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母亲

北海也是海

妈妈已经离开我九年多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都记忆会逐渐的模糊，可唯独妈妈的点点滴滴，不仅没有变淡和模糊，反而更加清晰，更加真切。妈妈所走过的路，所经历过的一件件往事，也如同一幅幅画卷展现在我的面前。

在危机中跋涉千里，参军投身革命

我的母亲王志敏，1927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遵化市的玉田县。母亲的家在当地是大户人家，祖上世代行医，积德行善，在周边十里八乡颇有影响和名声。母亲家的老宅子位于村庄东北，背靠村北燕山余脉的围子山，面向广袤的冀东平原，围子山海拔虽然只有160多米，不像其它有名的山那样雄伟、峻峭，但与附近的馒头山、老虎岭、鸡冠崖联成一片，形成连绵的丘陵，抗战时成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腹地。进攻时可威胁天津、唐山等大中城市和北宁线（今京沈铁路），防御时可依托丘陵山地与敌周旋。母亲家的老宅子距今己有100多年了，三进的三个院落连成一排，母亲就生于此长于此。现在看宅子很普通，并不怎么样，但当年可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好房子之一。

冀东抗日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共产党员李运昌就经常吃住在她家。虽然当时母亲只有十几岁，但却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投身抗日活动，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还跟随她的五哥参加护送八路军干部过封锁线，掩护交通员等革命活动。1946年母亲又参加了玉田县妇救会，积极为八路军做军鞋、送军粮和抢救伤病员。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开始抢占东北。地处华北通向东北必经之路的唐山、遵化、玉田一带很快就被国民党军队所占领，共产党的军队退到了热河、辽西及长城以北。形势也越发紧张起来。母亲家乡当地的党组织一部分随部队撤退了，不能撤的也都隐蔽起来或转入地下。这时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内线送来紧急情报，第二天敌人要对母亲家一带的村子进行包围清剿，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抓捕，男的抓住后活埋，女的抓住后发配给当地的地痞无赖。母亲也列入抓捕名单。因为母亲当年是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姑娘，再加上她家与共产党的这种关系，更是敌人疯狂报复的对象，他们准备抓住母亲后，将她发配给当地一个最坏最丑的地痞流氓。当地的党支部书记得到这一情报后，连夜到村里通风报信。来不及过多考虑，母亲便带了一点衣物和干粮连夜逃了出来。茫茫黑夜中，怎么办？往哪里逃呢？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就是去找她的五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投身革命。

母亲的五哥叫王锡录，1941年参加革命后为了便于隐蔽改名周文，当时在冀东军分区工作，此时部队已转移到热河一带活动。于是母亲就往热河方向走，大路不敢走就走小道，白天不能走就躲在山沟里或青纱帐中，夜晚再靠北斗星辨别方向摸黑前行，渴了就喝点山沟或地边的水，饿了就吃点自带的干粮，干粮吃完了就在地里挖点红薯或掰根玉米充饥，同时还要随时躲避敌人的搜捕及所设关卡的检查。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困苦，母亲从没对我讲过。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寻找和跋山涉水，终于在热河的凌源找到了她的五哥和部队。此时她的五哥周文已是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七十二团的政治处主任。这样母亲就正式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此时是1947年8月。

在战火中追求光明，巧遇终身伴侣

父亲与母亲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团部的小食堂。当时我父亲韦统泰是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七十二团的团长，与母亲的五哥周文在一个团。吃饭时父亲见到一个大眼睛双眼皮、文文静静的姑娘也在食堂吃饭，正觉得奇怪时，政治处周文主任走过来介绍说，这是我妹妹，从河北玉田老家来找他参军的。接着周文又把他妹妹怎么从家中逃出、怎么寻找部队的经过讲了一遍。想必是周文的这一番介绍，在父亲的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于母亲从小就跟着她的哥哥在村里念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字也写得好，就分配到了八纵二十四师宣传队当了一名宣传队员。

当年，东北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结束后，七十二团驻扎在昌图附近的两家子，离师部很近。母亲经常到团里看她哥哥，和父亲的接触也逐渐多了起来，通过了解，相互之间产生了好感，再加上周文从中撮合，父亲和母亲终于走到了一起，结成了终生的战友和伴侣。

