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教育

不亦乐乎

父母的教育

我出生时，父亲在城里上班，母亲还在乡里教书。尽管只有几十里地，却需要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车程，还要走上一截路。家是完整的，一家人却并不能总在一起，实际上还是两地分居，但周末总可相聚。

母亲在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的原因没能参加高考，就做了民办教师，一直在地方上的乡村教书。从上山村、到店溪、再到双楼、再到大园、再到双港，足迹踏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现在回去，经常还会遇到年岁不小的人喊他杨老师。那时母亲教授的的主课是数学，还客串了历史、地理和生物等，学生更是覆盖了小学一直到初三各个年级。跨度这么大，一是老师少，二是学生少。一般村校就十多个老师，有些稀缺的老师还不能固定，要兼顾到临近的几个乡的学校，万一哪天天气不好来不了，就得住校的老师来顶上。一个年级就一个班，班上就三四十个学生。农忙的时候很多高年级的学生要请假，学生就更少了。

母亲性格坚韧但很温和，有主见又很包容，既是严师又象慈母，是学生们都喜欢的。那时候老师是要到学生家里做家访的。这种家访很纯粹，为的就是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在家庭和学校之间为学生的教育化解各种困难和矛盾。有些学生住在山里，母亲就在周末放学后随他们一起回家，有时做完家访天已黑了，虽然怕，还得连夜赶回，因为我们还托付在住校的老师那。她就向学生家里借把砍柴刀，打着手电赶路。学生的家长都会陪着走一程，直到看到村里的灯光才回。老师是极受尊重的文化人，最粗鄙的乡人对教书先生都怀有一种虔诚的信仰。下一代是他们的希望，而老师的教育是他们下一代希望的寄托。母亲一辈子都能平和地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挫折和种种不如意，我想是因为她从小就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她把这些看作是人生的常态，所以能一直坚忍和从容。

浙东当年曾因为食用毛蚶暴发过一波传染病流行。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才上了一个多星期课，就不幸被感染，不得不休学。

记得父亲送我去医院那天，走到紫阳街时我实在没劲了，父亲就背起我走。路过老西门街的城洞，刚好碰到卖包子的把一笼蒸熟的肉包子摆上摊。

“好香啊！” 我脱口而出。

父亲停下脚步，侧过脸问我想不想吃，我咽了咽口水，摇了摇头，催着父亲走。

受父母亲的影响，我们姐弟三人的自尊心都很强，我们从小都立志要靠自己给父母争气、给这个家争光，而不是给父母添麻烦、给这个家丢脸。虽然一个包子只要五分钱，但对于家里当时的情况，每一分钱都很珍贵，父亲的兜里应该只带了给我看病的钱，那一刻我不想看到父亲为难。然而长大后我逐渐明白，当时我那样的回答只会让父亲的痛苦更强烈。

父亲背着我办了住院手续，在病房里安顿好我，就要回来上班。他又放心不下我，跟管床的医生和护士反复叮嘱。我从来没见他肯那么耐心地把差不多同样的话说那么多遍。临出病房门时又回过头看我，刚好我也巴巴地望着他，他迟疑了一下，就匆匆地走了。过了不久，手上拿了两个苹果回来。他把一个苹果放在床头柜里，拿起另一个到走廊尽头的水房里洗干净了，坐在床边削了皮，扶着我坐起来，看着我把苹果吃得干干净净，又交代了我几句，才放心地走了。

在病房住了几天，每天除了打针吃药，剩下的时间就是休息。我的病情稳定下来，精神也好了。医生和护士都很和蔼可亲，尽管打针吃药是痛苦的事，但和他们相处我很开心，也让我对这个职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治疗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聊天，我就给他们讲许多书上看的和听别人说的故事，时间很容易就过去了。治疗了两个星期后，父亲接我出院。回家那天，他在老西门街城洞的包子摊上，守着新出笼的买了一个肉包子一个糖包子，我吃地特别香。

爷爷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自己到老家黄坦的山上采了很多治肝病的草药，托人捎到城里来。又调养了一段时间，我已基本复原。母亲还是不放心，反正已经上不成学，就把我带在身边和她一起住校。经历了这场大病后，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人能安静下来。学校的氛围是我喜欢和熟悉的。那时她已调到店溪来工作。母亲上课时就会带着我，不管是上哪个年级的课，我就坐最后一排，不吵不闹，听得懂时就听，听不懂就自己看书。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懂得那么多知识，数学语文历史地理都能教，从小学班一直教到初中班都能胜任，每一堂课都讲得那么声情并茂。多年以后当我享受到救治每个病人所获得的幸福感时，我才领会到当年支撑母亲的内在动力，是她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对教书育人的初心坚守。只有这种精神上的信仰，才能让她对教师这份职业如此热爱和投入。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才有未来，是那一代老百姓强烈又深刻的认知。老师因为承载了厚重的希望，所以倾心倾力倾情地传授，是真正如园丁般在精心地培育每一个学生。

到了转年春天，因为准备上学，父亲把我接回城里。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后，虽然已脱下军装，但行伍生涯修炼的精神气已经完全融入他的任督二脉，部队的那一套方法被他完美地转化来教育我们。父亲成家后因为几次灾难而一贫如洗，深知生活的不易，一直保持勤勉和清贫的习惯，这一点对我们影响至深。也让我们成家立业后少些物欲的桎栲，却因此保留了独立的灵魂。他对我们要求极严，这常常会激起我的反抗，顽劣应该是儿童天性的一部分，而荆条是他与我无法有效沟通时的第一选择。在经历了对荆条的数次挑战后，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时，我都在行动上直接选择投降，但在内心里，我从没有屈服。直到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结束后，父亲跟我深谈了一次，让我明白了管理好自己完全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自己日后少受苦、少求于人，是为了自己有个值得期盼的将来。我因此感受到他的苦心，又想起他平日里对自己的照顾，于内心深处有一种对自己无知的愧疚，之后再也不让他为我过多操心。当然，在他对我不满意时，荆条依旧会出现，但我不再视之为惩戒，而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和鞭策。到长大以后，父亲拿荆条满屋子追着我抽打的一幕仍然一直清晰，有时候聊起来父亲会觉得很亏欠，而我会觉得很庆幸，庆幸在顽劣的缺少认知的年龄有父亲指引读书学习的明路，懂得要自食其力，分得清善恶好歹，哪怕是以一种简单痛苦的方式。

人只有经历过不同的苦，才会懂得幸福的稀缺与珍贵。有些事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有彻骨的感受。因为这种成长环境，我希望长大后的自己也成为他们这样的人，独立、自律，是有用之材。多年以后，当我面对高考时，我还不能充分认识到高考对我人生的意义，我只是觉得高考对于我而言是种责任，是为了给家人的付出以回报、是为了给家族的未来以希望。所以在填报志愿时，我完全交给家里做决定。庆幸的是，父母给我选择的专业，成为我热爱并为之全身心投入的事业，这真可算得上是两代人之间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