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生涯之走入龙江》 作者：王岑生

文雅

　 （一）

1970年我即将高中毕业，在那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年代，中学毕业的方向无一例外都是到一个偏远的农村插队，毕业即农民，毫无个人的志向可言。但在前一年（1969年）这个局面有了一点点微妙改变，我当时就读南宁二中当年毕业的初中生中，有几个人分配到了柳州机械厂，在学校披红挂彩给这几位学生送行的锣鼓声中，我们也似乎看到了一丝丝的希望。

终于在8月底的某天晚上，班主任冯老师骑着自行车兴冲冲地来我家，还没到家门口就大声地呼唤我的名字，父母亲连忙将其迎进家，他兴奋地递给我们一张通知书，通知书上清楚地写着我被分配到广西龙江机械厂当工人，接到通知全家人都很高兴，但送走冯老师后，我们高兴劲才渐渐平静下来，冷静下来一想这连工厂在何处、生活环境如何、生产什么、规模多大等一系列问题都还不知道呢，只知道大概是河池南丹方向，虽说当工人好，可是远离家门也不知前景如何。但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个人的一切都是由组织安排的，个人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如果不服从组织安排后果是很严重的，再说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大环境下，当工人不管怎么说都会比农民好得多，家里有个工人就像现在家里有个当公务员的一样荣耀。

　 按通知书上的要求，9月5号我们接到通知的所有人都到位于共和路上原市政协所在地集中，到了才知道同是二中的同学都有谁同行，我们高中连的还有刘平、李运生、何永东、郭茂江、杨继烈、邓荣安、黄启帮、廖仁青、徐桂江、柏小山（后改名丁柏山）、赵永红、陈玉萍、曾美云。龙江厂来接工的头头是厂劳资科的科长叫竺林孝，他向我们介绍了何时集中出发、注意事项、需办的手续等，并向我们强调了保密制度，厂在什么地方也不说只说把户口转到河池即可，厂的邮箱号为507，厂里生产啥也不说，多大规模？甚至连什么性质的都不说，让大家感到莫名的神秘。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就忙着办转户口、准备行装，当时对河池的概念很模糊，只知道离南宁很远在南宁的北方，也知道当年有一句顺口溜“河池南丹，有钱难返”。这次的离家，就意味着我也正式地走入社会，因此那几天我母亲在里里外外地为我准备着行装，当年每个人衣物不多，用不着挑选，全部衣物行装就是夏、冬各两套衣服加上床上的蚊帐、被子、席子、包上就是了，但传说河池冬天很冷，还会下雪，母亲一夜未眠给我赶制两条绒裤（当年没有像现在有衬裤、保暖内衣卖），夜已经很深，当我从梦中醒来还听见缝纫机“哒哒”的声音，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呀。由于时间关系，赶制棉衣已来不及了，只能待走后再做好寄去。

(二）

9月9日，这是我人生中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这一天南宁火车站站台上人流攒动，我们龙江厂的新工人共三百多人，大家的亲朋好友都来相送，我们全家也都来了。站台上热闹非凡，人群中各种各样表情都有，有哭的有笑的、有絮絮叨叨反复叮咛的，有沉默不语深沉相望的，父母亲倒是显得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儿子已长大成人奔向社会了。

　 火车大约十点钟在一片互相欢送声中徐徐开出，我们全部人员共包了两节硬座车厢，我们几位同学同坐在一起一路上车厢欢声笑语，大多数人没出过远门，能够出一次远门，也像是出门旅游一样令人兴奋，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去即将意味着什么？都沉浸在外出见世面当工人的喜悦中，有一位初中同学还傻乎乎地问我们几点到桂林（还想着浏览桂林风光）。

