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祖保泉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二十二）

邵波

“解说”式治学

——《祖保泉诗文理论研究论集》编后记

杨柏岭

业师祖保泉先生（1921-2013）平生潜心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在《文心雕龙》、司空图诗文理论、传统诗词等领域成果丰硕，系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界的著名学者。其生前曾自选论文集《中国诗文理论探微》（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后又自选编其重要学术著作汇集而成《祖保泉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然前者编辑时间较早，先生最后数年所写文章未能涉及；后者因以专著为主线，对部分内容见诸专著的论文亦多未选入。此次应安徽师大文学院领导的要求编辑先生文集，仍旧按照先生在“龙学”、司空图诗文理论、传统诗词研究等领域的专长予以编排，但也有一些变化。一方面以学术论文为主，同时考虑到篇幅等原因，未收入先生的诗词鉴赏类文章；另一方面以先生《择路·敬业·自省》一文作为代序，以示先生的人生之思，又以先生自撰《生平述略》附录于后，以观先生的人生之路。

自1990年选修先生的《历代词选》课程，1991年随先生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而后留校工作，至先生逝世，接受先生教诲20余年。在感受先生人格魅力，领会先生的治学精神的同时，我始终在潜心理解先生的治学方法。二〇〇六年，我在学习先生新著《王国维词解说》之后，写过一篇《谈祖保泉先生的“解说”式治学方法——以<王国维词解说>为例》的学习心得。此次编辑先生文章，再次细读之后，仍然觉得先生“解说”式治学方法独具特色。兹将此文转录于下，期待大家批评。

二〇〇六年年底的一个傍晚，在校园散步时碰到陈育德先生。陈先生说：“你一直关注近代词学，作为祖先生的弟子，应当为先生新著《王国维词解说》写个书评。”当时我惶恐应允，回家后，我一方面为准备写“况周颐词研究”的研究生黄煌布置了阅读《王国维词解说》的“寒假作业”，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开始了阅读。为了真正把握此书的特色，领会祖先生的治学用心，我们参照阅读了王国维词的其他注释本，尤其也是去年出版，由叶嘉莹、安易编著的《王国维词新释辑评》一书。通过比较阅读及师生互动阅读，我们越来越感到先生“解说”式治学方法的可贵处。从先生的《司空图诗品解说》、《文心雕龙解说》到如今的《王国维词解说》，多部著作取名“解说”，可见先生一贯的治学精神。这篇文章便以《王国维词解说》（以下简称《解说》）为例，总结如下。

一、积学以储宝——“解说”式治学的学养条件





关于《解说》的写作缘由，先生在《后记》中说：“2002年冬，我又清闲无事，想干点什么以便集中思绪，使日子过得安稳些。想来想去，决定写《王国维词解说》。”看似轻松的语气，实为先生顺其自然的选择，体现了先生重视积累、不断完善的治学特点。

“龙学”、《二十四诗品》及词学研究是先生选择的三个重要的研究点，而这三个点都得到了先生持之以恒的关注与不断的完善。如在《文心雕龙选析》基础上完成《文心雕龙解说》，在《司空图诗品解说》基础上拓展为《司空图诗品注释及译文》、《司空图的诗歌理论》、《司空图诗文研究》、《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现如今的《解说》，其实也是先生多年思考的结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王国维三题》，《词学》1981年第一辑发表了《试论王国维的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先生与张晓云合著的《王国维与人间词话》，《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发表了《漫议王国维的“意境”说》……由此治学经历，便可知先生说“想来想去，决定写《王国维词解说》”的真正原因。

因为在先生看来，研究对象是历史的存在，研究者只是一种“解说”者。力图历史地还原研究对象的生命，是解说者要达到的目标。虽说论著体现着研究者的思想，但谁也不敢说自己的研究就能穷尽历史文本本身，故祖先生多用“解说”为书名，实则反映出他面对研究对象时的审慎态度。跟随先生读书时，先生常说做学问的最大秘诀就是多写读书笔记，日积月累，而后自然成文。这种态度自然对“解说者”的学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解说》正是先生“积学以储宝”数十年的结果。小到文献整理、字词典故注释，大到王氏词的评说，都可以看出先生研究“龙学”、司空图诗文理论、王国维以及词学等学术经历的特长。

