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两，我人生旅程的“加油站”

凤凰山民一黄明

　　人，哭着赤条条来，笑着空落落去，从生到死，从小到大，从最初的一声啼哭到最后的一息哽咽，无论男女老幼，无论高低贵贱、无论贫穷富有，魂灵伴着躯壳溘然而去，身后留下的唯有自我生命存续期间或悲或喜，或小或大，或远或近的点滴故事。每个人在生命的旅程中都要经历许多阶段，从“外傅之岁”到“百年期颐”，会遇到许许多多数不清的人，记不起的事，但人生背负的，都是命运赋予的，摆不脱，逃不掉，挡不住，忘不了……

　　六十八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一条小生命降在下两区神潭乡元坨村的一间茅草屋里，那就是我。幼小的时候，“神潭溪”（乡所在地）和“下两河”（区所在地）便是我心目中最神圣的“城市”。在这两个镇上，我完成了高小、初中、高中的学业，19岁时便离开了生养我的故土，一晃就过去了半个世纪。虽然我没有镇上的“非农”户口，不是土著街民，但我对这两座古街道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我的心里常泛起涟漪，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我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过程中，它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和抹不去的情结。如今这两座老街渐渐消逝，几十年后，谁还能记起她年轻时的模样呢？在外地工作时，曾去过不少古镇，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见证，文明的见证，是一方百姓生命历程的见证。本世纪初，我开始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十多年间，我几次用镜头记录了神潭溪和下两河的衰老与新生，企图找回小时候遗忘在那里的记忆，找回故土曾经的古朴与苍桑，但毕竟飞速发展的时代在不断地抹掉时光的痕迹，时过境迁，物逝人非，之忆之见，也只有星星点点了……

　　下两乃巴山深处的南江辖域。相传，远在桐古时代，南江音为难江，属巴国之地，汉为益州之境。南北朝时期的梁普通六年(525年)立县，至今已有1498年的历史。其间，从元二十年(1283)至明正德十一年(1516)的233年中，难江曾并入化城县(今巴中市)。明正德十一年复立县后，迄今已505年。南北朝至唐，难江曾州、郡、县并立，也曾与陕西的汉中合治为汉川郡。南江最初之所以取名难江县，是因“江水难涉”之义名之。明正德复立县时，以南江河古名南屯河，乃以“南”易“难”称为南江县。县域的大小，历代因沿革不同。初立的难江县大抵即今南江县的境域。以后的难江县，大抵在今小河、大河区以北，米仓山以南的范围内。盘道县在今沙河、下两区范围。

　　下两属川陕通道的重要隘口，其建制随时代而复杂多变。在南朝梁时，下两归难江县管辖。明朝属南江县，设集市。清朝时，置下两河口场，隶于吴垭乡。川陕苏区时期，设区乡苏维埃，由长赤县辖。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设两河联保街道办事处，属第二区。民国三十年（1941年），属两仁乡。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置两河乡。1952年1月，析两河乡置东垭乡，属第四、五2区。1955年8月，第五区更名下两区，两河乡属之。1958年9月，改为下两公社。1984年3月，下两公社改为下两乡。2001年11月，下两乡改为下两镇。2005年3月，东垭乡并入下两镇。

　　下两镇下辖下两、东垭、元顶子3个社区，新桥、阳光、灵活、大田、东河、铁尖、钟嘴、老君、江口、平桥、柏杨、黄坪、七岭、瓦坪、天关、落山、中山、碓盘、东垭、青龙寨、帽坝、柑树坪22个行政村；下设99个村民小组。截至2020年6月，下两镇下辖4个社区、13个行政村：下两社区、东垭社区、东河社区、阳光社区、新桥村、阳光村、钟咀村、老君村、江口村、黄坪村、东垭村、帽坝村、柑树坪村、天关村、两河村、双坪村、乐山村，镇人民政府驻下两社区下两新街16号。

　　据资料记载，下两位置独特，多山多水，峻岭绵延，东与高桥乡、仁和镇接壤，南与元潭相邻，西与黑潭乡、红光镇相连，北与傅家乡、赤溪乡、燕山乡为伴，北经赤溪、沙河、罗坪、东渝、直抵南江县城，距巴中市区亦仅半时高速即达。区域总面积93.8平方公里。地貌属米仓山东南脉延伸带单面低山丘陵区。地势呈东北向西南略倾斜，属浅切割方山与中切割低山中山地貌。境内最高点位于元顶子，海拔1300米。最低点位于南部南江河口，海拔423米。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暖低寒，雨热同季，光照适中，多年平均气温17℃，无霜期年平均288天。年平均日照时数1435小时。年平均降水量1300毫米。

　　下两镇境内河道属长江流域嘉陵江支流南江河水系。南江河由此向南纵贯中部全境，明江由东向西在附近注入南江河。下两镇自然环境不是很好，但也不算很差。主要自然灾害有季节性旱灾、涝灾、冰雹、暴风雨、洪灾、山体滑坡等。春干夏旱每年都有出现。冰雹平均4年3遇，沿河两岸洪灾易发，最为严重的一年发生在2011年夏秋，连发4次洪灾，致下两老街178间房屋全被冲毁。

