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读林东海先生的最后力著《李白游踪考察记》

宋红

按：本文刊发于《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22）》“新书选评”栏目，标题有改动。感谢《年鉴》刊发此文，感谢责编郭丽的辛勤劳动。

                                                                    宋红

刊物发表时标题直接用“《李白游踪考察记》林东海著”

        202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林东海先生耗时十年完成的力著《李白游踪考察记》，然而这竟成为他的遗著，林先生已于2020年4月离世。我把他一直牵挂的这本书供奉于他的灵前，含泪写下《林东海先生<李白游踪考察记>初见样书，叠前“拙著<杜甫游踪考察记>见样书”韵》七律一首：

 

        两度寻仙苦备尝，卅年风雨满头霜。

        移来故地千般貌，阅尽名山万卷藏。

        心迹双清存鹤态，襟怀一豁对蟾光。

        化凫阮屐绝尘去，麟阁终传翰墨香。

 

        研究李白的学者都清楚，林东海先生是当代全程寻访李白游踪第一人。1981年5月3日至1982年12月27日，林先生多次离京赴外地考察，实际考察时间将近一年，考察地点涉及十四个省份和直辖市，走遍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搜集拍摄了大量可资参考的材料和图片，并对李白生平和创作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新见解。当年考察成果已体现在林东海著、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美乃美株式会社联合出版的日文版《诗人李白》（上下）和人美社版《太白游踪探胜》二书中。考察途中，林先生还于车上、船上、枕上，吟成纪游之作凡二百六十馀首，亦考察行迹之记录，八十年代中期，就中选出一百六十馀首，结集为《江河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然而林先生还记有考察日录，一直想根据日录，写成李白游踪考察记。2006年，林先生应邀参加绵阳国际李白文化旅游节江油分会场之李白故居开园仪式、李白文化论坛，会后重游剑门关等李白游历之地，发现山川胜迹、先贤遗踪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所见、所录已有很大不同，于是萌生了重走李白之路的想法。2009年，林先生邀我联手进行李杜游踪二度考察，历时十年，方有他的《李白游踪考察记》和我的《杜甫游踪考察记》面世。

        1985年，王运熙先生在为《太白游踪探胜》作序时评价林先生的工作曰：

 

    这种图文并茂的著作，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无疑是一件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此书不但是李白研究史上的一个创举，为今后李白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而且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园地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因此，本书的产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李白游踪考察记》是对李白研究史上这一“创举”的继承和发扬，对前后两次考察的记述，体现出历史文化的传承与演变，也体现出三十年间社会的发展与民风的改易，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实地考察的第一步是确定点位，这一方面需要作者的文史积累与涉猎，同时需要有对资料的推排考索辨析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不惮辛劳的实证精神。林东海先生对安徽贵池白笴陂的定位就是一个很好例证。

        李白有《游秋浦白笴陂二首》，曰“何处夜行好，月明白笴陂”（其一）；“白笴夜长啸，爽然溪谷寒”（其二），可知李白曾在白笴陂停宿。这个白笴陂，《嘉靖池州府志》认为在城西南二十五里，王琦注太白集取此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白在安徽》亦取此说。然林东海先生又看到光绪《贵池县志》的说法：“邑中白笴陂有二：一在城南二十五里，唐处士巩畴栖隐处；一在城南八十里，李白游览处。宋彭泽令曹清移家于此。今有曹村，亦名怀陶里。”县志否定了府志，而且指向更为清晰，所以林先生坚持要到城南八十里处的曹村去看个究竟。先来到曹村所属棠溪公社，询问曹村是否有李白的遗迹，皆云未闻。但林先生在检阅棠溪公社地图时，发现曹村之侧有青莲庵。尽管以青莲名寺者所在多有，未必与“青莲居士”有关，但《贵池县志》卷三“白笴山”条载有清曹村曹文慧《太白祠遗址》五律，诗云：“白笴千峰里，飞来皎月光。相传唐李白，此处旧祠堂。路断苔痕苦，诗摩石篆香。风流呼欲去，溪水共徜徉。”所以林先生说：“这所谓‘青莲庵’便的确与太白有关系了，其先乃是李白祠。”然而公社距曹村五里，皆乡村小路，车行不便，他迈开两腿，徒步走到曹村。考察记记述：

 

