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胡耀邦

闻 月

　　（今天是4月15日，也是胡耀邦同志逝世三十四周年纪念日。现将由我所写、1997年3月刊登在《海内外》杂志的纪实文学《高风亮节胡耀邦》发到美篇，以此纪念胡耀邦同志）

高风亮节胡耀邦

闻 月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胡耀邦

1989年8月及1997年春节期间，笔者两次从广东专程回到故乡——湖南浏阳市，来到胡耀邦同志的诞生地——浏阳市中和乡苍坊村，踏着胡耀邦同志在苍坊村留下的足迹进行现场采访。两次前后共10多天的采访中，笔者深深地感受到胡耀邦同志的正直好学、廉洁奉公、心在人民、情系乡梓、从严要求亲属、高风亮节等崇高品质。笔者现将这些有关的第一手材料整理成篇，以飨读者。

胡耀邦回故乡

A、阔别三十多年，胡耀邦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山道依旧、风景如故，农村却摆脱不了贫穷，他感慨万千……胡耀邦自1930年10月调到江西萍乡安源中共湖东特委后，与故乡一别便是三十余年。

1963年，胡耀邦带职下放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当时浏阳为湘潭地委属下的一个县。这年元宵节刚过，胡耀邦来到浏阳搞“走集体化道路”

的农村调查工作。他深入基层，先到北乡（浏阳大致分东、南、西、北四乡）永安等地视察、调查，再转到南乡文家市调查，他便利用这次工作之便回了一趟家。

那时文家市到苍坊村还未修公路，胡耀邦只有步行回家。那天是元宵节过后的星期天，胡耀邦一早便起了床。他穿上中山装，背起一把猎枪和秘书随前来接他的侄仔胡德资等人行进在弯弯的山道上。

这是他小时候到文家市立人高小上学时所走过的路。那个朝去暮回，每天背一个自制小布书包往返40里匆匆赶路、如饥似渴地勤学苦读的“读书郎”娇嫩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恍如昨日——在这羊肠小道上，洒下了少年胡耀邦几多求知的汗水……然而，少年的磨练，使胡耀邦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长征中受益匪浅。即使是在长征进入贵州后，他身染疟疾发高烧、寒热难挡，他也一声不吭，迈着坚毅的步伐随大部队行军并胜利到达陕北。今天，山道依旧，风景如故，整整三十三年了，沿途乡村的面貌也并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上午10时许，胡耀邦一行刚到苍坊村村口，他的哥嫂亲人及闻迅赶来的乡亲们早在村口等候多时了。胡耀邦双手抱拳对前来迎接的哥嫂和乡亲们道：“拜个迟年，拜个迟年！”然后，亲切地边走边与大家一一握手。

大家奔走相告胡耀邦回来的消息：“九伢仔回来了，九伢仔回来了！”不一会，胡耀邦的家便围满了几屋人，大家都赶来看看这个从北京回来的“大官”——理着平头、一身中山装、穿一双布鞋，满口浏阳话——原来他与大家也没什么两样。

中餐并无特别招待，嫂子煮了一碗鸡蛋清汤算是为胡耀邦“接风洗尘”，其它均为青一色农村自种的素菜。不过，嫂子煮饭下米时，比平时少放了一把薯丝。这种粗菜淡饭，胡耀邦吃得津津有味。

当然，胡耀邦这次回故乡比他表兄杨勇1960年回来时可算是好了许多。

1960年农村吃大食堂饿死了许多人。杨勇上将回来时，她母亲刘氏按往日一样将野菜熬了一锅粥叫杨勇吃，杨勇根本没想到，解放整整十一年了，在故乡苏区浏阳的父母和乡亲们竟过着这种“赤贫”的生活，他边吃着母亲亲手为他熬的野菜粥，眼泪边止不住巴哒、巴哒流了下来……

后杨勇回到北京后，以支援苏区的名义，特地给文家市每户特困户补发了50斤谷，救活了一批人。

这次胡耀邦回到故乡，见乡亲们穿的还是补丁加补丁，生活入不敷出，农民“穷得不得了”，他感慨万千……

B、在清江水库甘路亭一带，胡耀邦碰上衣不遮体、住着毛棚的王氏三孤儿，便给了他们100元，并找来该大队尹书记批评了一顿……

水利是生产的命脉，解放以来，我国领导人一直重视兴修水利灌溉农田，那时，胡耀邦家山背后便修了一座清江水库。

他吃过午餐，来不及休息，便风尘仆仆地赶到清江水库视察，并指示当地部门抓好水利建设造福人民。

从清江水库回来在一个叫甘路亭的地方，胡耀邦见路边三个瘦小的身影正在砍柴，穿得衣不遮体，形似乞丐。他赶紧走过去问他们：

“你们爸妈呢？”