　　下两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地面资源，耕地和林木。官方消息，下两目前有耕地13400余亩，可利用荒山、草坡面积2.5万亩，林地面积9.7万亩。人口呈下降趋势，第六次人口普查下两镇有20700余人，但第七次人口普查时，下两镇总人口只有17700余人，人口在减少，人口迁移的幅度在加大，这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但下两人的血液里总流淌着一种恋根情怀，飞得再高，走得再远，根却永在。

　　下两镇的交通相对发达，村级公路总长110千米，公路通村率100%。下两镇有广巴铁路、巴陕高速、省道S101线横贯全境，既有铁路火车客、货运站，又有巴陕高速开口互通，距南江县城45公里，距巴中市区27公里，有“南城第一镇”之称。

图中的两张照片是10年前拍的，当时下两的过境铁路还在修建中。桥埻下的河岸是下两东河街和老西街早年的必经之路，从仁和、高桥和中嘴等地到下两赶场的人都必须要从这里路过。打鱼小船的河面就是几十年前唯一的渡口，通向下两老街的上街口，两岸的过河需乘小木船。我父亲早年在下两工作，我小时候常从这儿乘小船过河，开始不收钱，后来过河每个人收两分钱，但不是撑船者个人的收入，而是木船社集体的收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东河街连同中嘴下的一段老街逐渐消失，在下游黄桷树下的河边又开辟了一个船渡口，直接通往下两老街的街尾。那时，河水清澈如镜，街上的居民多是从河里取水饮用。河面上每天都有渔船和从南江到巴中的货船穿行，就在现在黄桷树大桥下，上世纪中叶有一段险滩激流，从巴中开往南江的货船还需要人工拉纤。当时，下两河里需要拉纤的还有一处就是中嘴下高桥那条河与南江河交汇的地方，河水湍急，船行至此没有人拉纤是开不上去的。我小时候，每当看到这两处船夫汗流浃背，面朝河石背朝天的拉纤情景，就感到船夫们的工作并不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轻松。改革开放后，黄桷树大桥建成后，船渡成为了历史，拉纤也成为了历史。

　　那个时代，出生在穷山僻壤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不像现在的农村，硬化水泥路几乎是通达每家每户，网络全覆盖，方寸之间便晓天下大事，哪怕住得再偏远，幼幼孩提就能听得见潮起潮落大千世界的声音，就能看得见风起云涌复杂多变的社会，就能感受科学技术带给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我第一次到下两，是七岁时跟着爷爷去下两河赶场，走了40余里小路，到王家湾时，远远看到中嘴上有一个“怪物”轰轰地爬着，感到很奇妙，爷爷告诉我，那是汽车，吃的是油，力气大，背得多，跑得快。也就从那时起，我认识了汽车，认识了下两，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求识欲望。到了下两，从上街走到下街，看到街上跟我般大的孩子蹦蹦跳跳，什么也不做，吃的是白米饭，生活那么自在，那么悠闲，而我们乡下的孩子，吃糠咽菜，还要放牛，割草砍柴，非常辛苦，心里十分羡慕，从那时起，就想着我要是能在街上长期住下去该多好。朴素的意念在幼小的心灵催生出自我奋发的动力，那年我上了村小，想着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过上街道人的生活。

（黄桷树老街房）

（场尾黄桷树下的一段已经改成了滨河路）

（这是从东垭乡到下两最近的一条小路，东垭的老百姓当年要到下两赶场，多从此处经过。现在通了公路，这条羊肠小道早已废弃）

　　这些房屋是下两老街下河街的危房，靠近场尾黄桷树，现在有一部分已经改成了滨河路。那棵几人围的大黄桷树似乎是下两的标志，早些年，黄桷树下还开设过一段牲畜交易市场。黄桷树的根连着老街房，树冠四散伸长，昭示着下两人的蓬勃发展。离黄桷树约两百米处是下两公社的办公点。下两公社的办公点是一个面向巴河的小三合院，三合院周围有不少粗大壮实的树木，正面有一片开阔的滩涂，与巴河相连，滩涂上有一条简道与通向去阳光坝的公路连接。文革时期，造反派们在沙滩上组织召开过几次所谓的“万人大会”，批斗“走资派”或“公审公判”，使这片滩涂发挥了历史上极致性的作用。

　　下两公社背后是南巴公路，左侧有一面坡地，一条小路通向老街口，街房们在地里种上时令蔬菜，一年四季都能闻到菜的清香，看到绿的植物。右侧有一座石拱桥，传说是北宋时期修建的，取名“犀牛桥”。桥下是从东垭山上延伸下来的小河沟，溪水潺潺，直涌巴河。有一年夏天，我到下两看望父亲，在下两玩了几天，每天晚饭后，供销社的几位叔叔就领着我到石拱桥下的河沟里洗澡戏水，我的游泳技术也就在那时学会了。几十年过去了，这条小河沟已没了昔日模样，现在两边楼宇林立，东垭山上流下的小河，早年潺潺流水没有断过，现在除洪水季有水，多数时间是一条干沟。