    青莲庵就在村旁，1964年“四清”时已拆毁。基址已种上庄稼，残石垒于田塍之上。……在庵址之侧狮形山摩崖，有一树迎春花正宁静绽放，花树掩映石壁，我们在狮形山突出如同拱桥的山脊上，发现了“太白读书处”五个一米多见方的大字，隐然呈现于山脊灌木之间，“读”字漫漶，已看不很清楚。这五个字从漫漶的情况看，镌刻时间不会晚于明代。很有可能是宋代曹清所刻。……看到这一景观者，有棠溪公社组织委员章鸿集、曹村大队副支书柯清和、县文化馆陈渭水、县文化局钱国胜、县供电局司机吴爱国诸同志，曹村柯清和同志尤其高兴，说：“喜出望外！”摩崖之下有石龛，龛中刻双勾大篆“石床”二字，其前尚有二字，不可辨认。当地称为神仙洞，或说太白休息之所。石床之侧有清明洞，或许是“青莲洞”之讹。这都说明古人早就以此为太白所游的白笴陂，证明县志的说法较为可信。从地理位置看，它是太白从虾湖、黄山至石门高的必经之地，在太白于秋浦的活动圈内，这也是推定太白所咏白笴陂乃在此村的一个重要依据。这点新的发现，可以纠正以前各种太白集注本的差错，因此我特别高兴。为了进一步找点碑石物证，在乱石堆里行走，脚背被扭伤了，肿得很厉害，自然不良于行，且疼痛难忍。棠溪公社章鸿集同志向老乡要了些白酒和生姜来，帮我按摩，使我很是感动。然而工作之紧张，不容休息，旋即继续向秋浦河上游进发。（P.235—236）

 

原本不为人知的李白遗迹，在林东海先生的踏查中被发现和认定，并且完全可以纠正旧注的误说。而林先生在随后的行程中又拖着严重扭伤的脚上了黄山的天都峰。

   2013年11月2日，林先生再度来到曹村，考察白笴陂。考察记曰：

 

        在龙舒河畔，我们看到了修葺过的青莲寺，不是那么庄严肃穆，也不算宏伟，看来香火并不兴旺。寻找以前所见的所谓“神仙床”，不见了，只见有人在石壁上书写“太白长啸处”几个大字，那“太白石床”也变样了。最让我惊奇的是，以前在狮形山所发现的摩崖大书“太白读书处”几个比箩筐还大的石刻，不知飞向何方！我在龙舒河边转悠多时，始终没有找着，于是从原来所谓“神仙床”石洞的位置向上搜寻，发现镌刻“太白读书处”的狮形山，居然齐刷刷地塌落了，不复见突出而覆盖人行道的狮形山脊，摩崖石刻自然也就化为乌有先生了。……我们驱车出了村落，绕白笴陂山后的树林中穿行多时，离村大约十几里地，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我所感慨的是，只有三十二年的光景，变化如此之大，我们还怎么寻找一千多年前的李白踪迹呢！（P.237）

 

两次考察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前次交通不便，行路艰难，村野古迹不为人知；后次有车、有路了，可古迹多已改易或不存。白笴陂一处，即折射出两度考察的大致不同特点。

        初次考察，都是扛着摄影设备搭乘长途汽车等公交车辆以及步行，条件非常艰苦。如“浙江游踪考察”之“天台国清寺”目下记载：

 

        1981年 11月16日清晨5:30起来，6时步行35分钟赶到汽车站，王洋同志用自行车帮我们推行李，送到赴天台的长途汽车，6：50告别绍兴，经上虞，沿着曹娥江经上游剡溪，过嵊县、新昌、拔茅，汽车翻过一座高山，11：30直抵天台县城。

 

从绍兴到天台县城要耗费五个半小时，道途之辛苦可见一斑。大交通如此，地方上的远途考察就更加艰难。有时一个县只有一台吉普车，因各种原因不能及时提供，便只能一边作周边考察一边等候，能借到自行车都是令人欢喜的事。第一次由江油到大匡山考察李白读书处，就是骑自行车前往，四人两车，坐在林先生后座上的是曾任江油李白纪念馆馆长的丁稚鸿先生。这还是人民美术出版社派出的考察小组（林东海先生被借调过去专职从事这项工作），由当地政府负责接待（派车、派向导）的公对公项目。而第二次考察，是我们的个人行为，“很少靠地方政府，只是偶尔靠事业机关，主要靠企业机构，或者靠商会组织，或者靠部队军官，或者靠乡亲朋友”（P.6），在住宿饮食、交通向导等方面提供帮助；我们自己购火车票、找旅馆、包车、打车也很方便，加之互联网提供信息与导航服务，所以考察的效率大为提升。正如林先生在本书绪论中所说：“二度考察，补充考察了淮河流域，又重新考察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李杜游踪，实际是对初度考察的再度考察。”（P.6—7）书中随处可以看到别如云泥的今夕对比，诸如关于“贵池齐山”：

 

        1981年9月20日上午，我们出东门，徐行至三里外的齐山。山不甚高，而其名甚高。山为石灰岩，为烧石灰，不知何时开始开山采石，几乎已经劈去半座山，若不制止，这个胜迹将夷为平地了。山上已经颓然，未见林木山泉，活像一位美人剃掉头髪，挖去眼睛。虽岩洞尚存，已是人迹罕到的去处了。我当即向陪同考察的钱国胜同志提议，政府应立即制止开山，保存这一重要文化遗迹，以免失传。（P.226）

 