下午5点左右火车到达柳州，将我们这两节车厢抛下在调车场后继续前行，随行的接工人员到车站去办理转车手续，我们就在车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站着，也不知过了多久，吃了一些自带的食物后，在天蒙蒙黑时将我们两节车厢挂在一列货车后向西开去，很快伸手不见五指，天就完全黑了，由于车厢是挂在货车后面，没有水也没有电，车厢里面漆黑一片，一来大家坐了一天车也有点累了，兴奋劲也过去了，二来在黄昏傍晚时分大家也有点开始想家了，加上不知轰隆的列车将把自己带到何方，开始从心底涌出那么一丝丝的惆怅，车厢里渐渐地静了下来，很多人都静静地看着车窗外黑漆漆的夜空，有的就着车厢的摇晃眯眯糊糊地睡着了，我将头伸出车窗外，只见天上飘起了丝丝的细雨，火车头冒着黑烟，雪亮的车灯照着雨丝，划破黑幕在向西奔驰，我也不知道到哪了，更不知将要到哪，我也渐渐地闭上眼蒙昽睡。

　 大约在半夜1点左右，火车终于在金城江站停下，在调车场反复几次将我们两节车厢甩在一个简易的站台，只见站台上停着一长列解放卡车，有几个人“咣当咣当”敲着锣鼓在欢迎我们（后来知道是厂里宣传队），大家也顾不上他们，手忙脚乱地提着行李下车来在站台上等候，忽然有几个人指着车站背后的几个隐隐约约的白色雾状在讨论什么，有的说是云有的说是树……，结果有人仔细一看，惊呼起来“是山、是山……”，果真是一座高耸的石山，黑白相间的岩石像是片片白云，因为绝大多数人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高的大山，因此引起大家一片惊呼，大家说不上的惊讶还是害怕了，反正是一片惊叫和议论。

在带队干部的指挥下，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行李装上卡车然后爬上车，十几辆汽车排成一长列，向夜幕中开去，汽车在崇山峻岭中一路奔驰，大约开了有二十来分钟又开回了金城江市区，当年的金城江市区比现在的一些镇都不如，但尽管这样大家还是很开心，因为工厂离城区不远，听到有人说 “这个厂真的是很保密的，汽车故意兜圈子不让我们懂路”，能进入保密单位说明自己的身份也高呀（其实过后才知道，金城江前不久刚经历了一场洪水，将市区内龙江木桥冲垮了，汽车只能绕道地区二医院、水电设备厂、后来的肉联厂，从龙江河上游的战备桥过河，再穿过市区驶回厂）。然而汽车却不管不顾地继续向前开去，开了十多分钟远远地看到一片灯光，大家以为到了，谁知汽车没有稍微的减速还是继续向前开（后来得知这是我们兄弟厂东江机械厂），望着车灯照着的石山和岖崎山路以及汽车不停地急驰，车上一片安静大家心情逐渐沉重，有一个人甚至流下眼泪，然后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自嘲说是晕车，也难怪从一个从未出过门的城市青年学生，然后从繁华大城市坐了一天多的车钻进黑漆漆的山沟里，无论谁都会有很大的落差感的。

汽车终于到达目的地--龙江机械厂，在食堂（兼礼堂）门前停下来，时间已是半夜二点多左右了，厂里正好是下夜班时候，一些下班的女工也热情地帮我们卸行李。按厂里的安排女同学四人一间地住在集体宿舍，而男同学全部住在礼堂里，礼堂下面和台上排列着一张张新床，也不分配谁抢到哪张床就睡哪张床，我们几位二中的同学手脚快，抢到了在台上位置的床，很快安顿好床铺，就到食堂窗口打了一碗面条（免费）作为宵夜，吃完后爬上床就睡觉去了。