　　上世纪中叶，从高桥、仁和、长征、大河及至巴中南阳等地的人们要到下两，多是从场头方向的河对岸渡船而至。那时，河对岸只有一条唯一的小道。沿河而上约七八里地，有个小地名华溪口，是当时距下两最近的一家闻名乡里的客栈，客栈的老板张皮匠是早年做皮货生意的，有较高的硝皮手艺。他的女儿形象娇好，待人和善，做得一手好菜饭，她利用祖居的木楼屋，开了个小食店，卖面条、凉粉、包子、馒头、醪糟之类的小吃，生意很不错。大凡赶集的，背力（背二哥）的人们路过这儿，累了就歇口气，渴了就喝口水，饿了就“打个么台”（吃点食物）。距华溪口约一里地左右，有一个河口交汇点，从长征伍家河流下，在此与高桥河交汇，河岸有一大片斑竹林，高桥到下两的小路就从竹林穿过，沽水季可踏石过河，丰水季只能乘船渡过。挺拔秀丽的斑竹粗如碗口，浓郁茂密，直指蓝天，晴日里阳光射下，竹影婆娑，轻歌漫舞，象一片片晶莹剔透的绿色翡翠，流光溢彩，迷人双眼。清风徐来时，竹竿摇曳，沙沙作响，与低吟的河水，合奏出悦耳的竹溪曲。后来，下两到高桥的公路修通了，华溪口客栈连同那片斑竹林也走出了人们的记忆。

　　由于地形限制，下两老街并不平坦，而是起起伏伏，一波多折。俯瞰下两老街如蛇形宛延，街道宽度不过三、五米，两边的房屋多为穿斗式木结构，不少房内的墙璧下半是木质，上半是竹篱。整条街大致分为三段。上段有下两区医院，中段有下两公社医院和下两区公所，下段有国营食堂、搬运社。改革开放前，这些都是老街的“著名景点”，也是在人们心中占有位置的地方。几十年风云变幻，唯有下两区公所依然故我，承担着下两人民政治文化中心的重任。

　　（ 图片中的画面是10多年间三次留下的影像。左图是我的下两中学校友郑斌家那段街面，这是下两老街的起点，居巴河上游，当属场头。现在只剩下半边了，另一边的房屋早已消失，变成了菜园）。

　　（ 这是场头同一位置的两张图片。左图是2011年正月拍的，右图是2023年正月拍的，十多年的光景，老人虽有不小的变化，但时光没有抹去她心中的快乐，她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下两区医院的这栋旧楼（左半拍于2023年，右半拍于2011年），在上个世纪是下两人民心目中医疗条件最好，医生医术最棒的地方。因为当时从上海来支边的黄鹏飞夫妇，大学毕业的张光敏，后来的院长陶治平都是下两区医院最有名的医生。1965年夏天，我不幸染病，就在这所医院，黄鹏飞医生诊断出我得了急性黄胆性肝炎加营养性贫血，而且肝大约两公分。他跟我父亲关系甚好，建议用中医治疗，以保肝为主。于是父母为我四处寻求好中医，后来在金盆乡找了一个姓蔡的老中医，说是老中医，其实年龄不过50左右，他们家是祖传的医术。我爷爷领着我走了60多里山路把我送到蔡医生家，住在他们家里用中药治疗了一个月，后来到下两区医院复查，肝功能及血液指标正常，肝大依旧，几经诊断发现是先天性肝大。为了保肝和解决贫血，黄医生建议用白砂糖伴黄豆炒面加维生素B12食疗半年。父母采纳了黄医生的建议，半年后，我完全康复。

　　（这是今年正月初在下两老街区医院旁边的街边遇到的一处老人娱乐。他们不一定全是下两街上的土著居民，但从其神色中感觉这几位老人的生活还是蛮惬意的。）

　　从区医院上行百米有一段很有特色的街道，房屋完好，街面整洁。上俩图是2011年正月拍的，图中的孩子们现在应该长大成人了。下俩图是2023年正月拍的，图中的先生是一个文质彬彬颇有风度的人。从同一街段的不同时空中，我感受到了时代变迁的脉博。从老街一扇一扇紧闭的门脸，我仿佛看到街坊们的后代已经溶入外面更加精彩而广阔的世界，昂首阔步于大城市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这里仅仅是他们的祖居之地，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或许只有儿时的故事。

这是场头的一个高点，一条窄窄的石条路直通巴南公路。早年两边都有房子，10多年前，靠山边的房屋就变成了菜地。靠河边的房屋以前还有人住，现在好象很久没人居住了。上左图中间的两位老人已是八旬高龄，但他们身体健康硬朗，心态平和满足，闲聊中也透露出企盼下两老街能早日全面改造的愿望。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大立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一一这是场头高点下半边街相距50余米的两扇大门上留下的“文革”文化。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字迹自然淡去，但没有人为破坏或覆盖的痕迹，这是家乡人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敬重。十多年前，几个小朋友见我拍照，便主动要求我给他们留个影。现在，他们有的可能工作了，有的可能还在读书。他们也许不知道门框标语这些文字的真正含义，也不了解文字所标注的那个时代背后的故事，但他们一定明白，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父辈祖辈们所处的时代显然是不一样的。

