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边往事之四 “插队劳动锻炼”—“知识分子”改造的必修课

商子

1972年春节，榆林地区民兵代表队，第三排右二孟宗伋

左起第二人杨桥畔大队队长常维华，书记詹立武，副书记赵怀玉

前排左二贺润芳，左五郭新莉，左六赵秀英，第二排左一吴兴田，左五孙治帮，左六朱光裕，左七徐浩，第三排左二王文敏，左七商子周，第四排左二窦文敏

　　杨桥畔大队有6个小队，榆靖公路北侧从西向东沿着边墙依次为1、2、4小队，公路南侧公社所在地附近为5队和6队，对面是3队。插队劳动锻炼的5名大学生，我住在1小队，华明在5队，汤静（32期）在2队，陕西省中医学院毕业的徐浩、田延竹夫妇则住在3队，彼此相距不远，经常有机会在公社一起开会，见面聊天，谈论各自在生产队劳动时的趣事。

这是一片风沙弥漫、黄土飞扬的昏黄天空，也是一块干旱少雨，荒草难生的不毛之地。恶劣的气候，贫瘠的土地，折磨着一代又一代苦难的人们，头顶着弥天的风沙，脚踩着漫漫的沙土，背扛着灼热的烈日，黝黑的脊梁，瘦弱的身躯，颤栗的脚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耕耘在这漫漫黄沙之中，一次次播撒着希望的种子，一遍遍收获着微薄的喜悦。然而，世事舛错、改朝换代，都没有给这里的百姓带来希望，他们依然挣扎煎熬在这块荒芜贫瘠的土地上，靠微薄的收成维系着一代又一代脆弱而顽强的生命。即便是好年成，交完公粮，剩下粮食也不够吃，要靠洋芋和酸菜充饥。麦糠、谷糠都是好东西，家家户户都吃糠窝窝。

　　一小队离公社有五、六里路，与西侧的九里滩大队相邻。全队户不足五十，人不足三百，沿“边墙”或凿洞而栖，或沙丘中修筑平顶泥土房而居，薄田种高粱、玉米、谷子、洋芋以果腹，每家都偷偷摸摸圈养几只母鸡、一只羊或一头猪，换点零钱以贴补家用。那时，种点蔬菜、养几只家禽都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公社明令不准，集市上卖几个鸡蛋都是偷偷摸摸。队干部心里明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和王永年副组长住在边墙上一孔破旧的土窑洞里，一盘土炕，一领柳席，一张摇摇晃晃的桌椅，简陋而又凄凉，自己不开灶，“吃百家饭”，队干部都是安排到家庭境况比较好的人家，干净卫生。陕北人厚道，总是倾其所有，尽可能的给我们做一天比较可口的饭菜，时间长了，很多家户缺吃少穿，连给驻队干部做一天像样的两顿饭的能力都没有，饭就派不出去了，没有办法，只好回公社食堂上灶。

县政工组王永年副组长和我在一队相处了近一年时间，他是当地人，认真、耿直、正派、善良，让我真实的感受到陕北农村基层干部身上许多优秀的品德。他如同我的人生导师，在我懵懵懂懂的迈入社会时，言传身教，帮助我适应从校园到社会的角色转变，学习如何和农民打交道，如何面对社会的人情冷暖。当年我们在陕北，举目无亲，能遇到这样一位良师益友，真是三生有幸。所以，我始终心怀感激。后来，他曾担任靖边县文教局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我在卫生局，有事就会向他求教。无论是在绥德还是西安，依然常有来往。

　　同在杨桥畔大队插队劳动锻炼的徐浩出身于中医世家，非常聪明，谈及中医理论滔滔不绝，写得一笔好毛笔字，只是怀才不遇，难免有点清高，后来调回西安市中医协会从事学会工作，开办中医门诊，在业界颇有名气，乃徐氏第四代传人，西安知名中医。夫人田延竹贤惠、善良，在省纺织职工医院（后改为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患者、同事有口皆碑，担任医院终身教授。徐浩在杨桥畔公社待的时间不长，县上办“西学中”学习班，轮训基层医院人员，抽调他担任教师，住在张家畔办学习班，一直到次年分配。

