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百日祭

赵红英

1.父亲百日，我那四个月未剪的头发在头上汪洋恣肆，蓬乱又野性。仿佛在用那些疯长的头发挽留父亲在人世间最后的影子。听说百日是逝去的人在人间最后的日子，过了今天就走远了。不管父亲走的有多远，希望父亲都不会忘记回家的路。

百期之后，我终会剪短我的发，但又怎能剪断父子一场，那生生世世的牵挂。那世今生，我们父子五十年的缘起缘聚。只是这一段距离，短得经不起回忆。

四月的风，拂开初老的油菜花，墓碑前燃烧的纸钱化作轻烟飘向遥远。愿那些纸钱能帮父亲百日出行通关。我跪在地上，父亲睡在地下。泥土的温热传递着这一世的永远。

2.父亲劳碌一生，用全部努力，完成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最普通的生活，我亦必将如此。父亲兄弟三人，大哥上世纪五十年代未大饥荒时代，壮年小疾，倒伏在大时代人命如草的洪荒之中。二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未，被哮喘折磨半生后，也与世界挥手作别，父亲成了家族最后一位长者。国泰民安中，父亲后半生得以生活安顺。

3.父亲的前半生是动荡中国的历史最佳注释。1941年农历十月十四父亲出生在贫瘠的川东北大巴山下。其父辈兄弟姊妹众多，虽驻足乡野，也各有营生技能，在普遍食不果腹的乡下也能小富度日，这也能用父亲年幼便被送至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得以佐证。父亲的私塾老师在我幼年时曾得以见。只是那时的身份更多是个老中医，但没什么大的名气，唯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被大医院判了死期的癌症患者，又让给他的中药加持下活了好多年，想来应该是医院的误诊。父亲的私塾教育在我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晚年时对《左传》，《尚书》，《千家诗》中的名篇还有记忆。不像很多老人说他读过书，总是拿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来蒙人。父亲说那时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只读经文，不要求读朱注。《三字经》读完即读《论语》，四书读完读五经。首读《诗经》。那时候教小孩们读经书，都是着重读和背，只要读熟能背就行，不注重讲解的。

4.父亲三岁丧父，幸有长兄木匠手艺加持，生活温饱得以继续。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完成了小学，在县城中学完成初中，高中学业未能完成，长兄文懿壮年而去，家中已无经济输出，退学返乡。彼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父亲的记忆中，气候也多反常，仿佛小冰期，各种受寒挨冻的回忆多年以后都挥之不去，冷与饿是那个时代的记忆痛点。

生活再怎么艰难也要过下去，父亲与母亲在亲戚的撮合下结婚。据母亲讲，父亲年轻时不事农业生产，大集体的生产方式大抵是让人苦闷的，父亲用散漫在抵抗时代的重量。不用心思去经营家庭与生产是那个年代父亲的标签，虽然那个时代，个体的努力对结果是有多苍白无力。及至六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交恶，中苏边境压力倍增，兵力扩充。奶奶此时又患疾而终，原秉持父母在不远游的父亲，以二十四岁的高龄参军入伍，奔赴苦寒之地黑龙江虎林珍宝岛守护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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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部队的生活在父亲看来是惬意的，没有想象那么艰苦。珍宝岛所在乌苏里江，鱼获丰富，全是几十斤大马哈鱼，直接用麻袋装。因是最险恶的中苏边境，各种物质供应既优质还充分，比远在川东北的乡村丰富多了。随着中苏关系俞发交恶，从佳木斯发往虎林的火车成了部队的专列，各种物质源源不断地运到一线，部队的生活更丰盛，各种罐头吃到吐。边境形势进一步恶化，边防连队开始动员。开始写挑战书，血书，战争还是开始了。

战端一开，自然会有流血牺牲，在边防站长孙玉国的指挥下，虽是捷报，一个接触下来也有17人阵亡。部队很快得以后方休整，一个连队又补充兵员数人，整装待发。战争很快结束了，但边境之险，一线之地自是压力重重，剑悬中天，双方陈兵百万，又时有苏方发动核武攻击消息四布。后从父亲日记所述，既兴奋又紧张，军人动员起来还真是血脉喷张，勇冠三军，生死之事置之度外。前线消息传自后方，外婆终日忧心如焚，连发数信，已为国尽职，可返乡尽家庭之责。已有五年服役之期，可退伍返乡，可留二线部队任职。然已无选择，回乡而归。