　　在小朋友留影的几米台阶下，是两边屋檐相拥的一段街面。十多年前的春节，这家主人从河里弄的小鱼，全家老小非常开心，老家河鱼的味道和营养并不比城里的大餐差。就在他家房屋的板壁上有两段“文革时期”用白漆书写的毛主席语录，几十年过去却依然醒目。一段是巜愚公移山》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另一段是《战争与战略问题》中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既是伟人的名言警句，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两段毛主席语录是目前下两老街保存得相对完整的壁书。利用居民房屋的墙面和路旁岩壁书写毛主席语录及时事政策口号，是上世纪中下叶中国城乡最流行、最经济、最广泛的一种宣传方式。老百姓看得见，认得清，记得住。书写这些标语口号所用的原料有的是油漆，有的是广告颜料，用的书写工具根据字的大小有的是毛笔，有的是用稻草或棕丝制作的刷子，象这种经久不褪的标语多是用油漆书写的。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毛主席1945年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的一段经典名言。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致今天和今后，她都激励着全国人民去战胜前进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1938年11月6日，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正是依据这一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创建的人民军队从打天下到保江山，由弱到强，由小到大，才使今天的中国立于世界不败之地。

　　（这段街两边的房檐相拥，也许有好几年没住人了，只有阳光射进山墙，不知疲倦地看护着紧闭的房门。）

　　上面两段毛主席语录书写在下两老街下两乡医院斜对面的两家店铺木板上。数十年日晒雨淋，字迹虽已模糊不清，但内容早已耳熟能详。这两段语录就是毛主席提出的“实事求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两个著名论断。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第一次解答了什么是“实事求是”。这之后，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经常谈的一个概念，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和文件经常提出的一个要求。

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情况的通报，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著名论断。他说：“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主席的这些著名论断永不过时，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指导党和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精神法宝。

　　这位老人住在下两区公所对面，上图左上和右边三副图片是2011年春节期间拍的。今年春节我又遇见她（图左下），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她说已经85岁了，当她得知我父亲是原下两区供销社书记时，连说：“好人，好人”，闲聊中她说她还认识我的母亲。看着老人慈祥的模样，我便想起我逝去的父母，毕竟，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兄弟姐妹。我问她为啥不跟儿孙去城市生活，她说不习惯，还是老家好，清闲自在。是啊，象这样高龄硬朗的老人对儿孙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福气呢！

　　当年修下两火车站时，黄桷树大桥对面也修起了一条街。

　　这栋“小洋楼”是下两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从外观设计看象是修于建国初期（一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但究竟建于何时，未曾考证。房屋外观造型有点西式风格，青砖作墙，拱形窗户，内室是木板铺就。“南江县下两区公所”几个大字加五角星许是建房时就嵌上去的，完好如初，朴实凝重。“自力更生”几个大字经久不衰地释放出鼓励国民建国建家的原动力。方门用青石垒砌，石条铺就的排梯拾级而入，给人一种正式而庄严的感觉。

下两区公所实际是南江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在国家法定的行政层级架构序列，但在辖区老百姓心里，它却有着至高的地位。改革开放前，下两区辖下两、高桥、仁和、长征、平岗、东垭、凉水、元潭八个公社，在南江县的盘子里，下两也算名列前茅。

下两区公所是个四合院，区公所的干部人数不多，但却个个精明能干。治安、教育、文宣、民政、财政、经贸……部门相对齐全，但人员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四合院背后是区公所的食堂，食堂左边是一个能容纳数百人的大礼堂。礼堂虽然简陋，在当时也算气派，三边双扇开门，正面一个约十米的舞台，没有灯光没有幕布，舞台下呈三列数横摆放着褐色长条靠背椅。但凡区上开大会，放电影，演节目都是在这里举行。在这里，我听过县上领导和区委书记的讲话；欣赏过县川剧团的演出；看过革命样板戏的电影；也目睹过“造反派”声嘶力竭的鼓噪和“批斗大会”拳脚相加的狂热情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下两中学读书时，我还同学校宣传队和体操队的同学们在舞台上做过多次演出；考兵时与全区几百个应征青年一起在这里接受过政审和体检。大礼堂靠街边是一条不足两米高低不平的石板路，拐弯上坎就到了巴南公路。礼堂坎下是国营食堂那段街道，隔壁是邮电所，每逢赶场天这里就显得比平时热闹，邮信件的、发电报的、寄取钱的人很多。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大礼堂和邮电所变成了居民楼，区公所院子内也有了较大变化，过去的一切都成了回忆。

　　从下两乡医院往下直到场尾，是当年较为繁华的街面，供销社下辖的国营食堂、生资门市，还有搬运社都在下河街，而且还有两条小巷通往场背后的公路。在这条街上我最早认识的小朋友就是在国营食堂工作的张甫春阿姨的儿子宋贤君，因为他家就住在国营食堂的小巷隔壁。张阿姨待人和善，我们小朋友也乐意去她家玩。后来我只要从老家来到下两，都要去她家和宋贤君一起耍耍。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宋贤君同在达州工作时还见过几次。