　 第二天是9月10日，是大晴天，我们睡到9-10点钟，在一片枪声中起了床。起床后我们几位男同学就沿着厂里通往大门口的大道向外走去，厂大门口离我们所居住的生活区约有5-6百米远，大道一边是靠山，间或有一些师傅称为干打垒，也就是泥垒的生活居住房，而另一边隔着一条水沟，是一大片开阔的平地，离远处的山大约也有几百米远，这片平地上是生产队的田地，种了一些玉米、黄花菜等的作物。看到明媚的阳光明，昨晚的郁闷心情也好了很多，路上遇有一位农民在摆摊卖山野葡萄，一粒粒乌黑欲滴煞是诱人，而且便宜得出奇5分钱可以买一大堆，但一尝酸得掉牙基本上就丢了（现在可是酿葡萄酒的好原料）。走在路上碰到招工的竺林孝科长，他告诉我们，厂门口三江口有一个卖农产品的墟，我们高兴地想去“赶墟”，谁知到了三江口，那见什么“墟”呀，只有几个农民在树下摆了一个筐，卖几颗菜而已，大失所望，于是便在三江口桥上徜徉，三江口上有一座上世纪30年代民国时期修造的木桥，当年这座桥是联接柳州通往桂西乃至大西南的交通要道，桥头还竖着当年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题字“三江口大桥”，桥头有几棵不知有多少年的很高的大树，树下常有村民在此歇息聊天，桥头有一高坡，坡上有一干打垒建起的小卖部，进去黑咕咙咚的有一股说不上什么味道（后来知道是化肥农药味），店里长年只有一位操北方口音的40多岁的女售货员，卖一些油盐酱醋、水果硬糖及化肥农药之类农村生活、生产必需品。从桥面上看向下游望去，远处群山耸立，姿态万千，龙江河蜿蜒远去，河水清彻，准能见到下面的片片巨石，水面倒映着岸边一丛丛凤尾竹，风光旖旎，这种景色如果是旅游途中，一定会被称之为美景，但是当时在欣赏景色时突然会想到，自己今后一辈子是否就在此扎根了？今后在这儿有了儿子、孙子，子孙就是说着当地话的当地人了，心情顿时觉得很惆怅，有一种莫名的苍凉感。

听树下闲站的农民说，在离此约四公里远处有一东江街，那才是真正的墟场，大家一商量说今后长年在此生活，去的机会多了去了，就不必现在非去不可了吧，于是就转身回厂了。

（三）

进了厂后，才把工厂的情况大致了解，工厂对外名称为“广西龙江机械厂”，对内则是“九六九六厂”，邮政编号则是507信箱，是广西区国防工办下属的兵工厂，这是当年中央在全国建设三线工厂、准备打仗的决策下，全国各地都建设了一批小三线工厂，生产战备军用物质，我们厂是生产56式半自动步枪，广西还有他的三线兵工厂生产各种军用产品。我们厂位于河池县城金城江镇东面约14公里处，厂址门口是柳州通往云贵的道路与金城江通往白土镇的交汇处，此处也是环江河与龙江河汇合处下游约一公里，故称为“三江口”。厂址是一大一小两个四面环山只有一条路出入的“弄场（当地俗称，即四面环山中间的平地）”当地人称之为“牛垌，其中大的叫“大牛垌”，小的叫“小牛垌”，四面山头群峰林立，灌木丛林密不透风，“大牛垌”的面积超过一平方公里，小牛垌的面积约为大牛垌的四分之一。厂生活区及办公区安排在“大牛垌”，生产车间除锅炉房三连（木工车间）、八连（机修车间）在“大牛垌”外其余的在“小牛垌”，山区地形独特，只要把住大小牛洞的出入口，任何人都难以进入这两个牛洞。尤其是小牛洞，过了一个通道后，又是一片天地。厂里为此在小牛洞口设置了一个持枪岗哨。据说小牛洞在旧社会是土匪撕票杀人的场所。从保密性和隐蔽性来说，不失为一个天然理想的兵工厂厂址。