　　词学研究原本就是先生一直关注的领域。填词、读词、论词、教词合一，堪称先生的看家本领。与当今诸多空头论词者相比，先生论词乃真正的内行家言。先生读词、论词、教词，其内在原因便是先生在川大读书时，学会了填词。由婉约入手，转而习豪放，经年不息，终成文人化、学者味的个性风格。先生曾自印《丹枫词稿》一册，后被编入《赭山三松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进而收进先生所著《中国诗文理论探微》（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学填词必读词，先读词的选集和专集，后来进而浏览《全唐五代词》、《全宋词》等等。读词多，久而久之，自有心得体会，于是便师法前人而作词论。所作词论，涉及苏轼、范仲淹、李清照、岳飞、姜夔、张孝祥、龚自珍、况周颐、王国维、吕碧城、刘永济、蔡桢、夏承焘、沈祖棻等名家词。如同先生立足于教学实践的“龙学”研究，先生也曾为中文系本科生开设过词学课，编有《历代词选笺》（后更名为《古今词选笺》，铅印本）作为教本。

先生在指导我填词时多次告诫：“填词如今虽不能成为自己的职业，但确是论词的基础。”先生对创作的重视，直接影响了他对“文论”这个概念的认识。先生经常教导我：不能忽视对作品阅读与研究，文艺学研究不只是从理论到理论，那种关乎作品的研究，也是一种“文论”。先生的此番认识实则立足于中国文论的本土特色：中国文论不像西方文论擅长建构理论体系，而注重对作品的直觉性评点，因此，中国文论写作也如同诗文创作，注重审美经验的形象表达，文论著作亦如美文。同时，中国文论谈创作强调人文合一，评论时强调言行一致，而在创作与评论之间也力求统一。这或许便是先生治学既重作品又重理论、解说王氏词时多用词论与词作互证法的依据。如《人间词话·删稿》说：“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祖先生在解说王氏艳词时，即常以此为标准加以评述，如对《清平乐》（垂杨深院）词的评说等。又如王国维论词主境界说，《人间词乙稿序》曾说《蝶恋花》（昨夜梦中多少恨）等词“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祖先生自然会紧扣此论加以检验。

至此，先生著述《解说》乃是他治学风格的一贯体现，没有“积学以储宝”的学养条件，先生是不会轻易著述的。这与当今不是红学专家讲《红楼梦》，不是三国史专家品《三国》，不是《论语》、《庄子》专家说孔、庄的现象是完全不同的。如何塑造“解说”者的学养条件，是先生著述《解说》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对当今一些浮躁的治学风气具有警醒作用。

二、酌理以富才——“解说”式治学的学思原则

在中国古代诗歌解释学中，一直有“见仁见智”、“诗无达诂”之说，祖先生也说：“在文学鉴赏中，有时会出现‘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怎么办？我说，这是常见现象，公也，婆也，各讲各的，共同启发读者思考问题，是好事……各抒己见嘛，有什么不好？”我们曾粗略统计过，祖先生对王氏词的解说至少在半数以上与《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等书不同，有的甚至是完全相反。可是在仔细斟酌之后，真正令我们由衷佩服，产生踏实之感的总是祖先生的解说。因为与那种无稽之谈的肆意发挥不同，先生的“各抒己见”乃是在“积学以储宝”前提下的“酌理以富才”。

作为一个对历史性研究对象的解说者，祖先生的思想与才华建立在有理有据的学理性基础上。这个“理”突出表现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批评方法的细致入微地落实。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大家熟悉的文学批评方法，但得到如此细致入微的贯彻，则又是一种学养功力。对王国维其人其事的思考，一直是先生所关注的。其中《关于王国维三题》一文对于王国维自沉原因的分析，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代表性说法。在《解说》中，先生又专设《王国维生平简述》一节，对王氏生平再次研究与评述。由此先生的“解说”显示出与同类著作不同的特点。在一系列问题上，先生都不会空泛而论，而多是结合王氏人生中的具体事件，实实在在地分析，以求得问题的真正解决。