十多年前这段街上还比较热闹，后来，不少居民的后代进了城市，还有的也搬到场后的公路边居住，所以街上显得格外冷清。这也说明，下两乡亲的后裔们都有出息，他们走出了小镇，超越了先辈，国家在变，社会在变，家家都在变，而且越来越好。

　　几年前的夏天，我父亲去世，处理完后事，顺便到下两老街走走，试图用悲伤去丈量父亲在下两工作生活了50多年的生命里程。也想找回我曾经断断续续留在那儿的童趣。当走在下河街靠河边的一间房屋门口，看到了阳光下的这位小姑娘，顿生惊楚，拿起手机留下了这组影像。小姑娘趴在一张竹席上，借助阳光书写作业。她的明眸一笑，使我想起了1991《中国青年报》记者解海龙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拍摄的8岁“大眼睛女孩”苏明娟的镜像。苏明娟现在已是党的二十大代表，她当年的模样是贫困学子渴求知识的具象，是知识和教育改变命运的最佳诠释。我眼前的小姑娘和“大眼晴女孩”有着穿越时空的相似。看着她和父亲的亲近，看着她写作业时的认真，看着她阳光下清纯有佳的模样，我在心底祝福她，祝福她好好学习，象“大眼晴女孩”一样，用知识改变命运，创造自己远大的前途和光明的未来。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家庭的希望，是社会的未来。看到孩子们的欢乐，深感童年的美好。右边两图都是几年前拍的，这些孩子现在应该进入成年序列，从小苗长成了大树，愿他们都能走出美好前景，走上自己理想的道路。

　　上世纪六七十年，缝纫机是家庭的重要奢侈品，也是农村或城镇婚嫁彩礼的重要物件之一。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缝纫已不再是家中必需，在城镇，裤腿缭边，衣物由大改小之类的活儿，就交给做缝纫的师傅们，给个十元八元，他们会给你做得巴巴实实。所以，现在的缝纫已成为一部分有此技能者的谋生手段。而且缝纫机也由大变小，由脚踏变电动，还有手持微型电动缝纫机。不管机器如何更新，但缝纫还确是一门技术活。

几年前，在下两老街还有两家裁缝铺，但今年只剩下图左下那位大姐了。正月初六我又去老街，碰巧我的外套衣袖脱线了，让大姐给我轧起来，问她多少钱，她说这么点活儿，不要钱。我便顺手丢给她10元，她再三推辞后，说要找补我8元，我说不找了，你也不容易。丟下钱我离开了缝纫铺，走出几米了，还听见大姐在背后连声道谢。这就是我的故土，这就是我的乡亲，这就是下两人的淳朴与厚道。

10年前场尾的几个镜像。右上图中那条小路通往公路，直对下两小学，从小到大，我撒在这条小径上的脚印数也数不清。

　　友善互助、耿直爽快是下两乃至整个巴山蜀民的性格特质。街坊乡邻，无论认不认识，无论男女老幼，只要你有了难处，身边人就会向你伸出温暖的援手。十年前，我看到一封手写的感谢信，贴在图片左下角那位老人的屋外板壁上，内容是这样的：“我叫王成宗，现年83岁，住下两镇河街63号。我从2011年腊月初就生了病，一直卧床不起，到2012年2月底才渐渐康复。是我儿子何大贵给我拿钱看好了病。在我生病期间，是街道邻居何照芬，王碧芳俩人照顾两月之久，他们天天给我送饭、端茶、熬药、打扫卫生、送我到医院看病，她们还经常送好吃的给我。邻居李庆太张忍也给我端过两次饭，周绪寿还送给我酸奶喝。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是干部和邻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还要感谢街道干部赵桂珍、刘凌云、曹开山等人多次上门看望我，问候我，关心我，还多次给我儿子打电话，叫他们回家看望我。是干部和邻居救了我的命，我死活一定叫他们记住街道干部和邻居对我的好处，并特留言致谢！2012.4.1”这封感谢信不仅有王成宗本人摁的手印，而且还加盖了“南江县下两镇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印章。感谢信没有华丽词藻的渲染，只有事实的真实记录，但从字里行间，却能深切感受到街道干部和街坊邻居们对一位83岁老人的热切关爱，能体会到一张薄纸所承载的耄耋之翁用心血书写的万分情谊。

　　左上图两位小朋友玩耍的地方，仿佛时空穿越了一个世纪。我小时候，和当时街上的小伙伴也曾爬过那块石头，坐在石阶上看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听家家户户锅碗瓢盆的声响，闻着飘浮在空中煤炭燃烧时释放的一氧化碳气味，回味中午时分，街上的小朋友端着饭碗走门窜户，互相挑着对方碗里的饭菜，品尝隔锅的香味，感觉那就是当时乡场上幸福的生活。

　　百姓人的生活或许很多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许总是在重复着一种固定的模式。图中画面里的房屋虽然破旧，但人的精神状态却很知足。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就这么生活着，正是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才使人们有着安居乐业的生存感。