         2013年11月1日下午4时，小邱驱车从泾县到贵池，直奔齐山。……和三十年前相比，这齐山真是“旧貌换新颜”了，满山苍翠，山头一片密林，山外有牌楼，山间有亭榭，岩石山泉，石雕碑刻，琳琅满目，成了一处不大不小的人文景观，随着城区的扩大，这里已是池州的重要街区公园。我指着山下的一片平林，告诉宋红女史，那就是当年被铲土车推平的半边山，半边山石都烧成石灰了。他们还真接受我的建议，立马停止挖山，才保存了如今的大半边山体，而且修建得如此完美，我看了特别高兴。（P.227—228）

 

关于“云门寺碑”：

 

        1981年11月15日上午7时40分，步行至绍兴汽车站，乘公交车到平水站下车，又步行数里至平水公社……中午在平水江公社吃饭，朱其林同志接待，饭后朱其林同志和平江大队队长陪同我们到云门寺、广教寺观看遗迹，今已废为民房了，这里称寺里村。……在居民的猪圈内找到《募修云门寺疏碑》一通，为崇祯庚午年（630）所刻……在猪圈读碑，仓促之间，未暇多录。因提醒主人，好生保护，以免遗失。（P.401）

 

2018年5月22日上午，驱车东南行，寻射的山未果 ，直奔云门寺。云门寺而今又从民房变成寺院了，还设了简陋的山门。在佛殿边厢的护栏里，立着从猪圈抢救出来的那通石碑，心里颇感慰藉。(P.402)

 

可以说初度考察中林东海先生不仅发现并坐实了一批与李白相关的文物遗迹，也促使地方政府加强了对文物古迹的重视与保护，功莫大焉。

2018年的云门寺

        初度考察，设备简陋，条件艰苦，但东海先生正值盛年，生龙活虎，不惮辛劳，在陕西蒲城，“跑步上山”看泰陵；在山东徂徕山，踏雪“快步”探独秀峰，最后天黑失道，“连滚带爬地下山，山枣树和荆棘常常刺破手臂，手掌在雪地上爬，冻得钻心疼痛”；在江西庐山挂灯台峰顶，突然遭遇雷暴，慌忙下山又在倾盆大雨中迷失道路，“全身湿透”，“连滚带爬”。二度考察，林先生已是由古稀向耄耋迈进的年纪，仍然跋山涉水，老当益壮，但动作和反应毕竟不可能那么灵敏，结果一次在下车时被陪同的年轻人关车门把手指严重夹伤，血流不止，去县医院打破伤风针过敏，后来打了血清才算平安过关。这一年，林先生八十一岁！伤指的指甲再生后变形，一直到他离世。

1981年7月22日 林东海先生登上南岳衡山祝融峰极顶圣帝庙，肩上挎着的箱子是沉重的摄影器材

        林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李杜游踪的考察，经廿一世纪一十年代的二度考察，至完成本书的撰写与配图，前后经历三十八年之久，从盛年到耄耋之年，始克完成。这是不才历时最长的一部著作，既记录了太白文化流传一千多年的演化轨迹，也记录了近四十年社会发展的世俗风情，自以为是部走出书斋别开生面的著作，但愿对读者能有所裨益。”其实不止走出书斋的李白研究，林先生这一生的学术研究都具有别开生面的特点，从1981年研究创作论的成名著作《诗法举隅》，到1988年“试图为鉴赏学奠下一方基石”的《古诗哲理》，再到2007年足以颠覆传统《诗经》学说的论文《“南”“风”辨说》、2015年钩沉经前诗学演化轨迹的《从“礼”到“经”——<诗三百>演化轨迹初探》，无不具有独树一帜、开辟荆榛的特点。

        说实话，在决定和林东海先生联手二度全程考察李杜游踪时，我心中怀着一丝悲壮：因为医生正怀疑他患上前列腺癌，但他全然没有把正在飙升的可疑指标放在心上，一次又一次踏上征程。2016年，他的心脏也出现严重问题，在做过纠正房颤的射频消融手术后，2017年用一年时间完成了65万字的考察记全稿；2018年，又五次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浙江、天津、河北、山东等地，对李杜游踪作补充考察并修改全稿。2019年4月，正为完成撰写李白游踪考察记多年心愿而感到欣慰的林东海先生突发急症，并于一年后仙逝，这个循着李白游踪走过两遍的人，去与李白相会了。林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初度考察，陪同的同志当中，有的已经作古了，他们看不到本书的出版，谨在此向他们的在天之灵表达歉意和谢意，并祈亡灵安息。”（P.649）令人泪目的是，他自己也没有看到本书的出版！本书经过一番为适应市场而进行的压缩删减终于问世时，林先生已辞世期年。恭读这本凝结着林先生三十八年科研心血、三十八年生命精华的遗著，我怀着深深的感动、感慨与敬意。

愿东海先生安息！

此书将作为东海先生的另一种生命形式，在学术与文化的长河中永存。

 

 

（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管士光先生提议撰写并提出修改建议，管总也是《李白游踪考察记》《杜甫游踪考察记》二书的约稿人，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