在众多文体中，给词作编系年的难度可以说是最大的，清人俞樾在《眉绿楼词序》里甚至说词不适合依年编录，而“以分类为宜”。俞樾此论看出了词体注重抒情性以及情感抒发的虚拟性特点，但他未能认识到词人的情感也是其人其事中的实体存在，那些看似空泛的情感体验实则也是词人真性情的反映。祖先生的《解说》不是按词作系年编排的，但考证王氏词的系年仍是此书的一大贡献，有的判断实已纠正了学界的主流意见。如《浣溪沙》（画舫离筵未停）是一首在苏州送别罗振玉的词，不少学者根据罗、王在苏州的大致活动时限（1904年秋到苏州，1906年2月离开）认为此词作于1906年。但是如此解释，明显与此词中“潇潇暮雨阖闾城”的秋天时令冲突。同时，“这个‘秋天’，不是1904年的秋天，因为此时苏州师范学堂才开学；又不是1906年秋天，因那时罗、王已离校”。于是，祖先生经过查阅罗振玉《家传》，发现罗氏于1905年夏秋，得知父亲患病，可能应“亟请假归视”的父命而短暂返乡。有此依据，先生下了断语：“此词作于1905年秋天，即此年10月罗回家省亲之时。”

　　依据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解说诗词，当把握诗人创作时的精神状态，否则就会以一些普遍性原理或诗人的某些主张取代一些作品的独特主题。如祖先生说王氏《鹊桥仙》（沉沉戍鼓）“但除却无凭两字”，“乃是旁敲侧击的说法”，直率地说，便是尚有可凭，王氏所“凭”的就是自己的学识根基，“有学识，何愁无出路”。“应该说明，我这样诠释此词末句，是考虑了作者此时的精神状态而下笔的……人们论王氏此时的思想，不能不切实际，乱加帽子。与其他词人比较，王国维是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其词喜欢用一些关乎个人生命意识的语词，故而论者从哲学上分析较多，有时不免给人空中楼阁之感。但祖先生则走向一种比较具体的解说，多结合史实，体会词人当时的精神状态，细致地挖掘王氏使用这些语词的初衷，强化词人当下的社会心理和情感体验。如为了切实了解《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饱经忧患转冥顽”句的内涵，祖先生便是在介绍了王氏“近年”的痛苦遭遇之后，得出了这两句乃是“感慨多端，国事家事，令人兴叹”的结论。

依据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原则，祖先生便很好地解说了王氏词情感与理智相契合的特点，既避免了那种只见哲理而不见情感的分析，也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合理解说了王氏那些有哲理寓意的词作。如，不少学者都认为王氏《阮郎归》首句“美人消息隔重关”的“美人”指王氏妻子莫氏，但祖先生说此词中的“美人”与莫夫人无关。先生首先根据此词“沉沉空翠压征鞍，马前山复山”及“只余眉样在人间，相逢艰复艰”句，以意逆志，得出此词是不可能写妻子的，因为“海宁、苏州，一舸即归，说不上什么‘山复山’、‘艰复艰’”。若是写妻子，既与实际的自然路程不符，也与表达的情绪不合。“那么，‘美人’何所指？我们只得依照知人论世的原则加以探索”，于是先生结合此时王国维的思想，以及中国诗歌本来就有托美人言志的象征传统，故而寻找到了答案：此词极可能写向他曾深爱的哲学——“美人”告别而又致不相忘之情。

至此，有理有据的学理性是祖先生解说式治学带给读者的第二个启示。那些看似传统的批评方法，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仍有着无穷的魅力。同时，若想切实地运用这些方法，则又必须以“积学以储宝”的学养为条件。