“都死了！”当时十三岁的大姐王清梅停下手中的活，望着好心的大伯胆怯地回答。

“你们住哪里？”胡耀邦问。

“那间毛屋就是我们的家。”七岁的老三王小平用小手指了指不远的一间毛屋道：“姐，我饿！”饥肠漉漉的王小平用乞求的目光望了望姐姐又望了望这位陌生的大伯。

“走，我们去看看。”胡耀邦将王小平抱起，对身边的秘书及侄子胡德安、胡德资等人道。

这是一间用树皮，毛草盖的不到5平方米毛棚，更形象地说，恰似一间“牛栏。”

胡耀邦将小平放下，低着头走了进去，里面家徒四壁。毛棚顶部有太阳光射了进来。也就是说：一旦遇上刮风、下雨，王氏三姊妹肯定会淋着身子。

老大王清梅介绍，他们每天在青菜叶或野菜里放一点米，再放点盐煮稀饭喝度日，油是没得吃的，所以三姊妹骨瘦如柴，他们都未读书了。

听了王清梅的介绍，胡耀邦久久地没说一句话。

他将陪同他视察清江水库的该大队尹书记叫过来，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是湘谭地区父母官，你是大队父母官，我们愧对这三个孤儿呀！”

“大队实在太穷了！”尹书记低着头，用几近听不到的声音回答，不知是胡耀邦未曾听到还是什么原因，他保持了沉默。

他从中山装口袋中陶出10张10元的人民币，放到老大王清梅手中，便匆匆往回赶。一路上，谁也没吭声……

回到家中，刚好碰上小学的同学，现为大队教师的陈世艾来看望他。从交谈中胡耀邦得知陈世艾老师长期生病，家境困难，但他还坚持教书育人，胡耀邦为之感动，当即给了100元钱表示慰问。

平日里，胡耀邦曾于1937年写信回家时，特向他小学老师胡莹岗先生问好，并祝他健康长寿；每年过年他都要给哥嫂、姐姐寄点钱以表亲情；对曾经在经济上支持他干革命的胡祖恢（1929年当地工农红军团长），他却派人给他送上一点西洋参“填情”。而那时，胡耀邦一个月工资才350元左右，他还要养家糊口。据他的亲人回忆：胡耀邦那时支援王氏孤儿、陈世艾老师等各行各业人士以及家乡亲人的钱，是他与家人平时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平时的生活十分检朴，自己舍不得穿，舍不得吃，一分钱也不乱花。

C、 晚上，胡耀邦对胞兄胡耀馥说：“你将公家的耙背回来打锄头，这叫‘损公肥私’，我要罚你的款！”胡耀馥大发雷霆，两兄弟因此大吵了起来……

晚上，胡耀邦召集地方有关领导、老师、村民来汇报情况，了解农村走集体化道路落实情况和乡亲们的生活状况，他还特地将村里的老人请来座谈，问他们身体好不好，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等。

座谈时，有位队干部向胡耀邦反映，说他哥哥胡耀馥有一次将集体的耙背回家打了锄头，大家有意见。胡耀邦便再找了几个村人了解，确有此事。

那晚，胡耀邦送走了乡亲们后，将队干部留下来，他找来哥哥胡耀馥问道：

“哥，有人反映你将集体的耙背回家打了锄头，这是怎么回事？”

“是啊，那耙以前就是我们家的呀！”胡耀馥当着队干部的面将“我们家的”几个字声调拉得长长的。

“那又怎么解释呢？”胡耀邦问他。

“56年的时候农具都要入股，归集体所有，我们家那把耙便给了公家。去年（62年）我们家分了田，我缺把锄头用，便把那把耙背回来，将耙齿卸下来打了锄头，这可没犯哪门子法吧？”胡耀馥口口声声“我们家”，心里想胡耀邦与他手足

情深，队干部们奈他何？

“当时有没有说以前入股的农具归还私人所有？”胡耀邦问队长。

“田是分到了家，但入股的农具还是归集体所有，属大家共用。”队长望了望胡耀馥，如实回答胡耀邦。

“这种行为属于 ‘损公肥私’”。胡耀邦放大声音说。

“其实我那时劝过他。”队长不敢正视胡耀馥，自言自语道。

胡耀邦从口袋中掏出钢笔，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信纸写道：胡耀馥同志将集体的耙背回家打锄头占为已有，影响了生产，情节严重，现给予其处罚：一、将占为己有的锄头归还集体；二、罚款40元，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再重新打一把耙。