1948年7月1日，在团部的食堂兼会议室，团的领导和部分机关干部以及各营连的代表，为他们举行了热烈而又俭朴的婚礼。在父亲的宿舍里，把两扇门板用砖头支起来铺上被褥，就是新房了。炊事班做了一锅东北乱炖，就算是婚宴了。新婚之际父亲对母亲说，我是个军人，整天行军打仗的，身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给你，1938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毛主席到学校讲课结束后，应我之求给我题写了“光明”二字，一直被我视为最珍贵的物件，八年抗战时不论再怎么危险、再怎么艰苦始终带在身边，现在我把它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物送给你，既是表达我的心意，也预示着我们的未来也一定是光明的。

母亲接过这件意义非凡的礼物，当作最珍贵的宝贝一样，精心收藏起来，从此再不离身。这张写在薄薄纸片上的题字，能完好地保存了八十多年直到今天，母亲是有很大功劳的。我翻遍了家中的老照片，也没找到父母当年结婚时的一张合影照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在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分多聚少，想照一张相也是件很“奢侈”的事。我只找到两张1948年父母分别拍摄的照片，这也是最接近他们当时容貌的照片了。

在磨难中坚守信仰，谱写人间真爱

从此以后，母亲跟着部队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从白山黑水到边陲南疆，从南粤沿海到异域北国。母亲在南征北战中先后担任过师宣传队队员、师机要科译电员、师司令部办公室秘书、志愿军总部驻辽宁安东留守处党支部书记。

母亲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她虽然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但她始终坚定支持我的父亲，把自己的一生融入丈夫的事业之中。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时期，父亲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七机部军管会主任。由于父亲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四野工作，九一三事件后受到牵连，遭批斗和关押，母亲也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专案组来到家里，起初他们以为母亲是个女同志好对付，对她又是哄骗又是恐吓，还采取抄家等手段进行施压，认为这样就可以从她那里得到陷害韦统泰的“证据”。可是他们没想到外表看似柔弱的母亲，却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刚强的性格，当年在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她能只身从家中逃出，步行千里寻找部队参加革命，那是要有极大的勇气和抱着必死的决心才能做到的。她始终坚信丈夫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被冤枉的。面对专案组的威逼，她利用在部队多年从事党务和机要工作的经验，和他们斗智斗勇，几个专案组的毛头小子哪里是她的对手，只好两手空空而归。

1972年12月在江青的直接指挥下，先是在京西宾馆开了几个月整我父亲的会议。会后专案组就把他带到北京地质学院，关押在国防科委借的一栋学生宿舍楼里，看押的人是由部队派的战士和从七机部各单位轮流抽调的人员组成。看押他的8个人中，有4个人和他同住一室，每天放风两次，每次一小时。只准在楼后和铁栅栏围墙之间的草地中间活动，除此之外，不是专案组来找谈话或核实问题，就是写交代材料。

1974年经过我的反复申请，部队才批了我一个星期的探亲假，这也是我提干四年间和父亲被关押以来的第一次休假。到家后，母亲跟我讲了父亲和家里的情况，说明天去看你爸爸。我问关押的地方让探视吗？母亲说傻孩子，哪能探视呀，我们悄悄地去。我问那你是怎么知道关在什么地方的？母亲说负责看押父亲的一个七机部一院的公安民警，原来在五十四军当过兵。一次来家里取换洗衣服时，趁同来的人不备他悄悄将父亲写的一张纸条塞给了妈妈，这样她才知道了父亲的关押地点和近况。后来这个老兵跟我母亲讲他当时这么做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说我当兵时就知道你父亲是我们的军长，一个军有几万个兵，我知道他，可他肯定不会认得我……。后来我和这个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这当然是后话了。

