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边往事之五 追思同学任继玲

商子

　　1971年春节过后，在张家畔参加县上召开的“三干会”,从东坑公社插队的同学处获悉（他们和梁镇公社紧邻定边），分配在定边县白马崾崄公社医院的任继玲同学突生变故，不幸去世，震惊之余，物伤其类，同是沦落天涯，心中顿生无限哀痛。而其辞世原因也多为贬责之词，诸如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留恋大城市，贪图享受，不堪艰苦，对分配工作不满、夫妻言辞诟病而自绝于人民等等。

在学校，我和任继玲同学并不熟识，他在前大班，我们大学7年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据说她能和张友群走到一起，缘于年级开展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任继玲是班长，出身好，忠厚老实，“一对一”帮助思想不那么进步的张友群，后来，文革两人一起外出串联，久而久之，两颗年轻的心就迸发出了爱的火花。然而，随着儿子龙龙的出生，两个社会背景，经济状况完全不同的家庭难以适应的隔阂，让花前月下的激情在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和经济拮据的纷扰面前消磨殆尽，友群性格的缺陷也让原本幸福的生活蒙上了阴影，无休止的争执和精神压抑，任继玲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

当年毕业分配不张榜公布，我还是在赴靖边报到途中从同行的白韧同学处得知，他们夫妻也分配到陕北定边。那时的陕北，落后闭塞，文革极左思想猖獗，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基层县、社两级干部政策和文化水平不高，所以，这一悲剧的真正原因扑朔迷离，让人难辨真伪。几十年后，我才从当年也在定边工作的同学们那里了解到任继玲去世前后的真实情况。

任继玲和张友群在定边报到后，被卫生局派往县域最偏僻、最南端，与延安吴起县、甘肃庆阳为邻的白马崾岘公社医院，交通不便，没有班车，山大沟深，从县城到公社，毛驴车整整走了三天，才到了只有几孔破旧窑洞的公社医院。任继玲患有严重的产后抑郁症，西安定边两地极大的落差，白马崾崄恶劣的生存环境，对未来生活和前途的无望，对远在西安亲人的思念，做为长女无法侍奉父母，照顾弟妹的自责，做为母亲无法哺育儿子的愧疚，再加上缺乏对抑郁症严重性的认识和重视，没有得到系统的治疗，让她的病情日趋加重。

　　1970年11月10日前后的一天下午，距离医院30多里地的农田基建工地民工有病，派人来“撵医生”，张友群在出诊临行前，任继玲还专门为他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夫妻此生“最后的晚餐”。

往返几十里山路，等到友群同学半夜从工地匆匆赶回医院，仍然亮着油灯的窑洞里，任继玲僵卧在炕上，身边是洒落的安眠药片和儿子的照片，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举目无亲的他四处求援，然而，周边同学畏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竟无人敢出手相助，最后，刚刚在县上认识的陕师大毕业，同年分配在姬原中学的2位老师赶到医院，帮助料理后事，才将任继玲安葬在定边县城的老城墙，八年后，因政府对老城墙区域规划改造，遂迁往马莲滩。

你无法知道在任继玲生命的最后时刻，窑洞里都发生了什么，你也无法想象她在孤独、恐惧、痛苦的折磨中，在期待、焦虑、绝望的思念中如何服下那瓶致命的药片，此刻，如果有人敲门，那怕仅仅是一句问候，或者是拉上一段闲话，就能挽救一个年轻的生命，但是，孤零零的窑洞外什么都没有，只有脑畔上萧瑟的秋风，陪伴她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

　　任继玲同学能够服从分配，毅然决然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抛下嗷嗷待哺的儿子，在陕北最偏远的农村服务百姓，解除他们的疾病痛苦，已经说明她是一个有抱负，有热情，有责任感的有为青年。她的辞世既是她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也是那个特殊历史时代所造成的悲剧，如果在学校毕业分配、在定边县安排工作时能给她多一点照顾和方便，如果家庭、亲人能给她多一点理解和关爱，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如果，只有已经发生的无可挽回的残酷现实。她去世后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只能归罪于文革那个严重灾难的内乱年代。今天，你无法去苛求谁，指责谁，只能希望那些曾经的人性丑恶与冷漠，能够在社会进步，时代文明的步伐中自我拯救，真正实现心灵的救赎，希望这样的悲剧今后永远不再重演。

许多年后，曾在定边工作过的白韧等同学曾专程前往定边祭奠任继玲同学，马莲荒滩，漫漫黄沙，残垣枯草，孤坟荒冢，墓前的石碑也已斑驳不清，没有人知道这里长眠着一位来自远方的年轻母亲，一位服务老区人民的医生，她把青春、理想、希望，乃至生命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和陕北人民。

如今，张友群同学也已西去，陕北高原，千里孤坟，再也没有了生死两茫茫，阴阳话凄凉的悲情，长眠于斯的任继玲同学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去而慢慢被遗忘，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