三、研阅以穷照——“解说”式治学的学风规范

祖先生治学多有拓荒，敢碰难题，擅长仔细推敲，以不留遗憾为学界所称赏。他论司空图诗歌理论及龚自珍、况周颐、王国维、刘永济、蔡桢等人词具有披荆斩棘之功，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在阅读《解说》时，经常会碰到这样的话：“我琢磨一阵子”、“我几经比较”、“我踌躇数日”、“我愿罗嗦一句：这两句评语是我沉思一日之后才写上的”……说实话，每当读到这些话，内心都不免一震。因为反观当今浮躁的学术风气，这种超越功利的治学心态正是祖先生“研阅以穷照”治学精神的反映。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解说》出版后，先生发现对王氏《霜花腴·用梦窗韵补寿彊村侍郎》词“倩郦泉与驻秋容”句中“郦泉”的解说欠妥，于是《补正》约六百字，打印后分别夹在书内，赠送读者。此细节足以说明先生对学术的求真态度。

在《撰写王国维词解说的自我要求》中，先生说尽管对某些词，要说明它的主旨，着实有难处，但作为注者、笺者、解说者，须“知难而进，不躲闪”，“遇到了难题，总得下功夫”，“从头至尾加以分析，主旨必露端倪”，“纵或说得不够准确，这比隐藏在原作品背后不吭声好得多”。如《浣溪沙》上片云：“才过苕溪又霅溪，短松疏竹媚朝辉。去年此际远人归。”先生解说：“请注意：这三个七字句的头尾两句已用来说明主要航程（过苕溪、霅溪归海宁），只剩下中间七个字用来描绘航程中的景象——这是个小难题。作者写出‘短松疏竹媚朝辉’这一颇见特色的句子，难得。‘短松疏竹’既显示山溪之景，又见冬季长青的季节特色。亦显示山溪冬季有青翠之美。‘媚朝辉’三字，不仅使‘短松疏竹’鲜活起来，也准确地表明自西向东（长兴——湖州——德清——余杭）的清晨航程是畅朗的。我赞赏这一句大有磨练功夫，且与下片所写景象起对比作用，增强了词的艺术性。”先生赞赏王氏词的磨练功夫，我们在阅读《解说》时，也时常惊叹于先生那入细入微、出人意料的解说。

　　面对本难解说的王国维词，祖先生对其中的地点、人物、时间、事件等用力甚深，解说具体到位，着实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如王氏《浣溪沙》（路转峰回出画塘）词中的“画塘”一词，不少人宽泛地注释为“如画的池塘”。但祖先生却说此处“画塘”乃指地名，进而按苏州“山”的名胜，揣度“作者此次所游的山，当是天平山，在阊门外十余里。群峰环抱，泉石奇秀，故行者有‘路转峰回’的机遇。此山西麓出口处即‘画塘’。”又如《临江仙》（过眼韶华何处也）的“一塔枕孤城”、“宫阙峥嵘”，先生也更正了“一塔”指南通“狼山支云塔”的说法。先生认为若顾及该词全篇，那么江南只有苏州虎丘塔才与此词所写之景相符，“宫阙”指的是馆娃宫。再如《浣溪沙》（夜永衾寒梦不成）云“带霜宫阙日初升”，先生加按语说：此词“宫阙”实指苏州师范学堂隔壁的苏州文庙（宫殿式建筑）。类似这样的确切解释，在《解说》中频繁出现，足见先生“研阅以穷照”的求真求实的态度。