龙江厂是1965年3月成立的筹备处、当年9月动工兴建的，由重庆建设厂（老兵工厂）对口支援建成，1966年8月投料试产，后文革动乱停产于1968年复产并通过鉴定验收转入批量生产，当时设计能力为年产一万支56式半自动步枪，而后不断扩大产能，到1971年已形成年产3万支的能力。厂第一任厂长是傅玺忱、党委书记是梁德，我们进厂时厂长是周矛序、党委书记为现疫军人刘政委。由于工厂在国防工办领导下，当时国防工办是广西军区下属单位所以厂里从厂书记、副厂长、副书记直至科室及车间很多干部均为现役军人，形成一道既有穿军装，也有穿便服军民共事的独特场景，厂里实行军事化编制，车间为连，工段为排，连队指导员（车间书记）一般均为老的部队转业干部，连长（车间主任）一般都是建设厂来的技术工人转干担任。工人原来基本上是以复退军人及建设厂支援的技术工人为主，我们进厂时，厂里已经几次招工，人数已1700多人。工人中主要有几个地方人员，一是四川老厂来的老师傅及其子弟，二是南宁仔（包括我们这批300多人及65年进厂的南宁籍工人），三是玉林籍（在我们进厂前几个月招收约200多人差不多同时招的100多复退军人），四是柳州地区、桂林全州的学生及复退军人，由于人员来自各五湖四海，口音五花八门，有南宁白话、桂柳话、玉林白话、客家话、四川话……，但基本上都是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四）

按厂里计划安排，我们这批新进厂的工人要集中学习到月底（九月底），学习内容包括时事政治、厂规厂纪、生产规程等，在我的印象中，每天都是在厂生活区的空地上，听着“辟啪”的枪声（试枪的声音，由于靶房在一处山凹处，回声特别大），按原来的学校分成几个单位进行学习，基本上是学习时事政治，无非是读读报，再分别发言谈谈言不由衷的话，间接也五音不齐地吼几首样版戏曲段子。这样进行个把星期后厂里也是无聊了，干脆让我们干点什么吧，于是组织我们这批新工人在原来灯光球场旁边铺一个新篮球场，大家也坐腻了，干点劳动也挺好，而且当年在中学时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干这点活也不算什么，加上当时许多人也有点小九九，希望通过劳动表现一下，好分个好工种，因此劳动场面也是热火朝天的，把那块场地整平，推来石灰沙石、黄泥等原料搅拌后铺平，就用木片使劲敲打平整，这就是所谓的“三合土”待晒干后有一定的硬度，在那个水泥紧缺的年代，这种三合土球场也是很常见的。

在劳动期间，厂里给大家发了生活津贴，按当时工资待遇学徒工每月是领取津贴费，头一年每月17元，第2年为18元，第三年为19元，每年另有两季各10元服装补助费，这第一次发饷就是17元+10元=27元，这点钱在现在说来不值一提，但当时对大家来说可称得上“巨款”了，许多人活到当时也没有拿过这么多钱，而且还是自己挣的钱，发钱那天许多人都裂着嘴笑，一些故作矜持的人也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除了拿学徒工的津贴以外，对学徒工还有些特殊的规定，即学徒工三年（视工种而定，大多是三年，也有两年的）期间没有探亲假，不能谈恋爱等等的束缚性的规定。

　　大约在9月下旬各车间的生产因为要完成指标任务向国庆献礼，生产非常紧张，于是纷纷要求尽快把这批新工人分下车间赶任务，所以厂里也就提前在大约24-25号就分配工作了，当天晚饭后在厂里灯光球场进行宣读分配名单，大家都很兴奋也很忐忑，因为工种基本上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职业了，因此这个宣布就像分配工作一样。当时厂里一共设了九个连（车间）还有锅炉房、仓库、理化室、计量室等辅助性机构，当时我比较青睐的是开机器、搞机修、做电工，所以在我的脑子里只要不是去三连和锅炉房就好了，具体的也没有多想。名单是从一到九连按序宣布的，宣读时三连一过，没有读到名字的都欢呼起来，读到六连时有我的名字了，当时既没有兴奋也没有沮丧，反而觉得有那么一点说不出的惆怅，过后多年回忆起，可能是感觉到有一种人生转折的惆怅，因为面临着踏上人生的一个新起点，面临一种新的命运，而这个起点和命运并不是自己非常想往的（当年心心相思是当兵或者是搞科学技术），所以觉得有点茫然。

