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指导员姜宏毅一一作者 傅友发

胡开国

入伍来到空军21厂，新兵连指导员是周玉高，他的正式职务是四站指导员，上尉军衔。集训结束，我被分配到机动组，宿舍在里厂东南角，与四站宿舍前后毗邻。两个单位合用一座盥洗室和一个旱厕所。开饭、上班，四站车间的队伍都要从我们身边走过。后来周指导员调到军粮城生产队，四站的队伍中出现了一位红脸庞、细眯眼，领章缀一杠四星的军官，走路姿态与众不同，一步一蹬地似乎每一步都要留下个脚印，他就是四站车间新来的指导员姜宏毅。当时我想，这位指导员资历不浅，因为有位副厂长周英旭，军衔也只是大尉。听老同志说，这是一位老政工，在厂里从事纪检保卫工作，他秉性耿直，讲原则，组织纪律性强，人称“老左派”。

1967年开春，机修车间指导员梁玉栋调厂政治处任副主任，调来了姜宏毅。这时有人说：“老左派来我们车间当指导员了。”我初以为他是严肃的、不近人情的领导。经过接触，我感觉他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说话慢声细语、推心置腹。姜指导员有一颗火热的心，从政治上培养帮助、在生活上关心爱护每一个同志。机修车间战士们的成长进步、入党、提干，无不渗透着他的付出和心血。我知道，曾有几位战士因某些原因被误会，受质疑，险些上纲上线，是他亲自过问、调查分析，澄清事实、解脱嫌疑，得到保护。他是战士们的贴心人，能设身处地为战士们解决困难。有一位战士未婚妻来队，由于家庭特殊情况，要求在部队结婚，这在当时没有先例。姜指导员了解后，认为应当帮助解决。他当即指示办公室的欧阳世德：“去厂部开张证明，请武清县革委会帮助打个结婚证。再到外厂招待所安排个房间当新房，将他的铺盖送过去，让他们晚上圆房成夫妻。”就这样，简单、实在地成就了好事一桩。严格来说，姜指导员和我们可算两代人，他已步入中年，体能开始下降。但仍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处处做表率。即使是农副业生产、助民劳动，他也是身先士卒，从不落后，得到了全车间干部、战士的尊重和支持。在以他为书记的党支部领导下，机修车间上下齐心协力，连年创“四好”。在我看来，姜指导员就是我军无数优秀基层干部近在身边的代表。

我也见过姜指导员确实有“左”的一面，而且“左”得可以，使我每次都受教育。我和他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1967年2月，那时我被安排在锅炉房烧开水，指导员则是刚调来机修车间不久。一天下午，他捧着一堆东西走进锅炉房，打开炉门就往里填。我一看有不少是大尉军衔的肩章和领章、领花等，有的还是全新，特别是肩章闪着银色的亮光。我劝他留下做个纪念，他却说：“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不留了！”眼瞅着这些历史物证在炉火中化为灰烬，我不禁为之可惜。直至只剩下些许网状金属丝和星豆、领花的残骸，他才离开。

姜指导员是个工作狂，到机修车间后一心扑在车间建设上。这时，他参军离家已二十来年，双亲年迈体弱，需要有人照顾。自古男儿从军报国，忠孝难以两全。他做出了自认为“两全”的选择，将本已随军多年的妻儿送回黑龙江巴彦县老家侍奉二老。夫妻分居两地，按政策他每年可探亲一次，但为了工作，他连续几年都放弃了，直到1970年才回了一次家。本来探亲归队报销车旅费是天经地义，但他认为探亲是私事，不应该增加国家负担，就没报销。后来发现车票还没有处理掉，就自觉认为自己“斗私批修”不彻底，还留有后遗症，就把车票全部扔进了火炉。用他的话说是“以绝后患”。虽然只是几十块钱，但在当时也并非小数。

姜指导员对待批评意见是认真接受，自我反省，闻过则改。有一回，一位厂领导到机修车间，批评他当基层干部多年，还不懂生产业务，不会一门技术。他觉得汗颜，就穿上旧军装当工作服，来到机工大组，一大把年纪学起了操作牛头刨床。战士们看着心痛，替他抱屈，认为分工不同，这不是他的岗位，不该苛责于他。有人甚至想以“指导员学刨工说明了什么？”为题为他辩个是非。

1970年，有的干部放松思想改造，犯了生活作风的错误，给部队造成了负面影响，当事人当然难辞其咎，受到组织处理。但车间领导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作为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领导难道不应有个说法？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作出了军队要“反骄破满”的指示，姜指导员一边组织学习，一边以此为武器，把自己当麻雀，对自己的骄傲自满情绪狠狠地作了一番剖析。他从思想上、作风上认真反思。生怕自己写的检查深度不够，就请一位文笔较好的战士代笔，罗列现象、分析原因、认识危害、端正态度、找出方向、制订措施。这位战士也确实能写，洋洋洒洒地整岀十来页。这份检查引火烧身，把自己贬了一通，不切实际地上纲上线，扣上一堆“莫须有”的帽子，还夹杂一些不知所云的顺口溜和歇后语。他在不同的会议上，噙着眼泪，用低沉的语调一遍一遍地念检查。我当年是支部委员，就听了不下五次。第一次在支委会，检查后请大家提意见，作修改 ；再开第二次支委会通过；第三次是车间党员大会；第四次是车间军人大会；第五次是全厂干部大会。部下犯错，领导背锅。看着他一次又一次作检查，很多人心有不忍。后来我与代笔的同志有过交流：“你写的也太生动了”，他说：“这是指导员交待要这样写的，没有办法。我也只好作一些发挥，这样显得深刻一些。不然写的不多，他第一个通不过。”