除此之外，祖先生对王国维词的辩证解说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方面先生全面精准地把握了王氏词的特点，为此又专门写了“王国维词的艺术特性”一节，简述了王氏词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征。以此为前提，先生沉思数日后指出，《蝶恋花》（窗外绿阴添几许）“可以说，是典型的王国维词：直观性强，有‘花间词’的派头，又有浓郁的悲观主义色彩，这在清末，无第二人。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录此词，有识力” 。另一方面先生从学理性角度指出王氏词的诸多不足处。或是选调失误，如《点绛唇》（万顷蓬壶）词“写得太清瘦，未能充分展开幻想，写出仙境的奇异”，“究其根柢，我以为根在作者选调失策，选用了只有四十一字的曲调，因而不容展现更多的幻想”。或是立意有硬伤，如《虞美人》（碧苔深锁长门路）词以“美人”比喻遭到占用校地之议的罗振玉，从艺术性来看，“形象生动，有直观美”，但“立意有硬伤，便不足以佳作视之”，因为“师友之交，贵在交之以道，否则不免随人俯仰，亦可哀！”或是用字的失误，如《扫花游》上片“两用‘正’字起领下文，虽同是时间副词，所表示的时间概念有长短之别，但总嫌重复。请注意，这种重复，在前代名家词中，是找不到先例的。”

至此，“遇到了难题，总得下功夫”的治学态度是祖先生解说式治学带给读者的第三个启示。学术研究主要是解决问题的，因此必须要有“研阅以穷照”的魄力，要有“若仔细推敲，似有小缺点，恕我斗胆吹毛求疵”的治学精神，而这一切都须从强化自己的学风规范开始。

四、驯致以绎辞——“解说”式治学的学术责任

学者应当有一种传承文化的担当意识，以“解说”为书名，说明解说者是沟通经典与读者的桥梁。如何搭建一个坚固而又易行的桥梁，在祖先生看来，这是关乎研究者的学术良心的事情。因此，先生治学始终有着清晰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写作理路，洋溢着构筑读者精神生命的人文情怀。

近年来，传统诗学的现代传承问题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先生在《漫议旧体诗、新诗的继承与革新问题》（《学术界》200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旧体诗词已无法也不能取代新诗，但是旧体诗词凝练了汉字的美，只要汉字存在，创作就会延续。当然，旧体诗词的革新须以新的题材、精炼的语言、积极的思想感情容纳在诗的“旧体”里，新诗的体式探索也当吸收诗的传统形式中一些最基本的要素。这一思想便集中体现在《解说》中，祖先生也多次说过《解说》的写作意图。《例言》说：“本书取名《王国维词解说》，企图就王氏所作词一百一十五首逐次加以诠释，为文学青年增添一种阅读材料。”《撰写王国维词解说的自我要求》又说：“这是为青年学子们写的导读性的读物。”《后记》再次补充说明：“初步调查行情，自量还可以写一册有个人心得体会的小书，供文学爱好者阅读。”面向“文学青年”，为青年学子们奉献一本导读性的书，这个写作意图直接影响了《解说》的写作特点。前文所论亦多与此有关，除此还有以下几点值得一说。

一是解说时强化了填词的方法和技巧。

王氏词具有“守律甚严”、“善造意境”的艺术特点，祖先生的解说也突出表现为“从词的意境、声律角度考虑”（《例言》）的特点。王氏《观堂长短句》《苕华词》收录《甲稿》《乙稿》诸词时，稍作修改，计三十二处。对于这些修改的字句，除了两处因誊写人不慎，错一字、漏一字，兹据排字本《甲稿》《乙稿》予以了校正，其余便主要从词的声律、意境角度，一一加以检验，“多数有胜处，当从之”，又有四处“以为不改为宜”（《例言》）。事实上，“从词的意境、声律角度考虑”是先生解说王氏词的主要内容。如说“《阮郎归》是一韵到底的曲调，起句定韵。上下片各有两个五字句，皆叶韵；作者如何运用这四个特点来创造艺术美，只能说，各显神通了。”而王氏《阮郎归》（美人消息隔重关）词中“川途弯复弯”等句，“在四个五字句中，各用了一个‘复’字，显示了全词在声律上有叠合的音乐美”，虽有摹拟五代王丽值《字字双》（床头锦衾斑复斑）的痕迹，但王氏“在声调运用上有明显的创造性”，“亦见作者构思、造句之巧”。而《祝英台近》（月初残）“看上大堤去”句则是“凑韵”，是王氏“琢磨不够精”的结果。因为“如果‘看上’一顿，割断了‘上……去’的关联性，则‘大堤去’的‘去’字变成了没有必要性的凑合。”由此这一褒一贬的两个例子，足见先生解说王氏词的用心之细，用力之勤。与那种绝口不谈格律或空谈理论的填词门外汉的评论相比，祖先生的“解说”则处处可见词学专家解说名家词时所具有的指点迷津、示人门径的导读优势。

