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广西路三号（下）

箫鸣

续接《记忆中的广西路三号》（上）

当时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也是江西人，他难忘江西人民的大恩大德，一九六五年夏天邀请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来青岛疗养，杨书记到青岛的前一天晩上，谭启龙书记特意打电话给我父亲，请他务必在清晨五点前赶到大港码头迎接杨书记一家，父亲安排他们在接待副国级干部的山海关路五号住了一个多月。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是父亲的老战友，也亲自带着上海产的汽车、纺织设备等工业制成品支援青岛，帮助青岛市解决了很大的困难。一九八三年、父亲从山东省副省长的位置上退居二线后，还专程去上海和南昌看望了这些老领导和老同志，对当年给予山东省的无私援助再一次表示了忠心的感谢。

图一：青岛市山海关路5号，始建于1933年，是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一座日式别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谭震林等曾下榻于此

图二：谭启龙（1913-2003）江西永新人，1928年参加红军，33年转党，曾任浙东军区政委，三野七兵团政委，建国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浙江、青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右侧是夫人严永洁

图三：杨尚奎（1905-1986）江西兴国人，1928年入党，曾任贑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建国后长期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右侧是夫人水静。

图四：王一平（1914-2007）山东荣城人，1932年入党，曾任鲁中沂蒙地委书记，山东军区四师政委，三野26军政委，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中顾委委员

父亲当年是临危受命，带着党和华东局的信任与重托，前往青岛拨乱反正、抗灾救灾的。去之前父亲知道青岛的灾情严重，但见到实情后，感觉灾情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即墨县是当时受灾地区的重中之重，一个县近10万人出去逃荒要饭，在家的村民个个饿的面黄肌瘦，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南泉公社盐场的一个工人，因吃不上饭竟然将两个亲生孩子推到井里淹死，自已上吊自杀了。七级公社发生了两个儿子为争吃的将老父亲掐死的事件，父亲看到这些心情格外沉重。那时我们在家基本上见不到父亲，他不分昼夜地在基层做调查研究，并组织了1500名的干部队伍派往基层单位，和百姓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吃上东西，父亲长期在百姓家里吃菜团子和地瓜蔓子粥，也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有一次市委办公室的同志们看到父亲日渐消瘦，便蒸了一袋馒头给父亲送了过去，父亲严厉的批评了这几个同志，命令他们将这袋馒头送到敬老院去给孤寡老人们吃。父亲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坚决不搞特殊化，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认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快速扭转了青岛市的受灾局面，1962年青岛的粮食产量就恢复到灾前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七十。

图五：等待施地瓜面稀粥的村民，以老弱妇幼为主，大家手持一只空碗，眼睛里溢出渴求食物的目光

那时娘娘为了改善生活，也不得不将院子里漂亮的草坪挖掉一块，平整了土地种上了青菜，平时难见肉荤、也不得不养了几只小鸡，姐姐刚上小学二年级认字不多，就用最简单的字给小鸡起了名字，一只黑色的叫“不丁”，一只黄色的叫“二旦”，其它的名字记不清了，平时我们也经常帮着娘娘喂鸡，看着绿油油的青菜挂满了露珠，小鸡快乐的在院子里奔跑，心里也止不住的高兴。

图六：娘娘在院子里种上了绿油油的青菜

青岛的海风隔三岔五就来一次，通常在大风之后，娘娘和姥姥清晨四点就起床到前海沿去捡拾随风刮来的海带，有时收获颇丰，可以捡回一大抱新鲜的海带，这些海带晒干后就是餐桌上的上乘菜品，那个年代流行一种地方病，就是由于缺碘造成的甲状腺肿大，很多中年妇女脖子上挂着一只木瓜大小的肉球，长大以后我还惊奇，青岛有那么多富碘的海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长大脖子病，可见我们的人民受教育程度之低是难以置信的。

图七：海带、一种含有丰富碘类物质的海洋植物

广西路三号的对面是广西路十四号——北海舰队直属政治部的军营，每天看到戴着飘带海军帽、穿着水兵服的战士们出出进进是真心羡慕，特别是每个周六的晚上，军营里总要放映露天电影，从我家二楼的阳台上就能看得到，但毕竟距离太远，看得不太清楚也听不太清楚，有一天听说放映新电影《51号兵站》，我和弟弟就跑到门口哨兵处，和哨兵叔叔说想进去看电影，哨兵叔叔看我们俩是小孩，又是对面邻居，就很客气的让我们进去了，可看完电影回家时大门都锁了，进不了家门我俩又返回了军营，有个班长叔叔热情的把我俩拉进他们的房间里，房间很大，双层床住十几个人，我俩一人和一个战士躺在一张床上正准备睡觉，我家娘娘和警卫员小李叔叔就找来了，娘娘和战士们絮絮叨叨的说这俩孩子真不听话，晚上出来也不和家里说一声，害得到处找，我心里暗自得意，要是和你们说了我俩就出不来了。