6.彼时七十年代乡村中国，一个三十岁的退役返乡迷茫期的父亲，有了子女二人，还有两年后出生的我。好在此时文革后期，乡村教育得以迅速恢复，父亲虽然只是高中肄业，但学问底子不薄，又有革命军人身份加持，终谋得乡村民办教师一职，开启了自己三十年教书育人生涯。

教师的微薄薪水实在难以支撑一家大小。此时还是大集体生产，按社员工分来分配，家里只有母亲一人挣工分。每年都欠集体粮款，直至八十年代初土地包产到户后才得以还清。有了子女三人的父亲，责任感一下强大多了。从学校回家后立即参与农业生产，力求改善家庭困境。劳作并不能将时间填满，几分自留地怎么弄也就那样。闲下来的父亲研究起针灸之技来。背穴位图，背汤头歌诀，时间一长，也掌握得七七八八。也有几针下去起死回生的人生高光时刻。又伙同乡人置买理发工具，自学理发技艺，给家里人剪发。其实想来，在寂寞的乡村，怎么样把时光过得有层次感，是多么犯难的一件事。

7.子女一天天在长大，原本逼仄的住房，似有在屋内难以转身之难。一间堂屋，还有一半的产权属于幺爷，只赠送了居住权，另有一间厢房的楼上部分。看来买房建屋是每一代人的宿命。子女总会开枝散叶，老屋又怎能容下膨胀起来的人口。川东北的雨水很多，每逢大雨来临，屋内必有漏水之处。想来也是，房子修好之后，我就没见过那家是把全部房顶的瓦换过，每年翻盖的都不多。在乡间都是漏那换那，一生都在与滴滴嗒嗒的漏雨声斗争。白天还好，倘若是深夜，屋外狂风骤雨，屋内水声孱孱。父亲与母亲拿个洗脸盆放在房屋漏雨的地方，雨水啪哒，啪嗒，啪嗒……敲打着洗脸盆，清脆而刺耳。那时我们所在的乡村中国，大抵是家家如此，只是漏雨的程度不同罢了。父亲搬来梯子，移动青瓦，有时瞬间就解决了。有时看到瓦已经破损，这一晚也只能由它去了，脸盆接满了，倒了，再去接。天晴了，换瓦翻盖就不得不进行了。如此折腾，要另造新屋成了父母亲最迫切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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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当时，村里的人家几乎都是这般艰难。这时还要兴房建屋，只得苦熬，以省下不多的钱去兴办建材。彼时，外县有懂烧砖瓦的匠人在队承包经营。砖瓦的事只需自己出力做出泥胚，请师傅烧制即可。一砖一瓦垒起的房子是无数个日夜的辛劳，千万次的摔打泥胚而来。经此开头，后来我队形成规模，好多家都在经营砖瓦烧制，经常是浓烟滚滚，此起彼伏的炉火映衬了半边天空。田里的土越用越深，最后竟形成了好几个大坑，随后一整理，便是理想的鱼塘。

八十年代的川东北乡村，建房的木材已经紧缺了。在经历大炼钢铁，毁林拓荒后，森林覆盖率已经低得可怕。那时的春天，总有那么几天的沙尘天气，直到多年后才知道那就是小规模的沙尘暴。要知道，我翻阅县志曾读到五六十年代，地方曾涌现过一人猎豹虎数十只受到嘉奖的民兵英雄，可想当年的森林覆盖率之高。

建房的木材只能去到更远的地方去买了。那时的各种交易都是受管制的，各种手续繁多，要做到完全合法，交易就基本难以完成。有谓是竖房造船，昼夜不眠。对于有新房梦想的父母亲来说，他像一轮不息的太阳早出晚归，而吃这点苦头，又算得了什么呢？最终父亲想尽一切办法买到了一根根适用的木材，就要兴师动众中全部搬回来。

不知何人举报，大概是卖树人伐木证没办，木材被半路拦停。说是收缴，后大概是罚了些钱就放行了。乡村的民风从来都不甚淳朴，各种歪心思，坏心眼子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展示。直到大量乡人走出大山，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不再紧盯左邻右舍，不再在田边地角讨生活。久别之后的相逢才更亲切。父亲有了木材，就松了半副担子。因为解决了建房最重要的材料问题，马上就可以喊木匠做门架门页窗子。

两间青砖瓦房终于在包产到户那一年建成。一家人再也不用那么拥挤在堂屋的幽暗中了。阳光透过窗子上的玻璃打在房内，明亮而温暖。记忆中常有麻雀闯入屋内，把门一关，麻雀便往玻璃上撞，看得我胆颤心惊，立马打开门，看它们仓皇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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