二是解说的语言深入浅出。

先生写作对文字要求甚严，以求能诵读为标准。艺术作品以模糊性为特征，但先生认为对艺术作品的“解说”不能模糊，甚至认为那种“模糊过去”的研究态度是没有学术良心的事情。不像某些著作多注释大家熟知的内容，看似通俗，反而跳过了那些难解的问题。先生的《解说》恰恰对那些难啃的典故及王氏词的本事等内容下了功夫，是真正“为青年学子们写的导读性的读物”。“解说中当然包涵语词、典故的诠证和每首词所表达的主旨，否则我以为就是缺陷。照我看，如果只注明‘窈窕：美好貌，见《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等等，而不说明每首词的主旨，这就是严重缺陷。有了这种缺陷，会令读者怀疑：注者、笺者为什么不点明这首词或那首词的主旨所在？词的主旨，有的一读便知；有的颇难索解，注者、笺者为什么隐藏在原作品背后不吭声？”至于“王国维的词，有几首写得迷离恍惚，令读者难以琢磨……现在，我要‘解说’全部王国维词，面对那几首有‘模糊美’的词，能让它‘模糊’过去？绝对不能！我不干那种没有学术良心的事”。

三是解说的目的重在美育启示。

从研究对象中发掘社会、道德、思想性的内容，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传统。如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汉儒的美刺讽喻说等，都体现社会、道德、思想批评的文学研究路数。祖先生承继了这个传统，但他是在加强填词技法指导及词的审美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词作思想倾向的，先生的用意是从思想性、艺术性合一这个更高层次启示后生的填词路数。在先生看来，王氏词忠实记录了词人努力与挣扎的过程，勾勒了一个求索徘徊、内焚外挫的知识分子形象。王氏“在封建浓情与悲观主义气息的境地里”，徘徊于“望尽天涯路”与“百草千花寒食路”之上，虽有“惜春之情的执著”却固守着低度的绝望，“大清的命运如何，他看不清，有迷茫感”，他“孤芳自赏，不媚世逢迎”，最终却未达其认定的最高境界；他求助于新学，“而新药中有毒药”。

不过，“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王国维词虽然充满对人生磨难的消极承受，但是其词作绵邈直觉的艺术魅力和“清白而孤高”的艺术人格仍然不断征服着读者的心灵。祖先生于八十有七的高龄，以一颗豁达而不失热诚的心灵，凭借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设身处地思考着王氏在时世变化中人生抉择的心路，分析词作朦胧的象征隐喻，拨开“人间”复杂的悲观氛围。于是，先生对王氏词中“于世有益”的思想，不遗余力地加以褒扬。如用“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概括《减字木兰花》（皋兰被径）的创作心态；用“写得朴实、自然，见性格，见品德，堪称佳作”，评价《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的风格……甚至认为“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须惜少年时”句当为《浣溪沙》（草偃云低渐合围）的“灵魂”，“王氏为训世而作联语，于世有益，不嫌重复”。

至此，面向“文学青年”，为青年学子们奉献一本导读性的书，是祖先生解说式治学方法带给我们的第四个启示。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为己，还应该承担指导后学，传承文化的责任。

　　以上只是结合我的研究领域，以《王国维词解说》为例，归纳了祖先生的“解说”式治学方法。文章压缩版发表在《学术界》2008年第1期，完整版转载于《文学前沿》2008年第1期。关于此文，先生在一次聊天中，予以了肯定，说以《文心雕龙·神思》中数语概括他的治学心得是合乎实际的。故而，在此次编选先生文集后，将此文附录于此，用意亦在追忆先生对我的教诲，表达对先生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