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b>缅怀邓维嘉</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br></p><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孙向荣 2023-4-18</h5><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br></p><p class="ql-block"> 4月17日晚朋友何龙江给我发来一篇题为《邓维嘉兄弟千古》的短文，文中说他北京25中66届高中毕业的同学，1968年2月一起下乡到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的知青战友邓维嘉兄弟4月17日晨在京离世，享年76岁。他是首批赴云南的55名北京知青之一。</p><p class="ql-block"> 何龙江和我是老朋友了，1970年初东风农场组建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期间我俩都在二团政治处工作。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俩仍有联系。他经常把他写的博文发给我共享，内容有游记、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岁月留痕》，也有关于“北京五十五”的最新消息。</p><p class="ql-block"> 我认识邓维嘉是在15年前的2008年，那年是东风农场建场五十周年，我参与了东风农场博物馆的布展和建场五十周年庆典的筹备工作。</p><p class="ql-block"> 2008年11月19日下午，邓维嘉在回访农场时向东风农场博物馆捐赠了一面“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旗帜，东风农场举行了捐赠仪式。参加仪式的有时任东风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匡公元、建场五十周年场庆办公室欧阳孝清、宣传科科长刁晓明、东风橡胶分公司第二作业区主任伍平以及随同邓维嘉，郭善祥等一起回访农场的京、沪两地知青十余人。</p><p class="ql-block"> 邓维嘉在赠旗时说：“ 1968年2月我们五十五名首批赴云南的北京中学生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打着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旗帜，在天安门广场宣誓后来到了西双版纳东风农场，投身于祖国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的建设。今天，当我们得知东风农场在建场五十周年场庆期间建造了博物馆，在我们回访第二故乡之际把这面旗帜献给农场博物馆。”</p><p class="ql-block"> 时任东风农场党委书记匡公元在接过旗帜时说：“我代表东风农场党委向捐赠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为东风农场博物馆提供了如此珍贵的展品。东风农场今天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各地知青当年辛勤的劳动和积极的奉献，你们把最美好的青春，有的甚至是宝贵的生命献给了边疆的建设，献给了开发和建设祖国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的事业。东风农场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借此机会我再次向各地知青表示亲切的问候！”</p><p class="ql-block"> 捐赠仪式后匡公元书记和与会者合影留念，农场设宴热情款待了京、沪两地的回访知青。</p><p class="ql-block"> 东风农场有线电视台对邓维嘉作了专题采访。邓维嘉说：“因赠品的原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遗失，现在捐赠的这面旗帜是委托当年旗帜的保管者张进辉（五十五名北京知青之一）于2008年初复制的，旗面上近百人的签名也是今年北京知青在几次聚会上签的。旗帜原件虽然丢失但历史依然存在。我们向东风农场博物馆捐赠此旗旨在珍藏和铭记这段历史。”</p><p class="ql-block"> 五十五名北京知青之一的李再延在电话采访中对我说：“当年这面旗帜在我们离别北京时在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火车站用过；在第一次踏上西双版纳大勐龙的红土地时用过；在1970年3月第一位同来的战友凌瑜在东风农场因公牺牲时覆盖他的遗体时用过……。它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p><p class="ql-block"> 它确实是一面不同寻常的旗帜，它标志着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全国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导。它记录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承载着一代青年的激进与迷惘、苦难和风流！</p> <h5>▲左起：邓维嘉、时任东风农场党委书记匡公元、五十周年场庆办公室欧阳孝清 2008-11-19 孙向荣摄<br></h5> <h5>▲时任农场党委书记匡公元（第二排左五）和邓维嘉（第二排左四）等知青合影留念2008-11-19 孙向荣摄</h5> <h5>▲邓维嘉（左）接受东风农场有线电视记者采访2008--11-19 孙向荣摄</h5> <h5>▲邓维嘉（右）和上海知青郭善祥在新落成的东风农场知青纪念碑前 2008-11/ 苏其华提供</h5> <h5>▲邓维嘉（右）和原三分场加工厂厂长在三分场一队2008-11/ 苏其华提供</h5> <h5>▲邓维嘉（前排右一）和京、沪两地知青回访三分场四队2008-11/ 苏其华提供</h5> <h5>▲邓维嘉（前排左一）和东风农场三分场四队老职工合影2008-11/ 苏其华提供</h5> <p class="ql-block"> 2008年11月22日双休日下午，我正在起草原北京知青邓维嘉一行向东风农场博物馆捐赠红卫兵旗帜的报道，两位《广州日报》记者走进了我在农场机关的临时办公室。他们对我说：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报社组织记者兵分几路，赴北大荒、内蒙古、西双版纳、海南岛、河南和江西共青城采访、探寻当年知青的生活与情感历程。计划在2008年12月21日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将采访知青的故事在《广州日报》上作专题报道。他俩是专程来西双版纳采访的。</p><p class="ql-block"> 我查阅了他们的记者证后得知，组长是 刘旦，江西人，199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时任《广州日报》记者、新闻中心副主任；另一位叫李钢，是1979年出生的上海人，北京大学毕业后任《广州日报》记者。</p><p class="ql-block"> 我立即与东风农场宣传科长刁晓明联系。在征得农场同意后，次日他们采访了首批赴滇的北京“五十五”名知青之一的邓维嘉。采访结束后邓维嘉、我和原三分场上海知青郭善祥陪同来自广州的记者祭扫了东风农场知青墓。</p><p class="ql-block"> 2009年11月，由 刘旦 主编的《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第95页至100页是记者采访邓维嘉后写的文章，标题是《“北京五十五：向总理提交请愿书”》，讲述的是1968年2月北京首批赴云南五十五名知青下乡的经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邓维嘉受过完整和正规的学历教育。他66届高中毕业，68年下乡，74年调回北京任中学化学教师，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83年毕业后留校任化学系讲师，退休前为北京联合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培训中心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他是个真正的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获悉他去世的消息我深感悲痛和惋惜，特以此文缅怀。</p><p class="ql-block"> 借用何龙江的话来结束本文：“如今他走了，是我们五十五人中第九个离开这个世界的。如今我们都走在这条路上。祝他一路走好，家人节哀保重。”</p><p class="ql-block"><br></p> <h5>▲前排右起：李钢、孙向荣；中排右起：邓维嘉、郭善祥；后排：刘旦</h5> <h5>▲邓维嘉在已故北京知青战友王开平和凌瑜墓前献花 2008-11孙向荣摄</h5><p class="ql-block"><br></p> <h5>▲《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封面</h5> <h5>▲《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第95页</h5> <h5>▲东风农场“北京五十五”知青战友，左起：邓维嘉、陈新增、安哥、王开达、李大明 / 陈新增提供</h5> <h5>▲原东风农场“北京五十五”知青战友李大明等 在4月21日的告别仪式上献给邓维嘉的花圈和挽联 / 陈新增提供 2023-4-21</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