劳资科宣读完后，各连就派人领着分派的新工人到车间，我们一起分到六连的共有二十余人，六连的代号是816，是厂里三个机加工连中的一个，除了机匣盖与刺刀算比较大的零件外，大都是生产枪上小零件，连里共三个排十二个班，连长高树伦是四川箱老厂来的老工人，业务熟悉、生性忠厚，指导员余天高是江西人，部队转业干部，性子急但为人梗直正派。我分在二排四班，四班是生产枪上的表尺，当时班里加上我们四位新工人共20人，班里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随即安排了工种并分配了各自的师傅，我分为铣工，跟着骆兰珍师傅。接着就宣布今晚继续加班，一起到钳台前拿着锉刀给零件打毛刺（零件经过机械加工后都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毛刺，需要人工用锉刀将毛刺锉去，使零件光滑），这一干就是干到晚上11点左右才能回去休息。

　　从此我算是正式参加工作了，正式工种是铣工，每天跟着骆师傅开一台万能铣，铣床是用特定的铣刀对安装在特定的夹具上的工件、多种表面进行加工的机床，铣刀以旋转运动，工件作进给运动，铣刀便在工件上进行切削成各种需要的形状。铣床有卧式和立式，所谓万能铣是机头可以做各个方位调整，并可安装不同的机头，即可作为卧式，也可作为立式使用。我们班生产的表尺看来简单，但加工起来却并不是简单表尺是一个组合件，由三个零件组成即表尺板、游标、游标卡，三个零件从材料下料到加工并装配为成品，共约150多道工序，其中很多工序就由铣床加工。本来这些万能铣床是通用机械，固定的零部件是可以设计专用的机械来进行加工的，但当年为了尽快生产，就没有设计专用机械设备而用通用设备来加工，但由于机械缺乏，不可能做到全流水作业，每台机械都是承担着多道工序的加工，因此零件都是按批次来加工，每月按当月的生产定额下料（当时年产二万枝枪，每月生产的零件加上备用就要有二千件），然后一道道工序进行加工，在铣床上加工完一个批次的工序后，又换上专用的刀夹具加工下一道工序，周而复始。

刚下车间的那几天是临近国庆节了，当年都兴重大节假日用生产成果献礼，连里、班里也不例外，因此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当时还有一特殊规定，即每天晚上都要安排政治学习，7点半学到9点半再加班到11点左右，刚开始一两天还没什么，但连续天天都如此，对当时正处于长身体时期的年轻人来说，每天都处于睡眠不足的状况，真是难受之极，但又不敢多说，只能硬着头皮支撑。终于撑到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超额完成当月生产任务，连里排着队敲锣打鼓举着喜报到厂办公室“报喜”，回来后排长说今晚不加班，大家早点回去吧，我赶快趁着天黑回到宿舍，什么事也不做，上床睡觉，头一沾枕头就睡着，直到第二天9、10点钟才算缓过来。

　　三天假期一过，就又恢复到那种简单重复而又枯燥无味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中，当时由于是兵工厂，是实施军事化的管理的，每天早晨6点天未亮大喇叭就响起了起床军号，大家便一窝蜂地爬起，像打仗似的赶紧上厕所、洗漱、打早餐，匆忙扒啦完集合号又吹响了，赶紧集合排队进车间，然后7点半是“雷打动”的“天天读”一小时，接着上班八小时通常是上午三个半小时到十二点，中午到食堂排队打饭，吃完后基本就要上班了，下午从一点半到六点共四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打饭吃完后就是七点多了，又要排队进车间进行“政治学习”二小时（每周学习五个晚上），学习完就是加班打毛刺到十一点左右，回到宿舍洗漱完上床已是十二点了，算下来每天从早晨六点起床到晚上十二点上床，基本上是十八个小时连轴转，这十八个小时内真正属于自己支配的也不过四小时左右。而且每个星期一天的休息也不能保证，我记得有一次班长开会时说的一句话 “这个月大家非常努力，任务完成得很好，所以这个月我们得过了两个星期天”，可见一个月得休息2天已是“很奢侈”的了。当时整个社会都兴“大会战”厂里也不例外，年初是“大战一月，争取开门红”接下来是“大战二、三月，献礼一季度”，五月份 “ 大战红五月”，七月、八月“战高温、夺高产”，月“大战九月，向国庆献礼”、十一、二月“苦战**天，超额完成全年任务”……。总而言之，什么时候都能想出大战的口号。另外由于当时的大环境也确是很紧张，南面是越南战场，越南和美国正打得呜乎矣哉，中国是越南的支持方，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支持，北面苏联虎视眈眈，所以对军工企业来说几乎就是处于战争时期，生产任务是一再加码，本来厂里设计生产能力是一万支 / 年，后经一再提高产量到我离开厂上大学时已达到3~4万支 /年的生产能力了，说实在的，这个产量很大成份上不是靠科技进步或是产能增加来提高的，而是靠员工拚着命打疲劳战术而取得的，是难以持久的。但凭心而论，当时厂里的产量与质量却是很好的，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很严格，从来没有因为生产任务重而放松质量。部队也派人驻厂作为“军检人员”，有点质量问题决不放过。