胡耀邦在罚款单上签了名、日期后，将罚款单交给胡耀馥。胡耀馥看了罚款单，一时“傻了眼”。那时一把耙约值15元，他到哪里去弄40元来罚款哟！

队干部们走后，胡耀馥按奈不住心头的气愤，他质问弟弟：“我小时候最疼你，有好吃的总是先留给你吃，我们兄弟感情一直很深，再说，旧社会我常被反动当局追得不敢回家，后来又带上了‘五类份子’的高帽，吃的苦头还少吗？今天你当了官，我一点好处也未得，你反而要罚我的款，你讲不讲点‘义道’？”

“哥，那些我都知道，不是我不讲‘义道’，你将集体的东西占为已有，这影响不好呀！”

“你不要以为你当了官就六亲不认了，你还把不把我放在眼里？”胡耀馥见弟无意收回罚款单，便骂起胡耀邦来。

“你‘损公肥私’，我就是要罚你的款。”胡耀邦针锋相对，脸红脖子粗。

“你，你‘恩将仇报’，你，你冇良心！”胡耀馥气无所出，大发雷霆。他妻子刘清华赶紧过来，将他拖出了房间。

第二天吃过早餐，胡耀邦从口袋中掏出钱包，发现才剩下二、三元钱（因将钱给了王氏孤儿等）。他便向秘书借了10元钱作为“人情钱”给了嫂子后又匆匆上路了。

以至于中午时分，胡耀邦来到柏树下大队的姐姐胡建中家，建中知道弟弟自小最喜爱吃狗肉，便将家中那只狗宰了，招待了弟弟一餐丰盛的“狗肉宴”，可胡耀邦竟没拿一分钟“人情钱”给姐姐便走了。

这是胡耀邦自1930年离开故乡到1989年逝世整整60年时间里唯一的一次回家探亲（他因工作繁忙，曾到江西、长沙等地，三过家门而不入）。他的这次故乡行，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了父老乡亲们永恒的回忆。

后来苍坊村乡亲为胡耀邦送上一幅挽联以概括其一生：

“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六十年投身革命、三过家门而不入；有胆有识，无私无畏、多少次浴血沙场、千秋青史永留芳！”

胡耀邦之伟大，也正在于他廉洁奉公、光明磊落；在于他心中只有人民，而全然没有自己。

一代“皇”兄是“农”人

——胡耀馥夫妇追忆弟弟胡耀邦

胡耀馥：通派盛馥、字桂馨、后又名耀福。1911年阴历6月11日出生，1992年阴历8月初10逝世。胡耀馥于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解放初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任浏阳县（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长沙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家乡建设作出了贡献。1930年，娶文家市刘清华（1913年阴历10月初9出生）为妻，生二子：胡德安（务农）、胡德资（务农），二女：胡素贞（原北京第59中学教师）、胡素华（务农）。胡耀馥一生的户口从未离开过中和乡苍坊村，也就是说他一生均为地道的农民。

1989年8月2日上午9时许，笔者与外甥张林从文家市乘公共汽车赶到中和乡苍坊村大屋组胡耀邦胞兄胡耀馥家造访。

敲开胡耀馥家门，接见我们的是胡耀馥妻子刘清华，胡耀邦故居（那时还不叫故居）工作人员刘世国（文家市人、负责故居清洁卫生、接电话等）及胡耀馥孙子胡厚文（胡德资长子、读初三，当时生病在家休养，而胡德资全家去了汉口做花炮生意）。

刘清华与刘世国与笔者（本名刘鹏）均是族中人，论字辈，我叫刘清华为姑妈。他们对我的到来显得很热情。谈话中，才知胡耀馥一早便去田里灌水、干活去了。

刘清华老太太当时已年届76岁，可她耳不聋、眼不花，笔者与她谈到有关胡耀邦同志小时候的事情时，她记忆犹新：

“我是民国19年（公元1930年）9月嫁给耀馥的，耀邦那年10月离开家乡，我与他住在一起的日子不长。那时，耀邦才十三、四岁，但他很懂事，总是‘大嫂’长‘大嫂’短地喊我，家里人口多，困难，他便帮家里做许多事，对他的父母也特别孝顺，我们一屋人（即一家人）都很喜欢他。上面（指湘东特委）调他走时，我真舍不得他走。后一直到1963年，他才回过一趟家，住了一晚。他在村口见到我时便抱着拳对我说：‘大嫂，拜个迟年！拜个迟年！’那时农村还很困难，他回来我肉也没买一点给他吃，他还夸奖我：‘屋里（家里）炒的菜就是好吃，开胃，开胃’我见他吃了几碗饭，心里踏实了许多，那次他为耀馥将耙背回来打了锄头，罚了家里的钱，我是理解他的，官难当啊！后来我几次到北京，他都抽时间与我拉家常，问我的身体状况，随便得很，没一点官架子。今年他走了（逝世了），我想着想着就要哭，你讲，我怎舍得他走哟！”刘清华老太太讲着讲着，泪湿衣襟。