　　前几年中街以下，人气还比较旺。尤其是当场天，一些做生意的店铺还能正常营业。现在即使当场天，街上也很少有人光顾。今年正月发现原国营食堂那一片的房子基本朽烂了，靠河一边的街屋要么穿眼漏洞，要么倾斜可危。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从区公所走到黄桷树，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表情极其严肃，我问他“大哥，这街上人咋这么少？”“都搬走啦。说是要拆要改，说了几年了，还是老样子”。我终于明白，过年大吉的，我从场头走到场尾，只见到了不到三十个人。在经济欠发达的下两，要拆建改造一条破旧老街，哪有那么容易？！不过，在振兴乡村的机遇中，象这样的老街道能够修旧利废，搞出一条风俗民情街，既保护了传统，又宏扬了文化，该多好……。当然，这些都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考虑的问题。

　　这段街只剩下半边，另半边的街屋早已消失。从一扇紧锁的门缝瞅进，那块“下两区农技站”的招牌至少悬挂了半个多世纪，但这个小院的环境却显示出里面依然居住着人家。

　　老爷爷叼着一根空烟竿在一个土烟摊位停下了，询问着烟叶的价格。摊主热情地递上一匹烟，招呼他尝尝自己的烟叶，老爷爷用熟练的动作卷好烟，坐在烟摊旁的一位少年站了起来，迅速地给老爷爷把烟插进烟锅点燃。作为路人，我不知道少年与老爷爷和摊主的关系，但从少年的举动和卖烟人的慷慨中，我看到的是家乡人的淳朴和晚辈对长辈的尊重与礼道。

　　右两图是今年的街景，能有小朋友在街上玩耍，便感觉这里有了生气。犹如干涸的沙滩，冒出一株嫩芽，那便是希望。

　　供销社在50后至70后这一代人记忆中是最为突出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供销社是农村唯一的商业流通机构，每一个公社都有供销社，公社上面的区也有供销社，而且是唯一的供销机构，从农产品购销、农资的供应，日常生活用品，饭店旅馆都是供销社的经营项目。供销社在计划经济时期是最为辉煌的单位，能到供销社工作也算祖上的荣耀。我父亲1952年就参工到下两区供销社工作，在主任和书记的任上时间最长，文革前分别到长赤区供销社和南江县食品公司工作了几年时间，下两供销社是他工作最长久的单位。正因为父亲的工作的原因，才有了我熟悉了解下两的机会，下两也才成了我人生旅程的“加油站”。早年和他一起工作的很多同事有的已经离开人世，健在的已是耄耋老翁。廖代纯、田华清、杜华昌、饶帮贵、郭继政、刘明理、伍成祥、刘国政、蒋玉全、张甫春、甘子雄、甯琼珍、文德聪、饶帮俊、张明修……等等，这一大批老一代的下两供销人为下两全区的农村农民农业建设付出了终生的努力和心血。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奉献精神将永远留在下两那片赤热的土地上。

　　有人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供销社的人可以说是吃穿不愁，其待遇比公务员，比教师、医生还好，其实未必。下两供销社的老一代职工当时被称为“干部”，但大多数的家在农村，而且个个都是清明洁廉的模范，就连我们这些“供二代”相互都不太认识，了解很少，能叫上姓名的也是屈指可数。1964年夏天，父亲生病，我和母亲从乡下来看望他，碰巧见到了郭洪选，他是我最早见到也耍得最好的“下两供二代”。洪选的父亲郭叔叔是下两供销社的伙食团长。我每次去食堂吃饭，给的是2两饭票，他都要给我多添点。在那个经济困难生活紧张的年代，这已经是非常实惠的关爱了。那时，下两老街有两个开汽车的师傅，一个是陈师傅，一个是韩师傅，他们长期给供销社拉货，但他们的工作单位都在有名的“汽车47队”。有一天，父亲和郭叔叔商量让我和郭洪选去巴中耍耍，我们俩非常高兴，每人穿着一件上海纺织厂生产的32支棉纱的白色背心，因为我们的年龄和个头都差不多，不知道的人把我们当成了“双胞胎”。坐在陈叔叔开的老“解放”牌大卡车的驾驶室里，开始还俨然一幅兴高采烈，耀武扬威的神态，当车行到元潭和凉水之间的“三道拐”处，由于天气闷热，尘土飞扬，加之连续弯道的离心力，使我终没能忍住晕车呕吐。那次的巴中之行使我终生难忘。巴中是我见到的比下两、高桥更大更繁华的第一个“大城市”，而且还爬上了“回风亭”。后来才知道，回风亭始建于1926年，占地面积210平方米，建筑面积675.2 平方米。屋顶为井干式结构八边形穹窿顶。屋面盖粘土筒瓦，八条屋脊设花砖脊，阁顶正中用碎瓷镶嵌宝瓶，宝瓶上装金属“ 卐 ”字形避雷针，巧妙地与建筑相结合，构成了与东面凌云塔遥相呼应的巴城名胜风景点。是古城巴中独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从那以后我也逐渐明白了这世界上山外有山，城外有城，人外有人的道理。

　　随着市场体制的确立，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商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供销社和所有的国有商业机构一样，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全国大多数供销社的职工，一夜之间失去了饭碗，下岗的下岗，当个体户的当个体户。传统的供销社是依靠农民来生存的，现在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是紧紧围绕服务三农这个宗旨开展工作。目前很多地方的供销社正以新的形式，活跃在农村大地上，继续为农村和农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冷场天，黄桷树下一堆老人用川牌打发着时光，彩条编织的背篓静静地等待能有人将它领回家。