徐浩夫妇后来分配梁镇医院，他博览群书，文采非常，记得为女儿取名时斟酌再三，颇费心思，取复名“天卿”，“天”为至尊，喻天赐良才，非凡夫俗子；三公九卿，学富五车，位列侯相，“卿”字彰显的是父母的意境、胸怀和对下一辈未来的殷殷期望。

人的姓名本来只是一个符号，由于家庭、种族等社会因素，姓名被赋予了太多的文化内涵，通常都有一定的含义。当年姓名时兴单字，取复名已显示与众不同，那个年代敢用“天”字更是大逆不道，至于卿，士大夫之族，名流雅士也，属封资修之列。“天卿”之名既有文化，又有品位，还很胆大。许多年后，我曾告知天卿其姓名之寓意，她回家面陈父母，谓此言不谬也。

那段日子，每天参加劳动，公社开会，生产队宣讲政策，忙忙碌碌，生活过得倒也踏踏实实。在老百姓的眼里，你是大学生，是医生，是挣工资的干部，是县上派下来的工作组，对你特别客气，常常是安排和婆姨女子们在一起，体力劳动的活计都不重。但是，只有自己心里明白，是插队劳动锻炼，是被教育、改造的对象，双重矛盾的角色，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但是，不再有人关注你的出身、家庭问题，不再有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你，没有人觉得你是劣等公民，别人的眼光里有一种尊重，突然间，让你的心中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自信。

　　秋收公粮征收结束后，工作组任务便告一段落，县上的几位干部回单位上班，我们继续留在生产队劳动。平心而论，我们在杨桥畔大队劳动锻炼，没有受太多的苦，大环境还是比较宽松。开始以农村工作组名义到生产队，公社开会多，陪同省电视台记者拍电视片，和王组长一起四处检查，没有安排多少农活。王组长外出开会，我在猪场帮忙打扫猪圈，起猪粪，或者去地里帮忙收谷子，往地里背粪，用粪簸子抓粪，后来又带大队篮球队去张家畔参加全县农民篮球锦标赛(取得第二名)、组织宣传队参加地区民兵汇演，实实在在参加劳动的时间并不多。而且，农民也知道你是干部，临时下乡锻炼，并不指望你干什么农活。记得最苦最累的劳动就是入冬后参加的“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每天凌晨5点起床，零下20度左右，地冻一尺多厚，镢头挖上去就是一个白点，根本挖不动，纯粹是形式主义，都是欺下瞒上的表面文章。农村不足20岁的年轻人，衣服单薄，冻得直掉眼泪，农民非常抵触，后来队长也叫不动人，农田基本建设也就不了了之。

春节前，因为杨桥畔大队文艺演出队参加榆林地区民兵汇演，我和华明开始组织宣传队，指导他们排练节目，并随队去榆林演出。倒不是他们的演出水平有多高，只是因为杨桥畔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被选定参加全省民兵汇演。回到杨桥畔，县文化馆也派人来指导排练，借用演出服装、乐器等。不日，一辆长途客车，近40名演职人员，我作为领队也一起回到西安，住在小寨军分区招待所，免费吃了几天饱饭。

　　榆林地区民兵代表队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杨桥畔地道的农民，临时组织，几个小节目如快板、表演唱的歌词都是我写的，套用陕北道情的曲调。另一部分是榆林歌舞团的旧班底，半专业的榆林县代表队，常年集中排练，四处演出，人员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穿着打扮，就连演出服、化妆品都相差很大，城里人看不起农民，时不时还有些小矛盾，好在榆林的孟宗伋队长，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随和大度，和我挺谈得来，有事彼此都能理解，沟通，还有带队的一位榆林军分区的文化干部从中协调，一切顺利。在西安呆了短短几天，参加了两场汇报演出，观摩了其他地区代表队的表演，都是业余团体，节目大同小异，水平难分伯仲，没有评奖，汇演结束就匆匆返回。

离开西安不足半年，慈母意外之余的欣喜激动之情，许多年后，我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汇演时间安排较为紧张，我也因公务在身，往来不便，没有住在家里，只是抽时间和母亲详细述说靖边工作、生活情况，告知一切安好，让她放心。

西安旧地依然如故，生我、养我，教我，慈母翘首盼归，姐弟四人手足情深，虽非故乡却胜似故乡，只是已成往事。这座城市，不管你多么爱她，忘不了她，她却并不知情，依然是一副老气横秋、冷若冰霜的模样，而我也从昔日主人，变为今日的匆匆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