，又跟着接待站其他同学到安纺总厂的医院里，看望了在两派争斗中受伤的安纺总厂工会主席等人。其实那时我们根本也不懂什么，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走资派？怎么会有两派？我们太小了，一脑子全是浆糊。记得还有一天，我们跟着大家去了省政府一趟。那里每天都有学生去的，要预约、排队的。省政府有专人接待，记得在大门口登记时，我们10个人只准我们进去6个人。进去后，也就是反映了歙县及潭中的一些情况。其实就是玩玩、看看省府大楼而已，反映的情况谁也不在乎。

在合肥的那些天，倒也清闲，三孝口、四牌楼、逍遥津公园、大街小巷都去了，到处瞎转转，反正有吃有住的，在合肥呆了好多天，几乎玩遍了整个省城。 按照我们后来商定的计划，我们乘火车往南京。到了南京火车站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比起合肥算是大巫了。真个是人山人海，火车站也大多了。广场上，大家拥挤时掉的鞋子堆成的鞋山就很能说明问题。那时就是这样，南来北往的学生根本不用管火车是往哪里开的，除了北京，只要能爬上去就行，反正到哪里都不愁吃不愁住的。有一个小故事，新34班的胡天茂同学爬错了火车到了乌鲁木齐，车外到处都是皑皑白雪，还好接待站有人送来了军大衣，领了一件才勉强抵御那北国的严寒。

在南京，我们就住在鸡鸣寺附近的原南京工学院。次日到总统府，人山人海，大都是到南京串联的学生，于是我们上上下下，走马观花一样，溜了一圈。到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梅园新村参观时，这里人更多，上下木楼梯必须互相让着才能通过。不知是哪个地方的同学，还拿照相机拍下了董老摆放在床前的一双旧皮鞋。在那个年代，照相机是很稀罕很奢侈的物品，我们很羡慕，所以有很深的印象。

玄武湖当然也去转了一下，玄武湖是个有名的旅游景区，景色很秀丽，当然比不上现在，那时很萧条，那里的学生相对较少。那时的学生们游山玩水的不多，大家都受了大形势的感染，革命重要，都往政治中心去了。玄武湖我们稍稍转了一下就离开前往中山陵了。中山陵，孙中山先生的陵寝，位于紫金山南麓钟山，气势雄伟，有392级台阶。当年我们年轻，上山一点没感觉吃力，还数了多少级台阶。来回的公交车虽然很挤，但还是很方便，我们也不用买票，挤上车就行，坐错了车再又重新坐回来就是。

接下来，在南京玩几天后，又坐火车来到了上海。在上海，我们有幸被安排住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东路，那里高楼大厦林立，具体什么位置记不起来了，应该就在南京东路与四川中路的交叉处附近，因为我们接待站吃饭的地点就在不远的四川中路上。

至于在上海呆了多少天？去过什么地方？忘记了。仅记得到城隍庙转了转，从住的地方走到城隍庙不远的。城隍庙很大、人很多，就像以前听人说的，里面啥都有，很好玩。再就是到南京路逛了逛，看了最高的国际饭店，24层楼。南京路到处花花绿绿的，那时的上海南京路应该算是全中国最繁华的地方了。我们从人民广场一直走到外滩，外滩当时其实很破旧，但在我们眼里很漂亮，到处是大厦林立。

我们特别看了耸立在那里的260英尺高（合79.2米）的海关钟楼，当时是外滩最高的大楼了。上海海关大钟与英国伦敦大本钟以及莫斯科红场大本钟是三座兄弟钟，同为英国一家公司定制生产的。那个大钟每隔15分钟音乐就响起一次，那个时候奏鸣的音乐已经由1927年建成以来一直使用的英国皇家《威斯敏斯特》奏鸣曲，改成了《东方红》，这当然是红卫兵的功劳咯。黄浦江的水是浑浊的，江里船只很多，大船小船，江的对面是一片荒芜，我们就在那里坐了半天，看着那里来来往往的船只。同学们都来自小地方的，没见过大世面，也就是乡下佬进城吧，所看见的景象已经是最最顶级了，那新鲜、那兴奋，简直无法形容。

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双层的。以前我在家时普通火车倒也坐过几次，这种双层列车还是第一次乘坐，感觉很豪华很舒适，同学们都感觉新鲜的不得了，大开眼界了。

最后在杭州待了几天，去西湖玩了一次，感觉西湖很大。我们坐船在西湖里转了一下，就看了那个三潭印月。除此以外，记不起来还到过哪里，也就是在我们住的接待站附近的街上走走。有一个小小插曲，一天上街去，看见许多人在排队，以为是领毛主席像章的（经常遇到有这种事的），我与两个同学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排到了，结果是卖雪茄烟的，5毛钱/支，每人限买一支。当时的尴尬简直没法形容，赌气每人买了一支，回到接待站呼啦呼啦抽起来，谁知抽两口就头昏脑胀，倒在床上人事不省，足足睡了半天（好多年后才知道，雪茄烟是要醉人的，哈哈）。那几天在杭州住哪里？在哪里吃饭？还去过哪里玩？记不起来了，20多天了，那时年纪太小，恋家，于是就坐汽车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