我的工种是铣工，是在铣床上加工零件，每个零件加工的时间很短，短的几秒，最大的工序加工时间也不过是十几二十秒，所以基本上一上机床双手就不得停歇，而且机械加工时要用油进行冷却（柴油+菜子油）双手就在油里泡着，冷却油经常濺得满身都是。有的工序是用立式铣床高速加工，不用油冷却，但飞速旋转的铣刀加工零件时切削的高温铁屑到处飞濺，落到衣服内会把皮肤烫得一个水泡，把衣服和尼龙袜烫成一个个小小洞。当时不像现在劳保那么完善，当时机加工人每两年才发一条工装裤，但那个年头人们缺衣少穿的，工装裤都改装成日常的裤子，所以上班的时候也没有专门的工作服，再说车间里也没有更衣室，职工都是穿着平常的衣服上班的，因此机加工的工人基本上都是满身星星点点的油污，连袜子都是油渍渍的，再怎么洗衣服上都是一块块油渍斑点最可笑的是鞋子，当时流行都是穿解放鞋或北京布鞋，浸了油后布鞋成了油鞋，解放鞋的橡胶碰上油就膨胀变形，一只只弯曲翘成船形。毫不夸张地说，当年机加工的工人这身打扮如果出现在现在，那整个就是一叫花子。

工作的辛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工作的枯燥乏味，前面说了，我们班加工的零件是小零件，因此每个零件自动加工的时间很短，而每个班次要加工几百甚至上千件，因此机床一开起来基本就手不停地干，因为加工的刀具和夹具都是特制的，一上机床切削就是特定的形状，所以加工工序的简单，使得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可言，我跟师傅不到一星期就独立上岗操作，就有定额了。简单重复的工作最容易让人产生枯燥感，而且八个小时里没有机会和旁人说上几句话，只是己默默地机械地操作着，每次一上班就盯着车间墙上的挂钟，望一眼过去了五分钟，再看一次又过了十分钟，就这样慢慢捱着时间，八小时就像一根不断拉长的橡皮胶，感觉到是何等的漫长？而且我们机加工基本是站着工作的，如果站着做不同的事还好办，但八个小时的重复动作使得站立特别累，腰酸腿累得不行。整个生活的轨迹基本上就是每天三点一线（宿舍—食堂—车间—食堂—宿舍）。当晚上洗漱完后躺在床上时，长舒一口气，感到这时是最幸福的时刻了。但不管怎么说在两年多不长的时间里，我还是在技术上学到了一些工业知识。

（五）

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过着，工作虽然枯燥，却挡不住年轻人活泼的天性。我们几位很要好的朋友，下了班就喜欢聚在一起，甚至吃饭时端着饭碗都聚在一起吃，休息日时大家就凑在一起，或爬山或游泳、划船、上街，有时结伙拦车爬车到附近集镇赶圩。当年的社会风气在某种程度来说是挺好的，有时在公路上挥手拦车，不少司机都会停下车子梢带上一段路。