不一会儿，胡耀馥（村人叫他福老子）背着把锄头，挽着裤脚走了进来。

他瘦高个子，平头，快八十岁的人了，还一样下田干活，一担挑得起上百斤，身体很健朗。他见了我们后大声道：“煮好饭了吧，来，来，一起先吃饭。”

苍坊村的村民都喜欢早上干一阵活再吃早餐，故早餐都吃得很晚。我们吃早餐时，已是上午十点钟了。两碗南瓜，一碗酸菜，一碗节瓜，一碗苦瓜，另煎了两个鸡蛋——早餐很简朴。

“娘家人来了（胡耀馥奶奶刘氏、母亲刘明伦、妻子刘清华均系笔者族中人，故他称笔者为“娘家人”）冇得好招待，莫见外呀！”胡耀馥边往我碗里夹菜边讲。

“味道蛮好嘛！”我可能是肚饿了，吃得开胃。

胡耀馥告诉我：他当了十一、二年浏阳县政协委员，政府每月给他55元补助。从1986年起，他任长沙市政协委员，每月补助88元，他的户口一直在农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政协委员。村里分了田给他，80多元补助根本不够他花费，吃饭还得靠自己耕种。

他说：“我以前与九伢仔（胡耀邦小名）吵过几回架，第一次是1963年他回家时因我背了集体的耙打了锄头，他罚了我40元钱；第二次是1978年，我赶到北京要他为我错案平反，他说这件事地方政府更清楚，他不会插手，我气冲冲地回了家；第三次是1983年，他以前的部下岳阳市委许书记将德资（胡耀馥二子）安排到某公司当副经理，都已经回来转户口了，可耀邦还是将他‘赶’回了农村，那次我特地赶到北京与他吵得最厉害。我说：我的事你不帮也就罢了，德资工作都安排好了，你还要赶他回来，还撤了许书记职，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指许书记）哟！耀邦毫不心软，他回答我：‘你也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决不能搞裙带关系’，若都搞裙带关系，庸人指挥能人，我们国家就无可救药。现在他都已经去了（逝世了），我想起来好后悔哟，对于我的家人来讲，耀邦当总书记后，我们确实没得到‘实惠’，可他对国家的贡献起码已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若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当官的都象他那样廉洁奉公，不搞裙带关系，那我们的国家何愁不兴旺发达呢？我每次与他吵过架，他都原谅了我，从不计较。现在想来，他那时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胡耀馥老人家讲着讲着，心情显得很沉重，他扒了几口饭，接着讲：“不过，我们小时候从来没吵过架，兄弟感情很深。我比他大4岁，他三、四岁时我就带他上山拾架、下地除草、我还经常用树枝当笔，教他认字。他很聪明，那时就能背《百家姓》。民国十五年（1926年）时，我被反动当局打成‘暴徒’受到通辑，躲到江西亲戚家，他十一岁，便常赶几十里山路，随母亲来看我。那次他从袋中摸出他亲手烤的红薯给我吃，问我饿不饿，而他自己却饿着早餐舍不得吃。那情景，我怎能忘怀呀……”

老人家尾尾叙述着，泪盈满眶，故事晃如就发生在昨日：“民国19年（1930年）上半年，我当时任浏阳县8区（文家市）苏维埃团书记，耀邦10月份从时仁乡调来8区当劳动童子团团长。后苏维埃政府（指湘东特委）来调一个青年到攸县、江西萍乡等地，组织上起先有意调我，那时我刚结婚。干革命可不是儿戏，背井离乡，出生入死，这谁都清楚。耀邦便找到我，愿挑起背井离乡的重担，他说：‘哥，你刚结婚，负担重，等我去吧。’他在8区工作很出色，领导考虑后便由他去了。第一次去时，他与东乡一位姓寻的同学一起去的，但走到江西芦溪时，碰上了国民党军队，无法通过封锁线，几天后，他行李都丢了又回来了。10月底他又去，从此他离开家乡干革命，直到1937年抗战时才与家里有过书信往来。真的，那时我们全家还以为他早不在人世了，可他也命大，为革命出生入死，将自己交给了党，他活了73岁，还多活些日子就好了……”