图八：一张老电影海报勾起童年的美好回忆

小学三年级始、学校要求在暑假期间成立课外学习小组，班主任司老师首先想到我：张晓明你家房子大，就在你家办个学习小组吧，我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下来，可回头一想，这事还没和爸妈商量呢，回到家怀着忐忑的心情问了妈妈，没想到妈妈非常支持，还在花房里为我们安了一张小桌子，便于我们四个同学做作业，我记得是靠近广西路住的几个同学到我家来，有广西路的张洪昌、平原路的王善君，江苏路的兰东。司老师有一次和我说，你爸爸在大会上讲话总把揪jiu念成秋qiu，请你爸爸纠正一下，回家后我就把老师的意见告诉了爸爸，爸爸笑了笑说，认真接受你们老师的意见，改正。父亲在青岛市民中的印象一直是个没有官架子的好干部，谦虚和蔼、平易近人。《今日头条》上曾刊载了一篇评价自民国起任职青岛的二十几位市长的文章，有一个八零后的年轻人跟贴说到：我爷爷说沈鸿烈好，我爸爸说张敬焘好，我们八零后都说俞正声好，这个说法基本上反应了近几十年来老少三代青岛市民真实的心声。

图九：1963年6月1日，父亲和北海舰队副司令员邓龙翔将军一起参加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六三年以后国民经济逐渐好转，灾后重生、国泰民安，这一阶段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是大家公认的最和谐幸福的年代。

那时弟弟还小，我和哥哥姐姐经常在院子里玩跑圈比赛，用闹钟记时，围院子跑一圈一般是三十秒钟，只多不少，很难突破，有一次我投机取巧，跑到后院当哥姐看不见时少跑了一小段路，回来时达到了二十八秒，哥哥姐姐直夸我跑的快，实际上自己心里清楚是做了假的，内心感到十分愧疚，对不诚实的做法给予了严厉的自我批评，从此再也不敢说假话了，这种作风陪伴我长大。文革后进入社会感觉怎么不是那么回事了，那么多的人为了一已私利都在说假话、办假事、做假人，说假话的人都重用提拔了，说真话的人反而原地不动了，真是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费解也就不解了，干脆把罪过都推给文化大革命吧。

图十：青岛市金口一路44号、始建于1932年，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宋子文的公馆，宋子文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文革中青岛市革委会主任、造反派杨保华的家

一九六四年、父亲总觉得到青岛后住这么大的房子太浪费了，而且有些脱离群众，就想换个小一点的房子住，市委办公室的同志们推荐了金口一路42号和44号两幢房子，我妈妈看过后，感觉金口一路42号还马马虎虎，但44号更大了，岂不是更浪费了。金口一路44号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宋子文在青岛建造的公馆，依山傍海的非常奢华。文革时靠造反起家的青岛明胶厂工人杨保华、不遗余力的巴结王效禹和康生，篡夺了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当上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一当上主任就把金口一路44号选为他的私家官邸，又重新装修了房子，和燕萍夫人出出进进的好不神气。杨保华倒台后、44号被青岛市民砸了个稀里哗啦，我也曾去看过，那么好的房子，顷刻间变得千疮百孔了，实在让人心疼不已。当然最后我们家哪个房子也没有搬去。正巧当时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卓青调往江西省工作，空出来沂水路14号的第三层，父亲感觉一层楼大小正合适，我们家就此搬到了沂水路14号。

图十一：青岛市沂水路14号，曾经是英国驻青岛领事馆，也是我们到青岛后的第二个家，我们住在第三层上。现在不知是何人居住，竟然将英伦建筑多重人字形坡屋顶给打开了，而且加上了与原风格风马牛不相及的铝合金窗户，完全破坏了建筑的皇家气派，失去了原有的庄重、神秘、严肃的感觉。

离开了广西路三号就很少再去那个院子了，一九七O年，我们离开了青岛；八十年代，有一次回青岛时发现已经挂上青岛市衡器检验所的牌子，变成办公室了；二零零年后再回青岛时里面竟然变成职工宿舍了，据说住了十几家人，连车库和锅炉房都住上人了，房子也被糟蹋的不成样子了；一零年以后再去，院子里的绿植都被铲平了，偌大的院子变成停车场了，足足可以停下十几辆汽车。这么好的历史建筑即将失去本来的面貌，儿时美好的回忆也消失在一片混乱当中，离开时心里五味杂陈、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

图十二：红瓦绿树的美丽青岛，是刻在心底的记忆，每逢看到她或想起她，都是无限的思念，这是我一生中最富有诗意的情人，总有一份割舍不下的情怀，是我永远的爱——将这份爱赠予养育我的故乡——青岛。

一完一