　　这里那些热闹的场面是十年前老街场尾的景象。每逢当场天，黄桷树以下各种地摊一个挨着一个，售卖衣服、农具、药材的，修理农具、修牙补牙的，卖茶、卖酒、卖土烟的……简直就是一个露天超级大市场。在这里，你能看到下两百姓憨厚朴实的笑容，能触摸到他们真诚善良的内心，能体会到家乡人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断追求和容易满足感。

　　下两的街圈现在与过去几十年前相比，已扩大了好几倍。老百姓的生活圈子也从以前的老街转移到了新街。其繁荣程度和经济的发展态势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稳步上升。

　　这棵黄桷树的历史不算太悠久，但它却是下两穿街公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它的背后是原下两公社旧址，后来修起了一家当地有名的酒店。对面是早年的食品公司，现在也是店铺林立。黄桷树既是当场天赶集乡亲遮风避雨的去处，又是街邻摆摊设点的依托。这家夫妻烧饼摊就设在黄桷树下，生意相当不错。在下两街上，象这样便当的“快餐”并不多见。

　　修包补鞋也算得上是一门手艺，即使在大城市，这种服务也是不可或缺的，有的还专门在闹市地段租间铺面，挂上“鞋包美容院”之类的醒目招牌，实行洗、擦、修、补一条龙服务。十多年前，我在下两财政所门前的公路边见到这位补鞋的大爷，他已70多岁，就住在街上，修鞋补包过去曾是他的一段营生，现在是他的一种“消遣”。他说，老了，闲不住，出来做点事总比窝在家里强，不图挣钱，只图做事。从老人的闲谈中，感觉他的身体和心理都非常健康，但愿他长寿幸福。

　　年轻人和中老年人总是保持着各自时代生活的烙印。年轻人的时尚与活力，使人总能憧憬这片土地的未来与希望。

　　这是位于阳光坝的下两中心粮站，改革开放前，是下两叫得响的国营企业之一。那时，每到收粮季节，全区十里八乡的百姓都用背篼背着稻谷、玉米、小麦等各种粮食到粮站去交“公粮”（农业税的俗称）。有的农户交的粮食水分较重，工作人员就让他们就地晾晒；有的农户交的粮食籽粒不够饱满，工作人员就让他们用风车重新车过。一个壮劳力背100多斤粮食卖到粮站，也只能拿到十几元钱……

“皇粮国税”在中国延续了2600余年，自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废止了《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标志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开启了一个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崭新阶段。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重要的是国家财政税收结构、小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至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意味着国家改革走向了崭新的时代，为全民小康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如今的阳光坝已变成一条象模象样的宽敞街道，且是巴南高速的出入口并与老街相銜，街上的门店品类齐全，过去阳光坝的百亩良田已荡然无存。

　　这是我的母校下两中学，地处下两镇阳光坝。半个世纪前，阳光坝除了下两中学和下两粮站外，只有一些少量的土著农户，公路两边全是肥沃的农地。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次到下两玩耍，正值棉花打枝时节，供销社组织全体职工到阳光坝为棉花打枝，父亲也带着我同叔叔阿姨们去打棉枝。那一次，才知道了棉花的来历和种植知识。现在，阳光坝已新街展颜，我的母校也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气派。在下两中学的校门前，高悬着一块交通指示牌，标示时速20，我每次开车路过此处，哪怕没有一个行人，都要减至规定的时速，以践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呵护和体现对母校的敬畏之心。

　　下两中学在下两乃至整个县域，也算得上是一座名校。它创建于1958年，原称“南江县第五初级中学”。1960年更名为“南江县下两中学”。1958年至1971年只招收初中，1972年至1990年招收初中和高中，1991年高考制度改革，高中停招。现有32个初中教学班，在校学生2300余人，97名教职工,高级职称教师9人，中级职称教师28人。校园占地120亩，建筑面积28000平方米。学校校风：团结、严谨、勤奋、进取，教风：敬业、务实、博学、树人。学校学风：立志、勤学、活泼、守纪。学校精神：务实、奉献。从本世纪开始，获得了省“校风示范校”、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市级文明单位”等一系列荣誉称号，2008年，我的同学，下两中学校长喻绍琦被四川省教育厅评为“优秀校长”。现在的下两中学，教学设备齐全，有标准的理、化、生实验室；有多媒体教室，网络教室，教师电子工业备课室和远程教育成套设备；有钢琴等价值10万余元的文体器械。有标准的足球场，灯光球场，是一个校园环境优美，四季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花园式学校。重庆大学教授蔡一强、达州牙科专家黄北平、市县高考状元梅寒波、苟元成、邬映臣、青年军旅书法家谭伯仲……等一大批人才都是下两中学这个摇篮所送培的国家栋梁。