谈到胡耀邦的逝世，老人家硬咽难语……

胡耀馥于1992年8月逝世，长沙市政协、浏阳（县）市有关领导出席了他的追悼大会。当地政府送给他的挽联上写道：

“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作赤子！

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我们为叔叔而骄傲

——胡德安、胡德资谈叔叔胡耀邦

1997年大年初四，笔者再次来到苍坊村大屋组造访胡耀邦故居时，见故居门前200米处有一栋四周用围墙围住的三层“洋楼”。一打听，才知是胡耀邦侄胡德资靠多年做花炮生意攒钱所建。而他哥哥胡德安这几年在中和造纸厂干活，每月工资不到300元，妻子又多病，收入大部份用于妻治病上去了。他夫妻俩（大女儿出嫁、儿子与小女儿均在江西共青城工作）现只好暂住在胡耀邦故居（故居由政府征收，1995年已对外开放）的客房，同时负责照看故居。而胡耀馥老人家已于1992年8月逝世，她妻子刘华清老太太住到了德资的新房，她也经常回老屋（故居）打扫卫生，除了耳朵有些背外，身体很好，根本看不出她已有八十四岁高龄了。与德安、德资见面，谈话的主题自然是他俩与为之骄傲的叔叔胡耀邦的交往了。

德资毕竟在外面做生意闯荡了几年，他侃侃而谈——

1963年，我叔叔回来时，我才13岁，我去文家市接他回来的路上，他摸着我的头，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成绩好不好？那是我第一次见叔叔，他给我的印象很亲切；1977年12月，我叔叔当上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我到北京找他说：“叔，你当这么大的官，我爹要你安排点事给我做。”他说：“我虽官居高位，但共产党人没有什么特人特权，叔叔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请你理解叔叔，望你努力工作，尊纪守法，服务基层，也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再说，你一无文凭，二无工作经验，能干什么呢？还是争当劳动模范吧。”

后我爹见我背着行李又回来了，很惊奇，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叔要我先回来当‘劳模’呢！”

回来后，我带着叔叔要我当劳模的嘱托，于1978年、1979年当了两年生产队长。我早出归晚，抓粮食生产，两年的粮食年亩产量均达到近800斤，比1978年前的亩产500多斤算增了很多产。我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于1979年开始，将茶山，暮地等边角土地下放，鼓励农民搞种养。而当时不准土地下放，公社汤书记派人找我谈话，我差点坐了班房。因此，我的队长职务被撤了。但我们大屋队却比别人先富了一年，我被撤掉了队长职，当‘劳模’的梦也就破灭了。1980年我到中和乡花炮厂当管理员去了。今天看来，我当时搞土地下放的思路是正确的。

1983年7月，岳阳市委许书记请示湖南省委毛致任书记后，将我安排到岳阳市物资局轻化公司当副经理，将我妻子安排到岳阳市招待所当服务员。我叔1963年当湘潭地委书记时，许书记当湘潭下属的毛田区委书记，故许书记与我叔很熟。那次我与妻子都回来转户口了，但我叔连续几次打电话给我爹：“我多次讲了，你们不要打我的名义在外面办事，德资夫妻的户口决不能转。”我爹说：“人家许书记是你老部下，你不帮德资安排工作，他关照一下我们家不行吗？”“不行，坚决不行！”话筒里传出我叔粗重而坚硬的声音。我叔为了阻止我转户口，同时给毛致任去了电话：“听说岳阳市委许书记挺关心农民生活，他对农民那么有感情，那就叫他去抓抓农业生产吧！”这样，许书记由岳阳市委书记降职任岳阳农委主任，我爹因为此事到北京与我叔叔大吵了一场。

事后，叔叔以评论员的身份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不要搞裙带关系》的评论员文章，并令中共中央组织部下文至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要求各级党组织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

再后来，叔叔又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他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在遵守党风党纪方面起表率作用，中央机关更要做全国之表率。

叔叔不让我去岳阳工作，我当时很想不通，现在我明白了他的用心之良苦。他是在关心我，爱护我，鼓励我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创造新生活，他太伟大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心一意做花炮生意，靠勤劳致富，我也从来不敢以叔叔名义去做生意。经过一些年的磨炼，我的生意也渐渐做活了，但许多与我做过生意的人，却不知道我的叔叔是胡耀邦。我是听了叔叔的话，自力更生致富的，自己攒的钱花起来踏实，我也为有这样的叔叔而骄傲！

胡德安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这从他的穿着上也可看出。1994年11月，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因公务到长沙，胡德安去见他时，在家里翻了好半天，就是找不到一身象样的衣服。见面后，德安显得很尴尬，但胡德平却一点也不见外，亲切地与他握手交谈，随从人员还以为胡德平在找农民了解情况，可他们哪里想象得到，他俩竟是共一个爷爷的堂兄弟！

德安在回忆叔叔胡耀邦时显得有些激动——

我以前到北京叔叔家做客时，他喜欢找我谈话。谈话时，他要求他的秘书、工作人员全部走开，有时就剩我婶李昭在旁边陪陪。他问得最多的是农民生活、生产情况，也问一些家庭情况，我都如实回答他。他每次都拿出一个笔记本，将我讲述的有关农民的情况记录下来，以此作为了解农村的一面镜子。他回长沙后，还一直向我了解农村情况，也就是说：他直到逝世还在关心着改革开放的农村新形势。