以上可见，姜指导员的“左”，是左在严以律己，勇于责己。自我革命如此苛刻，这样的干部实在不多见。

我在部队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姜指导员的关心帮助。我的入党志愿书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填写，并在支部大会上获得通过，实现了多年的几多夙愿。我当年能够参加飞机抢修队，就得益于他的极力推荐。那是在1969年7月的一天，姜指导员找我谈话说：“飞机抢修中队将有任务，我们车间的有关工种也要随队配合。人员需作调整，其中钳工原来打算仍是前次去贵阳抢修飞机的同志，但抢修中队领导坚决要求换人，原因是那位钳工技术显得薄弱，不能胜任与一线白铁工的配合，要求换一个扎实能干的老钳工。考虑到钳工大组的老同志工作难以脱身，想到你的钳工基础不错，就推荐了你。谁知对方更不乐意接受，主要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以前那位是六三年兵，而你是六五年的，军龄少两年，他干不好，怕你更难干好；第二，你是干机修的，从不接触飞机零件，业务不对口，如果配合不好，岂不误事。对此我们也觉得心里没底，现在只想看看你的态度，如果派你出去完成这新的任务，行还是不行？”这确实使我既惊喜又激动，此番行动要独立面对陌生的工作、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配合对象，确实不敢说有十分把握。但又觉得部队已培养我多年，自己也一直从难从严勤学苦练，掌握的钳工技能是可以拿得出手的。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正是祖国反侵略备战需要之时，平日心中向往的光荣使命落到身上了，我应该接受是骡子是马的实战检验，眼前机会岂能放过？就毫不犹豫地对指导员说：“与修飞机打交道，虽然对我是个新课题，但我认为做飞机零件和做地面零件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不就是干活么？我不怕！”指导员听了很高兴：“有你这句话，我也有信心了，我们继续为你争取。”第二天，指导员带来好消息，笑眯眯地对我说：“定了，钳工确定是你了！我向他们转达了你的自信，又谈了你入伍以来的工作表现，还特地介绍了你入伍前已在地方工作多年，打消了他们对军龄的疑虑，终于点头接受。进了抢修中队就看你的了。具体要做哪些准备，你要有打算。至于行动时间，去什么地方，执行什么任务，就等命令吧！”在我的心目中，姜指导员是我的贵人，他举荐我进飞机抢修中队，使我得以两次去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较好地配合抢修中队和空军核武器效应试验大队完成科研任务，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没有辜负车间领导的期望。其间，北京军区空军对我的提干任命，也是姜指导员在军人大会上宣布的。

对我的个人问题，姜指导员也体现了足够的关心。在我提干不久，他了解到我没有对象，就转身对其他车间领导说：“最近提升的干部有几个还没有对象，年纪已不小了，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一下。”1971年我执行任务回来，安排探亲时他指示说：“在探亲期间可能会有人为你介绍对象，对此你可以接触，但不要确定关系，因为军队干部的婚姻需要经过组织审查批准。这是一条纪律，回来后要汇报。”回家当天就有邻居上门向我提亲，并于隔天领来见了面。我也通过地方组织将对方的情况和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作了初步了解。归队后向姜指导员汇报后，他向我要了对方工作单位和通信地址，说：“你等着，我请政治处向地方组织发函调查，得到回复后再定。”过了不到一个月，他拿来一沓调查材料给我看，他说：“情况很清楚，从组织角度同意你们处对象，只要你认为合适，可以互相通信，发展关系。”于是我们就有了书信来往，确定了关系，一年后组成了家庭。遗憾的是姜指导员已经调离了北空航修厂，没有吃到我的喜糖。

我在部队有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在机修车间众所周知。即不爱喝热水，专喝凉水，而且每餐都喝。打了饭先奔水龙头冲凉了才吃，吃完了咕咚咕咚再灌两碗自来水，无论炎夏还是寒冬腊月莫不如此。战友们见了只是好奇，无人质疑。姜指导员见了每次都要唠叨，起先是好言相劝：“你这样对身体不好，容易得病。”后来就是责备：“跟你说过别这样喝，怎么就不听？”到最后是板着脸斥责：“你这是慢性自杀！”我是第一次听到“慢性自杀”这个词，虽然自恃肠胃功能好，当时没当回事，但从指导员口中崩出，我深知这是领导既关爱又无奈的一种心态，让我记住了一辈子。可以告慰的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已改变了这个不良习惯。