第二天一早，坐331路公交车，到了语言学院，下车走了一段，来到了地质学院南侧铁栅栏围墙外。母亲告诉我，拐过弯就到了你爸爸经常散步的地方了，我们两个分开走，走慢一点但别停下，装作互不认识，也不要做大的手势和动作，以免引起看押人员的注意和怀疑。于是母亲在前面走，我在她后面约200米处尾随着她，慢慢往前走。远远便看见了在铁栅栏里面一栋六层楼后面的草地上，父亲在4名看押人员的监视下，在来回散步、活动。走到靠近我们的栅栏边上时，他停了下来，做了几下伸臂扩胸动作。我知道，这表示他看见了我们了。在萧瑟的秋风中，枯叶不断从高大的杨树上飘落，我看着铁栅栏围墙里的父亲，又看了看在我前面缓缓而行的母亲，心里真是百感交集，那瞬间的情景，就像一张照片一样，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走近铁栅栏围墙边上，停下来假装系鞋带，看看左右没人，迅速从栅栏底部的一块小瓷片下拿起一个东西放入口袋中，又从口袋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张小纸条压在小瓷片下面。那是一个瓷碗的碎片，在栅栏底边的泥土中毫不起眼，可它却成了父母之间传递消息的一个绝佳管道。他们约定，小瓷片有蓝色条纹的一面朝上，表示下面有纸条，而另一面朝上时则表示没有。这块小瓷片，一直被我珍藏到今天。

在这次休假的七天中，除了一天去办了一些其他事以外，我每天都陪着母亲去看望父亲。在我归队的前一天，又去看望父亲，这次母亲让我在前面走。当我走过那段铁栅栏围墙时，回头望见母亲在后面用手朝我走过的方向指了指，然后又顺手假装捋了捋头发，我明白这是她在告诉父亲我要走了。从那天取回的纸条上，父亲写道要我相信党相信组织，勉励我在部队好好工作。因为瓷片不大，每次纸条上只能写几句话，最多一二百字。

这次探亲休假，真是一段怪异而又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母亲把她在少年时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中所积累的经验，在几十年后又发挥得淋漓尽致。父亲被关押了两年零八个月，在这近1000天里，不论是严寒酷暑，不管是刮风下雨，哪怕是身体有病，母亲坚持每天天不亮就坐头班公交车，赶到地质学院去看望父亲。那时母亲的脚不太好，那是1961年她在北京农业大学试验站任党支部书记时，下雪天骑自行车上班时摔伤的。虽然母亲和父亲只能隔着铁栅栏围墙靠眼神和手势默默地交流，可他们的心却是相通的。父亲后来讲，那期间，他先后被押到国防科委、七机部、二机部和七机部的一些院所进行批斗，从上千人到上万人的批斗大会开了28场，给他挂大牌子，搞“喷气式”揪斗。专案组怕他自杀，又把他从关押的四楼搬到了二楼，可是他们没想到，父亲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一名老兵，战争年代的血与火锤炼出他坚强的意志，几十年的南征北战、风风雨雨磨炼出他坚定的信念，父亲说我不会自杀，我没做过亏心事，也不会做违心事，我要好好地活着和他们斗争到底。同时，母亲每天风雨无阻地去看望他，也给了他巨大的鼓励和信心，母亲的行为无疑成为父亲坚持下来的坚强后盾。

1975年父亲解除关押回到家里，但规定不准出门，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访亲会友，实际被软禁在家，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才获得人身自由。1980年经过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七机部的审查，彻底推翻了强加给父亲的全部“罪状”，为他平反落实了政策。

母亲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而父亲也迈入了耄耋之年。年老的父母亲同时住进了医院，母亲那时已不能与人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了，父亲每天都到母亲的病床边去看她，虽然母亲已基本不认识人了，可是只要父亲一走进病房，母亲都会露出微笑，用眨眼或点头来表达她对父亲的问候和关心，每次父亲都会在母亲的病榻边坐上很久。一段时间父亲病情有所好转可以出院，但他为了陪伴母亲却坚持呆在医院。他们虽然坐在病床旁黙默无语，但却在用眼神进行交流。这场景又像是回到了那动乱的年代，父亲身陷囹圄之中，他们隔着铁栅栏用眼光进行交流一样，他们交流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

2013年父亲去世后，仅过了一年多，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知道母亲是不忍父亲一个人在那边，是陪伴父亲去了。2015年清明节前，我专程去了母亲的老家，在母亲出生和成长的老宅子里取回了她家乡的泥土。望着老宅后面郁郁葱葱的围子山，母亲当年就是在暗夜中从这里逃出了家，一步一步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里程。

当年的初夏，父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下葬，我亲手把从父母家乡取来的土放进了他们的墓穴，让家乡的泥土陪伴着他们，就像他们又回到了出生成长的家乡一样。

望着父母墓碑上影刻着他们慈祥面容的照片，我心里想，父母用他们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丰碑，诠释和谱写了人间的真情。

此文曾被《老照片》登载

2020年又再做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