叔叔公而忘私的为人我是很了解的。就说叔叔的小儿子胡德华，他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的，父母很疼爱他，他在南京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时，我叔叔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完全有权利安排他回北京一个好单位当个一官半职，但我叔叔没有这样做，而德华也很了解叔叔的性格，深受叔叔廉洁正直影响，分配时未提任何要求，主动留在了南京工作。叔叔连自己儿子的工作也不帮忙，故我就更不敢找叔叔安排工作，便一直扎根农村耕田。

叔叔1989年4月15日逝世后，我与我爹、德资及浏阳县几位领导第二天便赶到北京，我姐胡素贞丈夫徐海初（湖南华容县人，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所所长）负责安葬工作。16日，开不开追悼会中央还未具体决定。我婶（李昭）与我姐夫（徐海初）问浏阳县领导对安葬问题家乡有什么要求，当时浏阳县领导并未表态，我们要求葬回故乡。

19日德谦、德腾、厚坤等赶来参加追悼大会，我们碰头商量后，派厚坤当日火速赶回家乡准备锣鼓鞭炮到路上迎接叔叔骨灰，由我们出钱为叔叔搞家葬，叔叔坟墓的地址也定在家乡新集镇对面塔西坪。但最后我叔的骨灰还是葬在了他亲手创建的江西共青城。俗话说：叶落归根，叔叔的骨灰没能葬回故乡，这对我们来说内心里是有些遗憾，现我们正着手搞叔叔衣冠葬，并在他衣冠葬的地方搞个森林公园，以此纪念他老人家。

在银苑宾馆六号楼……

——胡耀邦与苍坊村乡亲们最后一次共叙家常记

1988年阴历10月19日（公历11月15日），距胡耀邦72岁生日还有5天，对于胡耀邦故乡——浏阳县中和乡苍坊村的亲人们来说，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10月中旬，胡耀邦为参加刘少奇同志诞辰纪念活动而提前来到长沙，下榻在湖南省委大院银苑宾馆6号楼（原毛泽东回湖南所住楼）。

胡耀邦在银苑宾馆住下后，派随从到长沙的侄女胡素贞（胡耀馥长女，1950年随李昭离开苍坊村，此后一直跟在胡耀邦身边，后于北京某中学任教）回苍坊村将胡耀馥先接到长沙住在一起，并约胡德安、胡德资等亲人于19日到长沙共叙家常。当时，胡德谦（现63岁，原浏阳市邮局会计师，胡耀邦堂侄），胡惠明（原名胡厚明，德谦之子）等乡亲随德安、德资一并前往拜见胡耀邦。下面是胡德谦与笔者所谈关于当时胡耀邦接见他们的具体情况——

那天一大早，我们从浏阳坐车于上午10时左右来到银苑宾馆门口，里面岗哨严密。我们亮明身份后，负责安全工作的保卫处长引胡素贞及胡耀邦警卫员小黄出来，将我们带到6号楼胡耀馥所住房间。小黄安排我们先抽烟，说等会首长会来接见我们。

我与耀馥坐在房间的一条长沙发上，找靠门口边坐。大约一刻钟后，胡耀邦在胡素贞搀扶下笑容满面走了进来。我赶紧起身扶他坐在我原先坐的位子，我坐在床上。这时，房间已是乌烟瘴气，我们赶紧将手中的烟熄灭。

“邦叔，你身体还好吧？”我说。

“马马虎虎，只是有点小毛病。”胡耀邦接着大声说：“哎，一房都是烟，干嘛大家都不抽了，你们抽烟吧。”他边说边摸起桌上的大中华给我们派烟。

“不好吧，污染了空气。”我接他递过来的烟时为难地说。

“不要紧，不要紧，讲抽烟嘛，我可算得上是你们师傅呢。我以前是抽接火烟，现在只是警卫员2个小时控制我一根烟，不敢大抽，今天乡亲们来了，我要破例了。我老爸一根这么长的旱烟枪，他抽烟可厉害呢，他有时穷得将桐子叶当旱烟抽，这你们都清楚的。”胡耀邦说到他老爸旱烟枪“这么长”时，将两只手比划着旱烟枪的长度，引得我们大笑，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接着，胡耀邦又抓起桌上蜜柑，边派给我们边说：“这是江西省委来看我时特地带来的，你们随便吃吧！”他突然指着电视机说：“你们有这个家伙吗？”

“厚坤、惠明有。”德资回答。

胡耀邦点了点说：“今天我要向你们学习。”