我和指导员也发生过正面冲突。那是1971年，厂领导为了表示对战备的重视，要求各单位带武器上班。全厂闻令而动，其他车间因为生活、工作在同一小区，执行显不出动静。机修车间则不然，是生活在山上，工作在山下，工作场所又分别在东、西两院。每个大组装备的武器是五四式手枪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少的四、五支，多的七、八支。集中起来也不过一个排的武装。机工、钳工、电镀三个大组上班相对集中，矛盾较少。而冶金大组三个小组分三个点，各自相距数十米。机修大组更是东、西两院都有，还有几个零散点。武器管理不仅不便，还有安全隐患，我就对此产生反感。我是支部委员，当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姜指导员主持支委会讨论工作时，我提出希望上班不要带枪了，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我们是工厂，完成好生产任务就是最好的战备，带枪上班不等于战备观念强，没有这个必要；二、我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即使打靶也只是第一练习，谈不上战斗力。而且是带枪不带子弹，万一真有情况也不能作战，还不如一根烧火棍；三、我们穿着油里麻花的工作服，队伍里背枪的人稀稀拉拉，很不正规。上班下班要经过村庄，在老百姓看起来根本不像解放军的队伍，有损军队形象；四、如果真有阶级敌人，看到这群人岀出进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就这么几条枪，有什么秘密可言？长此下去，谁敢保证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支委中与我持相同观点的只有陈想海，他也极力主张上班不要带枪了。而指导员虽然没有否认我们的理由，但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从维护厂领导的威信出发，对部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作了－番苍白的解释。因说服不了我们，在会上争论起来，最后他归结了一句：“这是党委的决定，就要继续执行！”我也顶了一句：“党委的决定是错的！”这下可把他逼急了，只见他脸憋得更红了，瞪着小眼，拍着桌子站了起来，手指直戳我俩脑门，厉声喝道：“你们，反党委！”我没想到指导员会发脾气，见他这副模样，倒被逗笑了，就不再争辩下去。这是我在部队第一次被领导指责为“反党委”，但心里一点也不紧张，因为我们这位指导员肚量大，对不同意见不会死抓不放，更不会借此整人。事实也正是如此，事后我们不存芥蒂，他一如既往地信任我，放手交待工作。如接下来要从六八年入伍的战士中提升一批干部，他就让我到各大组搞调查征询，提出名单，我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也是如此。没多久，上班背枪也不了了之了。

令人怀念的姜指导员大尉时的照片

指导员是1972年调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门诊部任协理员的。从部队的基层到司令部的机关单位，虽然还当政工干部，但工作的对象不同了。在车间是清一色的男子汉，大多数是青年战士，思想单纯，有朝气，有上进心，遵守纪律、服从管理。而新单位则不同，那里女同志居多，首长夫人也多，背景强大。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叽叽喳喳的事情多，工作不那么好做。听说这个老好人在那里工作被动、疲于应付，可真是难为他了。也不知他是如何挺过来的。

1973年底，我爱人到部队探亲，因难得到北方，又没有去过北京，在回家时我带她上北京游览三天，之后直接回上海，自己也乘此休假。我们下榻在幸福大街招待所，离五里屯不远。离京前我带爱人去拜见姜指导员，那时他的家眷已再次随军。他和夫人见我们到来，非常高兴，非常热情地留我俩吃晚饭，不停往我们碗里夹菜，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馨。只是没想到这竟是我与指导员最后的会面。

随着潘主任和姜指导员两位知心的车间领导调离，我感到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不适应。看不惯的事情多了起来，心中不痛快得不到排解，还时不时有帽子和小鞋送来。不甘压抑的性格使我产生了复员走人的打算，终于在1974年找到机会，带着对部队、战友和师傅们的不舍心情离开了白鹿泉。从此我和姜指导员天各一方再无联系。尽管会经常想起他，也只能从战友口中得知他后来转业去了黑龙江的一家木材加工厂。所有信息就此打住。

3月8日，胡开国战友发布了美篇《怀念老首长姜宏毅》，初看感到欣喜，终于有了姜指导员的消息。接着却是悲痛，原来老首长已经仙逝，永远离开了我们。继而看到胡毛先、严志范等战友对老首长的怀念，自己也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就打开思绪，搜索当年与姜指导员相处的点点滴滴整理出来，展现他有血有肉的几个侧面，作为感恩与战友们分享。同时可告慰姜指导员的是，我虽离开部队，毛泽东思想和您的教诲一刻没忘，军人的本色没有变。回地方工作三十余年，换过多个岗位，虽无多大作为，但由于本本分分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都得到了组织和同事们的认可。退休至今也仍在为社区建设发挥作用，继续为部队增光添彩。指导员在天之灵尽可放心，含笑安息！

4月6日，又读到《父亲的军旅生涯》，使我们对勤勉一生的姜指导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再次拉近了与老首长的距离。在此我感谢姜伟同志，希望你们兄弟传承父辈的好品德、好家风，让父辈的精神风貌在你们身上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