当时我们无事时也去赶赶圩，圩集是中国农耕社会时期商品交易的一个重要场所，对于农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我们当时也只是赶个热闹，并没有刻意要买什么，当然，当时厂里伙食差，有时在圩上买点青菜、鸡蛋之类的解解馋，由于长期吃罗卜干或是红豆，吃一把青菜也是改善生活了。离厂四公里是东江街，虽然不远，但也要走一条很崎岖的小路，先穿过一片松树林，然后走过过铁路桥，而且这个街是比较小，很旧的一个古镇，卖东西也不多。另一个是德胜街，德胜是宜山的一个公社，由于地处交通要道镇街比较大，商业较发达，东西也比较丰富，像东江街甚至金城江都不多见的鸡蛋鸭蛋之类的在这儿是比较常见，东西也相对较便宜。但德胜街比较远，离厂区30多公里。好在通汽车和火车，从柳州到贵州的大西南的公路也从龙江厂附近的三江口路过，我们就也时常光顾。

厂里的生活虽然单调，但有年轻人在的地方就不缺乏快乐，厂址所在地“牛垌”四面都是大石山，但植被很好，山上长满了树和灌木，别看从远处望好像树都不高，真正爬上去才知道，很多树都是很大的大树。在春季的某个休息日，我们结伙翻过一个山头进入另一个群山丛时，只见山谷里草木嫩绿、山花烂漫，整个山谷万籁寂静，偶尔传来山雀婉转的鸣啼，其中那一丛丛粉红的野桃花和白色不知名的山花装点在一片绿色中，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景色；而在夏天时在三江口桥上往上下游看去，远处崇山峻岭，近处两岸凤尾摇曳、江水清彻、凉风习习，倒映着青山绿树，煞是好看；秋天时山里气候凉爽，厂附近的农田里一片金黄；这里的冬天与南宁相比很冷，田野潇潇，但山上仍是一片绿色。我们几位都喜欢摄影，从拍摄到冲印出像片都是自己动手，这也是一种乐趣，无意中也留下了很多岁月的印迹。这种种乐趣也大大地冲淡了工作上的枯燥，给生活增添了色彩，帮助我们度过那种难熬的岁月。

（六）

1972年，大学恢复了招生和教学，我有兴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广西大学化学化工系分析化学专业学习，这个过程及在大学的经历，我在另一篇回忆录中有专门的描述，大学学习毕业后，我于1976年2月回到厂里，分配在厂理化室工作，在理化室工作劳动强度大大低于车间，车间送样来时就做样分析成份，没送样来就无事可做，可以聊聊天看看报、看看业务书籍，这段期间虽然工作轻松，但仍然是觉得还是那种平凡无聊，有时也觉得挺迷茫的，不知道前途在何处。在1977年下半年河池地区成立了环保一办，当时自治区环保办给各地市环保办的任务是，每年春秋各做两次地表水监测，龙江河作为全区主要的地表河流，被列入监测的名单，而当时地区监测站尚未成立，地区环保办只有一官一兵二个人，于是便采取临时借调各厂矿企业化验人员集中完成监测任务。厂里接到借调函后派了我去，大约一个月左右完成了监测任务。谁知第二年春季时，地区环保办一纸公函，又没有要求各厂抽调人员，这次除了点各厂矿企业的名外，还点了四个人的名，其中就有我一个，厂里反正有我不多无我不少，就按来函点名派我参加，做完水质监测以后，河池地区环保办因为要成立监测站，便有意留下我，开始以留下协助办环保宣传展览为名继续留下，实则是想将我调入，当然我从业务和工作性质考虑也愿意到地区环保部门工作，于是环保办与厂里联系，最终厂里也就同意放我，从此我就走上了献身一辈子的环保事业，一直做到退休。

（七）

其实算起来我前后真正在龙江厂只有三年半，这在人生的历史中只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但是这却是我步入社会、走向人生的重要一步，给我的人生留下永远磨灭不了的印痕，多少年后我多少次在梦中还梦见身处龙江厂的情景，此景此物非常真切、非常清晰，就像身临其境。当年的艰苦和现在的幸福形成非常强的对比和反差，但丝毫不影响我对当年的怀念。至今我还常参与龙江厂工友们的聚会，虽然很多人不认识，但主要是通过聚会体会那种情调，我知道这段龙江厂生涯在我意识中的地位，是永远不可能抹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