“学习什么？”我纳闷地问。

“学习讲浏阳话哟！”胡耀邦突然将“浏阳话”三个字用浏阳土话象模象样地讲出来，又引得我们大笑。从这时开始，我们全部用浏阳话交谈。胡耀邦自13岁离开家乡，除1963年回过一趟家住一晚外，近60年的时间都投身到革命事业，曾三过家门而不入，而他的乡音却丝毫未改。

一讲浏阳话，大家的心更接近了，真正成了一家人拉家常。这次会谈气氛如此随和，是我们始料不到的。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胡耀邦时的情景。

那是1963年正月底，当时我到浏阳县邮局当会计。胡耀邦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浏阳为湘潭地区管辖范围，胡耀邦因到浏阳搞农村调查研究而在浏阳县委会场召开了会议。会议休息期间，我赶去与他见面，他见到我后很严肃问我：“你干什么工作？”

“在邮局搞会计。”我胆怯地回道。

“你搞经济工作，要廉洁自律，常在河边走，可不要湿鞋呀！”这是胡耀邦给我上的第一课，在公共场合，我真有些怕邦叔。

记得还有一次，胡素兰（胡耀邦堂侄女）丈夫谷伟才（原空军某部干部）陪岳父到中南海拜见胡耀邦，谷伟才见到胡耀邦时，两腿一并，毕恭毕敬地向他行了个庄严的军礼，可胡耀邦只顾与谷伟才岳父谈话，将谷伟才搁到一边，弄得谷伟才不知如何是好。胡耀邦未发话，他只好保持军礼状，笔挺挺地站着。

还是岳父痛女婿，直到谷伟才岳父暗示胡耀邦后，胡耀邦才将手摆了摆，总算给谷伟才下了“准坐令”。本来，谷伟才也是想通过岳父来“见识”胡耀邦，通过那次见面，他从此再也不敢随岳父去拜见胡耀邦了。

而这次，从胡耀邦为乡亲们派烟、递水果再到他要学讲浏阳土话。可见，原来胡耀邦竟又是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使我又更进一步认识了他随和的一面，他其实是挺好接近的。

“你是——”我坐在床沿，刚好与胡耀邦面对面，他望着我问道。

“他是耀瀛的第二个崽，你还记得吗？”耀馥赶紧介绍。

“记得，记得，你很象你爷老仔（父亲），那以前回信的人就是你啰？”胡耀邦频频点头道。

这又使我想起了那次给胡耀邦回信一事——

自1930年胡耀邦离开苍坊村后，到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才与家里取得一次通信联系，在“抗大”期间，再次给家里来过书信并附寄了相片，自此10年间音信杳无。直到1948年，村人才从国民党主办的某报上得知胡耀邦未死，还当上了太原军区政委（当时总司令为徐向前）。胡耀邦外甥黎尚农赶紧写了封信给胡耀邦。

1949年6月，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冬，胡耀邦在解放大西北，进军宝鸡时才给家里来了封信，记得当时信封是这样写的：

“请湖南省委谭余宝（湖南省省长）老先生转浏阳文家市义昌厚宝号转交胡祖仑老先生收”。

胡耀邦父亲胡祖仑以前还以为儿子——九伢子（胡耀邦小名）死了，这次接到儿子从太原的来信，自然是喜不自禁，他拿了那封信来到我家，还未进大门就大叫：

“耀瀛，耀瀛，九伢子冇死，九伢仔冇死，他来信了，来信了。”

我与父亲接过信读给祖仑听，信中主要问及父母健不健在，身体好不好（信中具体问到老人家牙齿好不好，耳朵听不听得见等）。

接着，胡祖仑要我父亲（耀瀛）替他给耀邦回信，那时我父亲病得很厉害，躺在床上不能起来，我才14岁，刚读了半年初中，这样只好由我父亲口嘱，我代笔回信。主要写了些家乡的情况及胡耀邦父亲情况。在信尾，我父亲知道自己病入膏肓，快不行了，便就私人问题附了几句。大意为：“我儿德谦天资较聪颖，现已读初一，成绩不错，此信便为其所代笔。因我本人重病，无钱供他继续深造，你能否利用你的身份将其带出去培养成才”云云。

不久，胡耀邦于百忙之中给家父回信，信中写道：“你老兄的意思我理解，但作为共产党员来讲，没有特人特权，你儿书还是要想办法读下去，搞工作也如此，要从基层搞起，万丈高楼平地起嘛！”

所以从这次长沙见面，胡耀邦讲起回信之事记忆犹新。

1950年，胡耀邦任四川川北党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兼军区政委期间，派夫人李昭回苍坊老家接双亲随住。同时，胡耀邦有意将胡耀馥长女胡素贞带在身边，由于女孩子害羞，胡素贞起初并未答应随李昭出去。李昭便按胡耀邦吩咐，想带一个苍坊村品学兼优的贫苦青年参加革命。经了解，李昭有意将我带走，后来胡素贞在父母的极力劝说下，才随李昭离开了苍坊村，我却因此未能成行。