图中的几处老屋是我们当年上课和住宿的木楼。十多年前去母校寻访，当时正在改建。看着那些给我生命加油的校舍、操场、行道、树木，便勾起了留在这里的美好回忆……。

　　1971年底开始，全国各行各业全面整顿改革，教育系统亦不例外。当时，下两中学开设了首届高中班，学制两年。实行推荐不考，以公社为单位，按人口数量确定比例，大致平衡，兼顾城乡的原则招生。八个公社中，有的多，有的少，共计招收了60名同学，男生57名，女生3名，后来有几位同学转学了，毕业时只剩下了53名同学。班主任是教数学的覃礼华老师。学校为我们班开设了语文、数学、俄语、物理、化学、政治、生物，音乐、体育九门课程，教这些课的老师都是在全区乃至全县范围内较有名气的老师。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不少行业受到了冲击，但下两中学的教学秩序一切正常。没有停课，没有大字报，没有批斗会，没有武斗，没有红卫兵组织。学校教职员工中的党组织、学生中的共青团组织都十分健全，各班有团支部，学校有团总支，我们的班长雷朝良既是高中班团支部书记，又是学校团总支书记。学校对学生加入共青团组织的要求很严格，不仅要从德智体表现和学习成绩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而且还要在本人提交书面申请后，经两名入团介绍人作一定时间的培养，最后经团支部大会讨论，报团总支审批。由于学校管理严格，配备的师资队伍强，同学们刻苦努力，你追我赶，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半数以上同学是共青团员，班上的总体学习水平和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

　　1973年4月，达县地区举行了第一次团代会，这在当时是属于政治生态健康的体现。全地区所辖13个县、区（白沙工农区，县级架构）好几百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但在读的学生代表较少。照片中的六个人是我们下两区参加地区团代会的全体代表。那时，交通不发达，路过平昌县时，过河没有桥，汽车要由一艘趸船载到河对岸。从下两到达县，一般乘车需要10多个小时。会议期间，我们食宿在老车坝旁边的大众旅馆；开会在来凤路的灯光球场，这在当时是达县地区有名的室内建筑。会议只开了两天，除了听报告、分团讨论外，还参观了古老的通川桥，达县水泵厂、棉纺厂、达钢等地属企业。上世纪九十年代，水泵厂、棉纺厂、达钢等地属企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已全部改制。大众旅馆和灯光球场及通川桥也全部被新的建筑替代，他们的身影已消失在达县城区变化的历史中。

　　1973年12月，共青团下两中学总支委员会的合影。第一排就坐的是学校时任领导和老师，第二排以后的都是首届高中班的同学。

　　这是下两中学首届高中班团支部和班委会干部的合影。前排左二是班主任、教高中班数学的覃礼华老师。

　　下两中学体育队分为兰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和体操队几支队伍，平时除了定期训练外，还不时与区级机关或兄弟学校的队伍进行比赛。图片是高中班毕业时，兰球队和体操队的10名队员与教体育的张老师和向老师的合影。

下两中学当时除了有体育队之外，还有宣传队，宣传队的成员多数都是初中部的同学，高中班只有几个搞乐器和跳舞的同学。教我们音乐的何云章老师既是导演又是编舞还是乐队指挥。乐队的乐器有扬琴、手风琴、小提琴、笛子、二胡、沙锤、梆子、锣鼓等，编排的节目有独舞、集体舞、男女声独唱、小合唱、乐器独奏、器乐合奏、三句半等二十多个节目。《阿瓦人民唱新歌》、《洗衣歌》、《金珠玛米亚古都》、《逛新城》、《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些耳熟能详的曲目都是宣传队当年的保留节目。在区上和学校的支持下，我们还经常利用重要节日到区大礼堂和区辖的几个公社去演出。那时区乡一级的演出舞台没有灯光布景，光线很暗，学校专门为宣传队配置了几盏煤气灯。煤气灯是用可燃气体燃烧发热，利用高温灼烧纱罩发出强光的一种白炽类光源。因为亮度高又很可靠，可以无电操作，它的光线很强，光色和卤素灯泡差不多。由于何云章老师的音乐素养高，并有很强的奉献精神，所以，他带的下两中学宣传队在当时小有名气，很受老百姓欢迎。

　　五十年前，群众的文化娱乐很单调，但区里的领导还是很重视健身运动和文化艺术之类的活动。这些男女运动员都是当时从各公社的下乡回乡知青和学校学生中挑选的具有较强运动能力的人才组成的一支相对稳定的运动队伍，他们经常代表下两区到各公社或其它区社及县上，与兄弟队伍进行比赛。他们所展现的是下两人民的风采，他们所获得的荣誉也是下两人民的荣誉。

　　人生在世，不过3万余日，其实这个旅程并不漫长。当你走过昨天，回望身后，留下的或是幸福，或是忧伤，或是感叹，或是遗憾。我们这一代人，生命初级阶段的路，都不是那么坦畅。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环境，对我们来说是考验，是挑战，是孜孜不倦的奋斗。正是这前段生命历程的艰辛，才使我们懂得珍惜，珍惜时光，珍惜未来，珍惜携我同行的尊长、亲人、朋友、老师、同学、同事、父老乡亲。他们是我们人生旅途的第一道加油站。今天我们虽然老矣，但生命的指针依然硕健，时代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我们除了应当活好自己，享受现实的幸福外，还应当成为后人生命历程的“加油站”，给他们注入优质的“动力源”，让他们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前程更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