这次当胡耀邦谈到“那以前写信的人就是你啰”时，我便接过他的话茬道：“邦叔，1950年你若将我带出去，我就有大学读了，那今天我可能更有出息了。”

那天我穿了一身邮电制服，胡耀邦听我如此说，又见我穿了制服，便开玩笑道：“你现在不错呀，还带有肩章，将军的架子哟！”

我们听他幽默的话语，笑得前仰后俯。

我在浏阳县邮电局工作时，原浏阳县委周清云书记夫人曾与我说过一件事：曾与胡耀邦一起从浏阳参加革命的李某的夫人还健在，而她丈夫一去60多年无音信，胡耀邦当总书记后，李夫人经常跪着对北京拜，很思念自己的丈夫。这次到长沙之前，周清云书记夫人特地要我问问胡耀邦有关李某情况。

当我问及李某情况时，胡耀邦记得很清楚：“喔，他是木匠出身的，当时跟我一起参加革命，只可惜他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了。”

谈到这些，胡耀邦暗然伤神：“许多先烈为革命捐躯，他们未能见到新中国成立，多可惜呀。如今，我发现那些票贩子很厉害，攒黑心钱，你们可绝对搞不得呀，伤天害理，国法不容的事你们不要搞。我的爷老子是靠做苦力挑煤卖（担脚）养大我们的，我的石姐（胡石英，胡耀邦二姐，后嫁到文家市）没日没夜织麻攒了两块银花边供我读书，我至今还记得。我爷老子死时，我帮他擦身（抹尸），发现他老人家因长期担脚，两只肩膀肿了两个好大的茧包哟。”胡耀邦边说边比划着那两个包的大小，讲着讲着，泪水不由自主地从他眼眶中溢了出来。

在场的乡亲都被胡耀邦为父亲悲伤的情绪感染，整个房间鸦鹊无声。

“邦叔，还有5天是您72岁寿辰，到时我们都到长沙来向您拜寿。”我赶紧转移话题。

胡耀邦听我记得他的生日，抹了一把老泪，情绪显得有些好转：“德谦，搞不得，搞不得，党和毛主席历来不主张祝寿，你们不要来，记得就行了。”

“那您80岁时我们一定来为您祝寿。”德资说。

“那，可以、可以。”胡耀邦犹豫了一下道。

“您不要到时赚麻烦哟！”我说。

“算数！算数！”胡耀邦将手挥了挥，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时针指向11时20分，警卫员小黄已是第三次走进房间。这次他下逐客令：“首长要休息，下次再谈吧！”

说完，他将胡耀邦扶着走出房间。胡耀邦边走边说：“就吃中午饭了，大家吃餐便饭再走吧。”当我们说要赶回浏阳时，他便吩咐警卫员，用他自己的那辆面包车将我们送到长沙火车站。

万万没想到，这次近1个小时的长谈，竟成了永诀。

第二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噩耗传来，苍坊村的乡亲们无不为之痛苦流涕。而我们想为他做八十大寿的愿望也便成了泡影（据胡耀邦亲人回忆：在胡耀邦七十多年的人生之旅中，不管那一年的生日，他从未请过客、做过寿）。他的骨灰葬于他亲手创建的江西共青城，湖南省委送给他的挽联是：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三湘哀悼，四水悲歌。

2018年11月18日，笔者驱车回到浏阳，出席了当天上午举行的胡耀邦同志塑像揭幕仪式并与胡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下图一）、次子刘湖（下图二）、三子胡德华（下图三）、女儿满妹（下图四中）等亲人合影留念。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闻月，本名：刘鹏，系广东省作协会员，广州市作协理事，广州市花都区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小主人报》新闻学校花都分校校长。出版有诗集《酸酸的葡萄》、纪实文学集《哼哼人生》、国内第一部由准爸爸写给胎宝宝的书《准爸爸候产记》。

散文《母亲的翅膀》荣获“孙犁文学奖”并于2018年入选济南市中考语文试题、占总分的20分；诗歌《山田风光赋》被镌刻在一天然青石板上并立在浏阳某旅游风光带；《母亲的翅膀》姊妹篇《小羊角辫》荣获《中华文学》杂志2021年度凤凰榜散文“一等奖”并与冯骥才、高洪波、阿来等的佳作一起、入列 “2022中国西部散文排行榜。”

曾任《商业时代》杂志社（北京）记者部主任、广州花都《花之都报》副主编、《花都警讯》责任编辑、广州市湖南商会秘书长、韶关学院花都校友会创会会长等。

在新闻行业从业三十年。业余作家、司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